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有别”的历史意义

“内外有别”原则确立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80年代和90年代被多次强调和补充完善，至21世纪初，一直被奉为对外传播特别是对外报道的圭臬。

“内外有别”是指对外传播(原来叫宣传)与对内传播在对象、目的、内容、方法和语言等方面均有不同，应区别对待。这一原则的内涵基本确立于20世纪60年代初。1961至1962年，外文出版社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澄清业务思想”的学习和讨论。其中，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内外有别”。讨论结果认为：“对外宣传与对内宣传的不同有以下五个主要方面：读者对象、宣传目的、宣传内容、宣传方法、语言文字。”^[5]

沈苏儒在《对外传播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中对这五个要素做了具体说明：(1)对象：不是中国人，而是广大中间地带的中间状态的各国人民。(2)目的：主要是影响和启发外国读者，而不是去指导人家革命。(3)内容：外国读者要求了解的问题、感兴趣的问题、对中国了解的程度、看问题的角度完全不同，因此需要提供不同的选题、选材、提法、角度等。(4)方式：在表达方式、策略、技巧等方面不同。(5)语言文字：非中文，是外文。

“内外有别”原则的提出可以追溯至1944年，当时新华社在延安窑洞开始对美国旧金山发送英文稿。这也可以看作我国现代对外传播的开端。当时从事这一工作的吴文焘、沈建图、陈庶、林迈可等人，提出了对外宣传的三个原则：“选择和编发最重要的、最有国际意义的新闻；消息必须绝对正确；照顾外国读者的理解程度、力求清晰易懂。”^[6]这三个原则是“内外有别”的雏形，反映了我国对外传播工作者从一开始就具有清晰的受众意识。

明确提出采取“内外有别”原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经济封锁、政治打压的政策。在此背景下，为了尽快建立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向国际社会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形象，我国在对外传播领域采取了“内外有别”的原则。“内外有别”原则的进一步完善是在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为该原则增加了“针对性”要求。1951和1953年，宋庆龄主持创办了《中国建设》和《人民中国》等对外刊物。周恩来总理曾要求这些刊物各有分工，在讲话中多次强调：“总的方针是共同的，那就是争取对新中国和它各项政策的理解和可能的支持，但每本刊物要针对各自的主要受众。”^[7]1952年，中央批准的中新社《华侨广播工作草案》中称，“国内报道与国外报道的目的和作用不同，选择主题的角度和方法应有区别”。1956年5月28日，刘少奇在《对外广播事业局工作指示》中谈到广播事业发展规划时，提出对外广播和对内广播的对象不同，应该分开。20世纪60年代，“内外有别”原则的内涵基本确定，即上面提到的1961年外文出版社进行的长达一年的“澄清业务思想”的学习和讨论，深度挖掘了对外宣传与对内宣传的五个不同。

“内外有别”原则的“升级”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1986年和1990年召开的两次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都强调了“内外有别”的内涵，即强调传播对象国受众的差异性和针对性。并且，在“内外有别”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提出了“外外有别”的原则，对国外受众的分析更加细致化。2006年出版的《新时期宣传思想工作》一书中，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对外宣传工作的方针原则提出了八点要求，其中第五点就是坚持内外有别、外外有别。^[8]

不可否认，“内外有别”原则的确立和推行对我国对外传播事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一，“内外有别”推动了对外传播地位的提升。“内外有别”原则强调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在读者对象、宣传目的、宣传内容、宣传方法、语言文字等方面存在不同，突出了对外传播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有利于提高各级主管部门对对外传播工作的重视程度，提高对外传播的地位。正是得益于此，我国对外传播成为与对内传播并列的一项事业，各级各地主管部门加大对对外传播的重视和投入逐渐提高。

其二，“内外有别”推动了对外传播效果的提高。按照这一原则，对外传播机构越来越重视“三贴近”，对外传播的内容更加适应海外受众的需求，表达形式更加符合海外受众的文化习惯，整个对外传播的针对性、感染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效果有了很大改观。这一点是显而易见、有目共睹的，也是“内外有别”原则最重要的价值体现。

其三，“内外有别”推动了对外传播研究的发展。“内外有别”原则的提出，唤起了业界和学界对对外传播特殊性的重视和研究，从海外受众、海外传媒市场、海外媒体运营等实用对策性话题，到跨文化传播、全球传播等基础学术性话题，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视野越来越开阔，认识越来越深刻，从理论和业务两个方面推进了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