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区变迁
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发展，最具体和最直接的表现是社区变迁，因为社会可以被看成是由各种社区组成的。社区变迁是指社区活动的实践过程，在这一个过程中，成员通过各种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使社区的主要因素和机构不断发生变化和发展。构成社区的要素可简单概括为三个方面：地域区位、人口、文化。
社区文化是社区的核心。吴文藻先生曾提出，社区除了地域和社会心理因素外，文化是其核心要素。所谓社区文化，就是指社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包括四个方面：（1）物质文化；（2）象征文化，即语言、符号及其他象征物；（3）社会文化，即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4）精神文化，即共同的价值、信念和意识形态。[6]社区变迁的动因，归根到底是人们社会行动的结构和功能的转变。
（一）城乡关系的历史演变
城市文明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的一次历史性飞跃，从人类社会出现第一个城市之日起，就存在着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城乡关系包含和体现了多种社会关系，如阶级关系、分工与利益分配关系等。据估计，最早的城市大约是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出现的，位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Harappa）和莫亨卓达罗（Mohenjodaro）是较早出现的城市。中国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也出现了城市。随着城市的发展，城乡关系在不断地演进和变化。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城乡关系的演变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早期城市的兴起，与阶级分化和国家的出现有着密切联系。古代的城邦和城，大多是统治阶级的居住地或国家机器的所在地，如中国封建帝国中的城厢之地，多用城墙和护城河围起来，与乡野割裂开来，一是为了显示地位，二是为了军事防卫。住在城里的大多是统治者或为统治者服务的人员。统治者已经脱离了劳动，他们主要依靠榨取广大百姓的劳动成果为生。他们之所以获取他人成果，是因为手中握有统治权，能对在乡土社会中直接从事劳动的人们加以控制。这样一种社会关系决定了城乡关系是一种不对等的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2）城市削弱并逐渐取代农村。近代工业革命兴起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态也产生转换，其中城乡关系已不像以往封建专制和割据时代那样，是一种绝对的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资本积累和机器化大生产的出现，不断征用和收购农村生产资料，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不得不进城到工厂里去做工。这样，农村的地位和生产力也逐渐被削弱，并有被从事工业化生产的城市所取代的趋势，如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的早期阶段，曾有血腥的“圈地运动”，迫使大量农民离开自己的耕地，以便让资本家发展羊毛纺织工业。由此可见，工业化通过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扩大再生产以及商品渗透，不断削弱农村的势力，迫使或吸引农民进城，从而使城市逐渐取代农村。
（3）城乡融合和一体化发展阶段。当工业化发展到较高程度时，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力度逐渐增强，工业化不断带动和促进农业的现代化。伴随着工业化的技术进步，也推动了农业生产手段和工具的进步，传统农业逐渐向现代农业转化，传统的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化的浪潮冲击下，也逐渐产生巨大的变迁。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已大大减少，两者在收入、地位、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程度方面已经趋向平等和一致。
目前，我国的城乡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城市居民与农民在权利义务、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等多方面仍有较大的差别和不平等，如收入差别，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06年全国“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 759元”，城乡收入之比高达3.28∶1。
（二）社区变迁与城市化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构成之一，社会的发展也就意味着社区的变迁。从本质上看，社区变迁的根本动因与社会变迁的动因是一致的。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导致社会组织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从而必将引起社区和社会结构的变迁。
人类从流动的群居生产和生活向稳定的社区生活过渡，首先得益于农业技术的革命。当人类掌握了农耕技术和家禽养殖技术时，便逐渐聚集在一个适合农业耕种或养殖的地方，过着相对稳定的社区生活，这样就形成了农村社区。与农业生产相适应的农村社会组织形式主要是家庭、邻里以及家族等基本群体。
蒸汽机技术的发明创造，又引起了一场历史性的产业革命。蒸汽机的普遍使用，不仅意味着机械动力取代了手工劳动，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更为重要的是，机器化大生产导致了生产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结构功能的变迁。手工作坊中组织关系主要由师徒关系转为雇佣关系。机器化的工业生产需要一种系统的、有组织的工厂和企业。工厂组织中的关系是一种正式的法律关系，各种组织已不再孤立自为，而是与其他组织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的变迁，引起人们生活、居住方式和格局的变化，导致社区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变。机器化工业生产“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透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7]
电子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电子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大大减轻了人们劳动的强度，同时使办事的效率大大提高；电子通信水平的不断提高，使人们之间的交流距离大大缩短；互联网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扩大了范围，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信息技术革命把人类社会带入信息时代，以信息服务为龙头的第三产业迅猛发展起来，并成为社会的主导性产业。产业结构的转换，引起了产业组织结构的变迁，而组织结构的变迁，又促进了社会的结构和功能的变化。目前，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城市已逐渐从工业中心向信息、商业、金融和交通运输中心转化。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已经超过第一和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便利的交通和通信，加强了地区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从而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联，社会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城市化是社区变迁的基本走向，不仅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和生活在城市，而且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逐渐被城市生活方式和市民的观念所取代。城市化包括人口学意义上的城市化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城市化。人口学意义上的城市化是指人们居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迁过程以及与这一过程相关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城市与乡村不同，更重要的是社区的权利结构和组织结构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城市社区秩序的维持依赖于法理权威；社会组织也已是以一种非家庭和非亲属性的组织为主。
当今，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正进行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由于各地的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形形色色的城市模式和发展道路。
在非洲，尤其是北非，城市化表现为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几乎相当于总人口增长的两三倍。城市化给农村地区带来了巨大影响，使农村失去了权威，而城市秩序又没有建立和完善，混乱的城市生活已成为社会的主要负担。传统的结构严密的家庭受到非亲属组织的严重挑战；金钱和财产欲望冲破了传统家庭主义的伦理价值，越来越多的人已不再受家庭礼教的制约。
亚洲的城市化具有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特点。一方面，他们有自己传统的城镇和城市；另一方面，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使众多的港口城市迅速涌现出来。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他们也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过程，从工业化中逐渐“拉出”许多现代化的大城市，如印度及东南亚各国的城市化，大多经历了这样一种过程。
在发展中国家，唯有拉丁美洲属于西方文化体系。拉美的城市化与贫穷、犯罪、人口急剧增长是联系在一起的。其城市化的显著特点表现为人口高度聚集在几个大城市，“城市巨头”较为普遍，如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和秘鲁的首都，都是各国的特大城市。在拉美各国中，首都城市的人口比率普遍较高，如秘鲁首都利马的人口就占全国总人口的20%。造成拉美国家城市化过度和人口增长过快以及相关的社会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他们的文化不能有效地组织和利用他们所拥有的丰富资源。
从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发展里程和趋势来看，城市已不仅是第一、第二产业的载体，而且还是先进科学技术和创新思想的主要策源地，城市的中心作用越来越明显，人们的活动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城市。因此，城市化是社区变迁的主流和趋势，城市化是各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综上所述，社区变迁是文化、结构、生态诸因素变迁的综合，这种变迁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尽管大城市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如我国的西安和开封等古都），但大规模迅猛的城市化却是工业革命的产物。第二，社区变迁的世界模式和总趋势是现代化——包括对变迁的接受、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第三，社区变迁最剧烈的方面在于社会结构和生态上的变化，工业化吸引了大批移民，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其居民也包含了不同的种族、职业和阶层的人。第四，日益复杂的社会分工使社会关系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社区生活不再围着家庭和当地经济转，而是让位于大市场，让位于理性的、契约的关系；随着社区规模的扩大，社区权力越来越集中到大型组织如政府、公司中，个人的作用越来越小。第五，城市成为社区生活的主要形式，这一事实对农村社区也影响深远。不断使用农业技术使农村社区自给、自足、自治和相对独立变成历史。农村社区日益依靠城市来获得现金、银行贷款，以投资于农业机械、种子、杀虫药和灌溉，特别是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广大农村社区的发展向城市靠拢的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变迁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点。尽管早期的城市社会学家和人文生态学家曾经预言，所有社会的城市化模式和进程都是一样的。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欧美城市化是与工商业的发达相伴而生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却发生在经济贫困、非工业化的基础上。第二，工业革命使欧美的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都有所下降，从而使工业品的生产高于人口的增长。而在发展中国家，人口生育率一直很高，而死亡率却由于医疗技术的运用急剧降低，人口生产高于工业品生产，而且城市吸收不了来自农村的大量移民和剩余劳动力。第三，美国城市居民的空间结构为，越是上层社会居住地离市中心越远，而发展上的变化并没有在发展中国家应验，发展中国家社会的文化依然重视精神生活，重视传统，重视宗教，重视家庭。
（三）中国的城市化：历程与现状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与其他国家的比较如图6-1所示（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
表6-1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1949年前的旧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便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表现为官民和阶级关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社会结构成为一种典型的城乡对立、工农对立的二元结构。城市发展一方面保留了传统的阶级关系特点；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列强入侵的影响，城市呈畸形发展，城市布局和产业结构严重倾斜。主要城市大多集中于交通方便的海岸或河岸，这为列强掠夺和运送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提供了方便。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2～1957年），政府着手有计划地实行自己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当时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战略基本上是模仿苏联的做法，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依靠重工业来带动整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新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城市化发展特征与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以及各种相关的社会政策或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四个阶段为：（1）起步阶段（1952～1957年）；（2）停歇阶段（1958～1978年）；（3）恢复阶段（1978～1992年）；（4）发展阶段（1992年以后）。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建设和管理城市，如何解决城市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对于长期在农村从事革命的新政权来说，治理城市的经验几乎是一片空白。但是，建国初期，新的政权凭借自己的威信和号召力，成功地解决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城市失业和秩序混乱等社会问题。这一点无疑增强了我党对建设和管理城市的信心，从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便开始着手搞工业化，建设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工业化的高潮带来了第一次人口迁移的高峰。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政府一方面要对所有事物采取都包揽下来的做法，限制个人自由选择的范围；另一方面政府又不可能完全解决所有问题，所以只有采取强行控制的措施，压制某些问题。例如，政府一开始就对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和就业采取统包统配的政策，这种负担实际上是政府难以承担也不需要承担的。结果政府为了减轻自己的这种负担，只好采取强制措施，限制和制止农村人进城。1958年出台的《户口登记条例》正式将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彻底分裂开来，并严格限制户口的迁移和转换；1977年，政府对“农转非”加以严格的控制，规定各个城市的“农转非”指标为1.5%。由于对人口活动的人为限制，因此使城市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从“大跃进”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基本上处于一种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阶段。
改革开放后，政府对个体经济和个人自由择业采取了宽容和支持的态度，从此城镇个体工商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起来，从而繁荣了城市经济。1985年，政府为了鼓励和支持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在户口迁移和粮食供应政策方面，作了一些改革，出台了“自理口粮户口”或“蓝印户口”等措施，目的在于方便在城镇投资、务工和经商者。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国家放宽了城镇建制标准和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由此表明，政府已意识到发展城市化的重要性。
1992年，许多地方政府采取各种不同的名义，如集资、城市增容费、开发区建设费等，较为公开地出卖城镇户口；此外，1993年以后，各地相继放开了粮食的二级市场，取消了城市粮食供应和票证制度。所有这些都表明，政府对城镇发展和城镇户口控制的弹性已经提高。这些措施无疑促进了中小城市的迅猛发展。1980～1989年，200万、100～200万、50万以上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分别为24.16%、25.41%和28.47%，分别是1964～1980年的6.7、2.3和1.9倍。到1998年，中国城乡人口构成如表6-2所示（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
表6-2 中国城乡人口构成
1981年，中国确立了自己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即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这一战略的核心内容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二是要以小城镇的发展作为城市化的突破口。
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战略仍有不同的看法。分歧之处主要是：究竟把大城市的发展还是把小城镇的发展放在首要位置。支持前者的主要理由是，相对于总人口以及西方经验来说，中国大城市还不够多；发展大城市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便于环境污染的治理。支持后者的主要理由是，中国人口众多，不能走西方的城市化道路，人口过分集中于大城市，势必导致诸如交通、失业和贫困等社会问题，小城镇可以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胡锦涛同志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帮助资源枯竭地区实现经济转型。更好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城市化发展历程表明，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已有所改变，即把“控制大城市发展规模”调整为“适度发展大城市，尤其是城市群”，无论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还是环渤海湾经济圈以及现在正风生水起的环北部湾经济圈，都是以大城市的发展为龙头，以城市群的扩展为中心，从而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这也印证了胡锦涛所说的“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城市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历史和经验都表明，中国发展城市化也是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至于如何走城市化道路，也许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调整，因为中国范围大，情况复杂，各地发展又不均衡，因此，统一的模式也许有其局限性。
中国经过近60年的艰苦奋斗，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不懈努力，2008年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已达到43%的历史新高，比30年前的20%翻了一番多，这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功绩。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与世界其他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我们目前甚至还没有达到世界城市化50%的平均水平，尤其是与现代化国家的城市化程度要求相比，差距更大。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现代化，其中一个硬指标就是城市化程度必须达到70%以上。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国家要达到这样的高度，还需要全体国民为之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
（四）社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如果把社区看做是社会的基本单位，那么关于社区的思想理论源远流长，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小城邦，到圣西门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一些社区的理念。中国古代道家的小国寡民的思想以及后来的“大同”思想，实际上也涉及社区建设的理念。自19世纪中叶社会学出现以后，社区也就被经典社会学家当做重要的研究对象。涂尔干关于“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论述、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理论、齐美尔关于都市与精神生活的理论、芝加哥学派对社区的经验研究等，都为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典范。吴文藻先生等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从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倡导中国社会学的社区研究和社会学的中国化。
1．社区文化
在构成社区的基本要素中，社区文化是核心。文化可以被认为是赋予社会以特定意义的行为模式或习惯。社区文化是指社区内成员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方式，其中主要指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的结构和特征、人们活动和生活的基本规则和方式、精神和意识的取向和特征。
滕尼斯从社会关系和组织结构的角度，区分了社区文化的基本类型，即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在滕尼斯看来，礼俗社会相当于小范围的乡村社区，这种社区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其中个人也被当做整体的人看待。社区文化是由人们对亲属关系的依赖以及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过渡的结果。社区的主要精神力量是情感、归属感和礼仪象征以及道德感。
法理社会代表了另一类社区文化的特点，它与现代城市社区相对应。村落社会的人们是彼此熟知的，而城市则是由陌生人组成，人际关系成为陌生人之间的预期行为互动，而控制行为的预期就需要一套统一的规范或制度，即法理规则。这样，人情味和亲属观念显然与法理格格不入，社区的行动和价值取决于个人主义的利益，社会组织之间充斥着利益的竞争。因此，滕尼斯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是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更为重要的是社区文化价值的转变。
2．社区权力
权力本是政治学的重要概念，近年来，这一概念广泛地被引入到社区研究中来，关于社区权力的结构、参与和权威的形成等，已成为社区研究的重要课题。
韦伯曾将权力定义为使别人遵从自己意志的能力，还将权威分成三种类型：卡里斯玛（个人魅力）的、传统的和法理的权威。社会学关于社区权力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理论倾向：一是精英理论；二是多元论。
（1）权力精英理论
对精英的论述，较早的学者有帕累托、莫斯卡、米尔斯和米歇尔斯等。帕累托在《精神与社会》（1935年）中，将社会成员分为统治精英、非统治精英和非精英三个阶层；米尔斯在《权力精英》（1956年）中，论述了精英集团的社会作用和地位以及他们拥有统治地位的原因。他认为，精英集团具有较高的凝聚性，这种凝聚性主要表现为精英成员的个人和家庭之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交换，如权利和职位的相互交换。凝聚性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背景和观念以及掌权的能力。
精英理论最初是用来对民主思想和实践进行批判，但是后来，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统治精英在社区层次上的存在，如美国社会学家林德的《中镇》（1937年）、珀尔斯比的《社区权力与政治理论》（1963年），通过声望和分层研究法或多元论的方法，考察社区决策过程中，是否存在精英统治以及精英是如何统治和影响社区的各项决策的。此外，美国的学者还从讨论国家层次上的政治精英来考察社区中的精英特征和社区权力结构。
至于精英，通常是指社会中的知名人士，即具有受人仰慕的特征的个人，他们在权力、职位和道德威信等方面具有超凡的特点，因而拥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所以，精英也并不只是指政治控制的能力，而主要是指一种拥有较高地位的职业群体。关于精英概念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精英的意义可能不在于社会分为精英与非精英，精英的存在与这一群体的高度的凝聚力和排他性有着密切关系。
（2）权力多元论
多元论认为，社会中的权力结构不是单一的，或一维的，而是多元的。权力通常被嵌入多样的群体和个人的结合体中，各个结合体都有自己的权力中心。
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达尔的研究支持了多元论的观点。他通过在康涅狄格州的调查，发现不同类型的领导人在不同的领域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他选择了学校管理、政治任命和城市重建三个问题作为分析的对象，结果他发现，一般的社会和经济精英对上述问题的决策无足轻重，而各部门的政府官员的影响相当大，但只有市长才有对所有问题都有影响的权力。因此，达尔认为，权力的结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无论是精英论还是多元论，都不可能全面地描绘社区权力结构的蓝图，因为社区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结合体，而且又处在不断的变迁之中，因此，它的权力结构是一个变化中的过程，而设有固定的模式。
3．社区研究方法
社区研究的基本目的是要认识社区结构与变迁和社会结构与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社区结构对人们文化价值观念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社区研究方法就是要在一定的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去考察和分析这些问题的路径。
（1）微观社会学方法
这一方法主要将社区作为一个微观单位，通过各种各样的调查和观察方法，观察和记录社区内各种活动的表现和特征，然后分析和理解各种行动之间的联系以及支撑这些行动的价值观念和动机结构。
微观研究法来自于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相结合的结果。人类学家为达到理解非西方文化或异文化的目的，通常深入到所要了解的文化群体中去，从认识和理解群体成员的生活来理解其文化的特征。
微观研究法通常采用参与观察、访问调查以及个案研究等方法来收集材料，对资料的分析主要建立在对某一社区地理、文化历史传统和现实理解的基础上，对社区文化的解释或研究结论常常是在对社区中各种行动或社会事实的描述中显现出来。例如，费孝通教授所倡导的农村研究法，就强调实地调查和观察，从观察到的事实中概括和总结出一般意义上的“模式”概念。
微观研究方法的特点就是能较为全面、细致和中立地再现研究对象的事实，而不是过早地加以评论或下结论。这样至少为别人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材料。
（2）功能分析法
功能主义强调用一种整体论的认识方法来观察和理解社区中人们的行为和制度。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认为，任何一种社会行动、习俗或制度都是某一文化整体的一部分。理解这些制度的意义，需要从制度的整体功能的角度来考察。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继承了韦伯理解社会学的传统，进一步发展了社会行动论和社会系统论；默顿又对功能概念和功能分析法作了一些补充。
功能主义的理论虽然受到一些学者的批判，但功能主义的方法论或功能分析法，如今仍具有其应用价值，很多研究中常常涉及这种分析方法。
功能分析法就是把社会结构看做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功能是指行动者的行动对整体或系统的作用或影响，也就是满足系统的某种需要。在社区研究中运用功能分析法，可以认识一个社区的基本功能需要，了解人们的行动特征与社区需要之间的关联，从中可以分析个体行动与整体功能的协调一致的程度，由此可看到社区问题或冲突的原因，可以为社区协调运行提供促进行动者与系统相互协调的规划方案。
城市化的进程在不断推进，社区含义及范围越来越广。微观研究法和功能分析法等传统方法，在分析现代问题时，虽有不少合理的成分，但是，随着人们不断集中居住于城市社区，越来越多的共同居住区在城市中涌现出来，从而形成了社区中的“社区”，这两种方法就有一些合理的地方了。而目前人们也已把城市中集中活动或居住的区域看做是小型的社区，如商业区、工业区以及居住小区等。因此，针对社区含义的扩展，社会学也在不断开拓本学科新的研究方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