社会科学的影响与促进

时间：2022-04-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二节　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与促进一、三位重要社会理论家的贡献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是19世纪三位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他们的思想越过大西洋,对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事实上,不管是否承认,达尔文确实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今天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大部分领域,当然其中也包括传播学。

第二节　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与促进

一、三位重要社会理论家的贡献

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是19世纪三位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他们的思想越过大西洋,对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这些欧洲的理论基础间接地影响了20世纪在美国崛起的传播学。芝加哥学派中的社会学家为进化论所吸引;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结合起来;互动传播的帕洛阿尔托学派通过研究相关传播来反对弗洛伊德的内心理论;哈罗德·拉斯韦尔热衷于精神分析的思考;而卡尔·霍夫兰的说服研究则在弗洛伊德理论那里找到了间接的基础。

对于传播学学者来说,达尔文特别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人类和动物的表情》,该书出版于1873年,即《物种起源》问世13年之后。这部著作创建了非语言传播的领域,尽管达尔文没有这么称呼。他论证说,如果不理解动物的情感表达,就无法理解人类的情感表达。达尔文通过描绘婴儿和儿童、各种文化中的成年人、精神病患者以及猿和狗那类动物的情感表达,来支持自己的非语言传播的起源理论。

查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

在纪念《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出版100周年时,P．埃克曼(Paul Ekman,1973)——非语言传播领域的一位重量级学者——收集了与达尔文的非语言传播理论有关的当代研究依据。他的主要结论是,“达尔文的许多观察,他的大部分理论解释和预测,都被当前的事实所证实”。研究证据表明,“我们的情感表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我们的进化论来决定的”。诸如生气、害怕和喜悦等某些普遍的面部表情可能源于某些天生的、遗传的作用,而与某些情感有联系的面部肌肉运动的特殊模式则起源于遗传的作用,而不是后天学习得来的(埃克曼,1973)⁽³⁾。

自1859年《物种起源》发表以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对社会科学思想和传播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它在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方面直接影响了卡尔·马克思,而马克思主义又成为传播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批判学派的主要思想来源。

第二,由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表达的“变异”将C．H．库利和R．E．帕克那样的美国早期社会学家引向了社会学领域,尽管他们后来都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库利,特别是帕克是芝加哥学派(传播学的另一重要流派——传统学派的代表之一)的领袖,而帕克则是大众传播的第一位理论家。帕克关于城市生态学的著作直接受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

第三,达尔文有助于非语言传播的研究的开展,这是传播学的一个专业,它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

第四,进化论的许多重要概念和机制现在都被研究群体生态学的学者们所使用,当然也包括传播学学者。

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不同,除了非语言传播的研究者以外,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未被今天的传播学学者积极地推进,这些人通常也不承认达尔文在开创他们的研究传统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但事实上,不管是否承认,达尔文确实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今天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大部分领域,当然其中也包括传播学。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科医生,精神分析学创始人,著有《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

对于社会科学在美国的发展,弗洛伊德是自19世纪以来欧洲的三大影响力量之一。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处于社会的宏观层次,而弗洛伊德的思想则处于个体的微观层次,例如他从个体的儿童经历——他们掩盖在无意识之中——之中寻求对于行为的解释。弗洛伊德坚持认为,儿童经历构成了成人的行为,同时无意识地解释了人类行为。

精神分析理论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存在于个体之中,特别是存在于无意识之中。今天所使用的许多重要的传播学理论都在个体当中寻求推动行为变化的力量,尽管这些理论不是精神分析理论,例如,F．海德(Fritz Heider)(1946)的平衡理论,L．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1957)的认知失调理论以及佩蒂(Petty)和卡西奥普(Cacioppo)(1981,1986)的态度变化的详尽可能性模式。这些理论都假定,个体失衡的、不一致的或不和谐的状态,由于对于个体来说是不舒适的事,所以导致了这个个体的行为和变化。人格研究的学术传统由C．I．霍夫兰所开创,这个传统是从C．赫尔的学习理论发展而来的,赫尔的学习理论反过来又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理论也对H．D．拉斯韦尔有关政治领袖的精神分析研究产生了影响,尽管它并没有同样直接地影响拉斯韦尔的传播研究。⁽⁴⁾

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今天的批判的传播理论。例如,对于偏见的颇有影响的研究,在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等人(1950)的《权威人格》中都有论述,它代表了一种以量化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格问题的精神分析理论。显而易见,弗洛伊德理论的深远影响体现在今天人类传播学的各条线索之中,其中一个深受弗洛伊思想影响的代表便是帕洛阿尔托小组(Palo Alto group)。

帕洛阿尔托小组的研究是有关交往传播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具有丰富意义的理论。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学术构成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学科的:其奠基者贝特森接受的是人类学教育;而另一重要领导人物杰克逊接受的则是精神病学的教育;小组的其他成员黑利和贝弗拉斯获得的是传播学的硕士学位;沃茨拉维克学习哲学、语言学,也学习精神病学;威克兰德曾是一个化学工程师,后来对人类学发生兴趣,还特别关注中国。帕洛阿尔托小组的这一跨学科的性质形成了一种混合性的活力。⁽⁵⁾

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学者们提供了一种有关人类行为的可供替代的概念化做法,他们重视作为理解个体行为的手段的个体与他人的传播关系。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临床领域到60年代出现了一次重大研究范式的转换——弗洛伊德从侧重于个体内在动力研究转向了侧重于个体交往或关系模式的临床研究,而帕洛阿尔托小组是这个范式转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传播学方面的研究,帕洛阿尔托小组从工作中为我们提供的一条重要的经验是:既重视假定的实在,也重视传播问题。帕洛阿尔托小组的观点要求人们意识到模棱两可的传播,理解传播反常现象,研究诸如悖论那样的自我指认的矛盾的性质,并提出更多的、更清楚的传播是否经常发挥作用的问题。但是,在传播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效果研究,而以关系传播研究为主的帕洛阿尔托小组学者的观点是控制论的、生态学的,以系统论为基础,它并不适合传播学的占统治地位的认识论,这是帕洛阿尔托小组的交往理论之所以没有受到美国主流传播学学者的更多关注,没有对传播学产生更多影响的一个原因。

没有哪个理论家像卡尔·马克思那样构成了历史的进程。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种用来理解当代社会之社会变化的富有想像力的尝试——的思想力量往往又被其政治影响所限制。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关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分并非始终是清晰的,即便在社会科学那里也是如此,而这一混乱已经限制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

马克思提倡一种基本的理论观点:“在任何社会,获取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基本资源方面的不平等不可避免地造就了一种文化,这一文化引起了某种类型的重大的社会冲突。”(本森,1979)这里包含了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批判性——社会是不完美的,需要加以改变。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被视为社会上层建筑的大众媒体,经常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这其中也包括传播批判学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学者认为,在西方工业社会中,大众媒体的内容为社会阶级关系所统治,媒体成为巩固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工具,而且多半是反对革命和反对变革的。

马克思主义及其近代的批判学派的理论团体可被看做是经验学者的思想和概念的一个来源(罗森格伦,1983)。批判学派注重大众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问题。虽然这些课题并没有引起像拉扎斯菲尔德那样的经验主义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后者仍然沿着探讨传播效果的方向深入传播领域,但是批判学派对于社会的贫困、劣势和微弱部分的强调,确实能够对非批判学者产生提高意识的影响。美国的传播批判学者和经验主义的传播学学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出了一个富有成果的理智挑战;不过,这一冲突却使得批判学者为传播研究提供的宝贵线索并未得到经验主义学者所擅长的研究方法的多大的帮助。

二、传播学的七种传统立场

传播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是在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由于涉及众多的理论流派及其哲学上和实践上的复杂性和差异性,从而使得传播学既属于社会科学,又被视为人文科学,同进还带有明显的自然科学的痕迹;使它既有自己的理论范畴、学术话语,又更多地借用了其他学科的理论范畴。

在众多分散的理论或理论体系的纠缠中,罗伯特·克里格(Robert Craig,1999)将对传播学贡献较大的学术理论归纳为七种传统立场⁽⁶⁾:①修辞学;②符号学;③现象学;④控制论;⑤社会心理学;⑥社会文化;⑦批判理论。

1.修辞学传统

属于这种传统的理论把传播看做一门实用艺术。传播者——例如发言人、媒体制作人和作家——通常用精心设计的信息来应对各种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根据这一传统,传播者设计一些策略——通常是采用一些常见的手段——来达到感动受众的目的。修辞学理论的典型特征是充分利用逻辑和情感上的吸引力。根据这一传统,传播者的工作成效取决于技巧和方法的运用。它的基本信条包括:①言辞具有相当大的力量;②信息有益于人们做出正确的判断;③可以对传播进行评估,并且逐步改进它。修辞学理论对下述观点提出了挑战:①言辞不是行动;②外表不是真实;③风格无关紧要;④观点不是真理。

2.符号学传统

这一传统侧重于符号和象征,把传播看做是连接不同个人世界的桥梁。在那些世界里,符号具有一定的意义,有些意义为人们所共享,有些则不。这一传统适用于讨论分歧、误解和主体性回应等问题。它提出了以下一些与语言有关的概念:符号、象征、指代物、符码和理解。符号学有力地揭示了以下问题:①人类对共同语言的需求;②将主体性视为理解和沟通的障碍;③符号的多重意义。符号学理论对一些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①词语有正确的含义;②符号代指的是客体,因此,语言是纯客观的。

3.现象学传统

现象学传统侧重于个人的体验——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体验。传播被视为通过交流和对话实现个人体验的共享的过程。这一传统崇尚真正意义上的人际关系。从理论上说,它适于解决有关人际关系的问题——例如强有力的人际关系因何而瓦解等。在这一传统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听到“体验”、“自我”、“对话”、“真性”(genuine)、“支持性”和“开放性”等术语。作为一种理论取向,其吸引力在于它体现了人类对相互接触、尊重和共同立场的需求和差异性的认可。它抵制了以下这些理论话语:①传播只是一门技术;②词语和事物是截然分开的;③价值观与事实是截然分开的。

4.控制论传统

这一传统首先将传播视为信息处理的过程,主要解决的是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噪音干扰、超负荷、功能障碍等问题。其所使用的主要词汇包括“发送者”、“接收者”、“信息”、“反馈”、“多余信息”和“系统”等。控制论传统在解释与大脑、思维、理性和其他复杂系统有关的问题时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从总体上看,这一传统向以下观念提出了挑战:①人类和机器的截然对立;②线性的因果关系。

5.社会心理学传统

属于这一传统的理论集中探讨的是传播过程中某些方面的问题——包括表达、互动和影响,旨在监控其中所出现的一些挑战和问题的后果。属于这一传统的理论话语强调行为、变量、效果、人格和特质、知觉、认知、态度和互动。在下列语境当中,这一传统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①人格似乎是最重要的因素;②信仰和感情导致判断出现偏差;③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显而易见的互相影响。社会心理学传统反对以下这些观念:①人类总是有理性的;②人类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思维活动;③通过知觉来观察真实世界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和障碍。

6.社会文化传统

这一类型的理论将社会秩序作为讨论的中心,将传播视为社会的粘合剂,其所关注的问题和挑战包括冲突、异化和协调失败。属于这一传统的学者往往对个案进行争论,所使用的语言包括“社会”、“结构”、“仪式”、“规则”和“文化”等。这些学者会尽量避免争论以下问题:①个人的力量和信任;②自我的统一;③如何将人类交流与社会结构分割开来。

7.批判理论传统

这一组理论倾向于把传播视为权力和压制的社会化排列方式,该理论所回应的是意识形态、权力和征服等问题,其基本概念包括意识形态、辩证法、压制、意识的唤起(consciousness raising)、抵抗和解放。这一传统在下列情况下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①权力的自我维系;②自由和平等的价值;③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进行讨论的重要性。

三、传播学的学科基础

具体而言,传播学的学科基础主要有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政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统计学、符号学等等。其中,除新闻学外尤为重要的学科还有社会学、心理学和“三论”。

社会学对传播学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传播学借用了许多社会学研究范例,其中借鉴较多的有:

孔德(Auguste Comte,1760—1825)的集体有机体观念;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有机体及社会进化范例;

腾尼斯(Ferdinand Tonnies,1855—1936)的社会契约理论;

大众社会、社会分化范例;

社会化范例;

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1864—1929)和乔治·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的象征互动理论(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等人的结构功能论(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范例;

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等人的冲突论(conflict theory)范例。

第二,传播学利用了社会学方法进行研究,如早期传播研究中对舆论的研究、对宣传的分析、对股票行为的研究等。传播学所用的研究方法大部分来自社会学。

心理学对传播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传播学借用了许多心理学的研究范例,如心理学中的学习理论和模仿理论;社会心理学中的群体动力论范例、实验图式范例、知行不和谐范例;实验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改变范例。

另一方面,传播学还从心理学中借鉴了实验法等研究方法。

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三论”)都属于技术科学,但它们亦在哲学和方法论层面给众多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价值和意义。

除社会学、心理学、“三论”之外,对传播学影响较大的学科还有统计学、数学、政治学、符号学、语言学等。正是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为传播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方法,这些学科的学者也都在各自领域中涉猎过传播现象的研究。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可以说是许多相关学科共同奠定的,但是传播学的产生却派生于新闻学。

在大众传播学产生之前,新闻学是惟一专门研究大众传播现象和活动的学科。因此,可以说,新闻学是传播学的基础和前身。新闻学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至19世纪末在美国兴盛起来。随着新闻实践的逐步深化,新闻媒介的种类不断增多,新闻学原有的研究范围已无法涵盖日益发展的新闻业,新闻事业逐步扩大至大众传播媒介业,“新闻”的概念也逐步让位于“大众传播”的概念。于是出现了大众传播学。它以人类社会的所有大众传播行为为研究对象。大众传播学研究进一步深化的结果便是传播学,即从个别的传播规律到大众传播,再深入研究,上升到普遍的传播规律,即人类的传播活动过程及其规律。由此,可以看出传播学的基本发展轨迹: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三者既相互关联,又有明显的区别。

表1-1　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的区别

新闻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新闻活动规律的一门科学。新闻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便是:人类社会的各要素对人类新闻活动的决定和影响以及新闻活动的自身发展、新闻活动对社会的反作用”。⁽⁷⁾大众传播学则是一门边缘科学,“它在学术上直接扎根于同属行为科学的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之中并同这些学科相互借用假设、理论和知识”,“它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聚焦于大众媒介及围绕它的人的活动,以期得到关于大众传播过程和效果的可靠知识”⁽⁸⁾。而传播学就是要“解释人类传播过程的基本性质,从诸如语义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这样一些领域里得出许多很有研究价值的线索。需要把它们结合起来,充分描述整个的人类传播,然后方可以估量出使用复杂媒介的大众传播的地位”⁽⁹⁾。

新闻学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变迁、发展,自己也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变革。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分析整理了1937年到1956年《新闻学》季刊的内容,指出了新闻学发展的四个趋势:

第一,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一般而言,定量分析较具客观性,因为它能以精确数字辨明一个普通的现象或事实;而定性分析则失之主观,往往以部分的特殊代表普遍的全体。

第二,从人文学方法到行为科学方法。传统报学以哲学、文学为基础;而大众传播学亦属行为科学之一支,它以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为基础,走向实验的阶段。

第三,从伟人研究到过程与结构的研究。传统新闻学只以文学方法对报业经营者做传记性描述;而大众传播受牵制的因素变化多端,以致形成环境相连、交错复杂的因果关系。

第四,从区域性角度到国际性角度。由于国际传播的发展,新闻学的研究范围已不再局限于一国或一个区域,而必须伸展至国际范围。

实际上,传播学的许多研究成果、概念、范畴和方法等也被近年来的新闻学研究所应用。德国著名的新闻学教授西格弗里德·维申伯格(Siegfried Weischenberg)博士在其著作中就提出了许多全新的新闻学理论观点。他在传播学的基础上,对现实的新闻活动进行分析,其中引入了大量的大众传播学概念和观点。维申伯格教授提出了一个新闻业关系—新闻学研究对象图(如图1-1):

维氏指出,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以下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