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曾对交换给予文化人类学的充分肯定，他认为交换是一种“文化的实质性进步”。因为在交换产生以前，“抢劫，也许还有赠与，似乎是最原始的阶段的产权变更方式，好处完全落在其中一方，而负担则彻底归另一方”，这是人类社会战乱不断发生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人类还处于发展的野蛮阶段，产权变更的主要手段不是生产而是武力和强权。随着交换，尤其是货币的产生，人类才开始走向文明与和平。“当交换的阶段发展到产权变更的形式，似乎单单只是交换双方势均力敌而出现的结果时，这就是人类可能取得的最大进步的证明。”也就是说，货币，由于它一分一毫的可计算性，而使交换双方通过协商而达到了真正的平等，从而放弃了以往以武力为基础掠夺式的交往方式，使人类走向和平。“货币使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得到平衡……货币是不带任何色彩的，是中立的，所以货币便以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自居，成了最厉害的调解者。”西美尔认为这也许是“历史进程产生的最高尚、最值得尊敬的结果，即建立一个没有冲突、没有相互压迫的世界，不仅不必排挤他人就可以拥有并享受到价值，而且有成千上万次获得诸如此类的价值的机会”，“交换……是把公正与产权变更结合在一起的第一种手段，其简单易行真是妙不可言。在接受者同时也是给出者时，交换利益纯粹一边倒的情况……就消失了”[24]。由于交换（继而由货币）创造了一种平等——交换中的平等，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因而，推动历史进步的并不仅仅只有暴力和斗争，平等和协作也是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
交换为什么会使人类的交往从野蛮走向文明？就交换过程而言，交换体现了现代社会的自由和平等原则——以市场为基础的自由和平等原则。也就是说，“只要考察的是形式规定，——而且这种形式规定是经济规定……那么，在这些个人之间就绝对没有任何差别。每一个主体都是交换者，也就是说，每一个主体和另一个主体发生的社会关系就是后者和前者发生的社会关系。因此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他们在社会职能上是平等的”[25]。在交换价值上也是平等的，是双方都接受的，谁都不能强迫对方以不平等的方式进行交换。此外，人们在形式上也是自由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既然个人之间以及他们的商品之间的这种自然差别，是使这些个人结合在一起的动因……那么除了平等的规定以外，还要加上自由的规定。……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人的法律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的因素。谁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每个人都是自愿地出让财产。”[26]由于每个人都自由并且平等地进行交换，因而客观上也就实现了某种共同利益，“在交换的主体的意识中，情况是这样的：每个人在交易中只有对自己来说才是自我目的；每个人对他人来说只是手段；最后，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他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只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也就是说，表现为整个交换行为的内容的共同利益，虽然作为事实存在于双方的意识中，但是这种共同利益本身不是动因，它可以说只存在于自身反映的个别利益的背后。主体还尽可以有这样一种庄严的意识：他不顾他人而谋得的个别利益的满足，正好就是被扬弃的个别利益即一般利益的实现。每个主体都作为全过程的最终目的，作为支配一切的主体而从交换行为本身中返回到自身。因而就实现了主体的完全自由。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只有作为自身的手段或自我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最后，意识到一般利益或共同利益只是自私利益的全面性”[27]。因此，即使从自私的利益出发，如果遵循自由平等的交换原则，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双方共同利益的。人类之所以从野蛮走向和平，是因为人们发现了对双方都有利的交往方式。正是自由平等的交换本性，使人们走向和平。因此，从纯粹的形式讲，交换的根本意义是为人类的交往开辟了和平道路。货币的出现，则为这条道路的畅行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方式。人类之所以会自觉地走向第二大社会形态，货币的出现则是必要条件。
由于交换实现人类交往方式的突破，并成为人类喜欢的一种方式，因而导致了人类最初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的变化。一方面导致古代共同体从内部瓦解，如马克思所说：“在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工业已被认为是有害的职业（是释放的奴隶、被保护民、外地人干的事情）等等。……由于同外地人交往，由于有奴隶，由于要交换自己的剩余产品等等；这种发展使那种成为共同体基础的、因而也成为每一个客观的个人（即作为罗马人、希腊人等等的个人）的基础的生产方式发生解体。交换也起同样的作用，还有债务等等。”[28]因此，交换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革命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它促使原始共同体解体。也就是说，并不是只有暴力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交换也起着革命作用。它的作用是缓慢的，“虽然所有这些因素在达到某一定点以前似乎和基础还相符合，部分地似乎只是无害地扩大着这个基础，部分地似乎只是从这个基础中发展出来的恶习”[29]。但是随着交换价值的发展，这些基础迟早都走向瓦解。正如恩格斯所说：“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30]因此，交换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范畴，而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它导致的不是简单的经济变化，而是重要的社会变化，尤其是在货币产生以后，分工、交换、商品、货币成为历史发展的重要杠杆。
交换不仅改变了先前的社会，交换还孕育着一种新的社会。交换不仅满足了人们的某种需要，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和交往，而且推进了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因而孕育着一种更高生产方式的产生。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交换的当事人都能够有利益。双方都放弃了那当作使用价值对自己没有用处的商品，而取得了他们使用上需要的商品”，而且“这种利益也许还不是唯一的利益。卖葡萄酒买谷物的A，比栽种谷物的农民B，也许可以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葡萄酒，栽种谷物的农民B，比葡萄酒酿者A，也许可以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谷物。所以，和没有交换而必须各自为自己生产葡萄酒和谷物的时候比较，A将会为相同的交换价值，得到更多的谷物，B将会为相同的交换价值，得到更多的葡萄酒”[31]。因此，从经济类型讲，市场经济是比自然经济更高的经济类型，它创造着比自然经济更高的生产力。
不仅如此，商品交换还扩大着人们的交往，逐渐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世界性联系。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彼此间的世界主义的关系最初不过是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商品就其本身来说是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的限制的。它们的共同语言是价格，它们的共性是货币。”[32]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不同政治的人们之所以能逐渐建立起世界性联系，除了资本的本性使然，更重要的是民心所向，反映了世界人民的愿望，因为以市场为基础的交换，不仅满足了人们的不同需要，推进了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的和平交往方式，从而成为人与人之间世界性联系的最巨大推动力。
交换在历史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它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各不相同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手稿中引证了斯图亚特的一句话：“物物交换、买卖、商业——交换的三个阶段（斯图亚特）。”[33]其中物物交换为商品交换的第一阶段；以货币为中介，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商品买卖为第二阶段；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现代商业为第三阶段。因此，现代交换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在人类历史的童年时期，物物交换存在了很长时间，随着货币的产生，人们才逐渐向第二阶段过渡，但是在资本主义以前，商品交换本质上还处于低级阶段，属于“简单流通的关系。双方互相交换的，实际上只是使用价值……他交换来的劳动并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而是创造效用即使用价值的活动。……这种行为也不是生产财富的行为，反而是消费财富的行为。……当A把他的货币从价值形式变成使用价值形式时，他知道他的货币并没有增殖，反而丧失了……A重复交换的次数越多，他就越穷。这种交换对他来说不是发财致富的行为，不是创造价值的行为。……消费货币（支出）不是生产货币”[34]。这是和第三阶段完全不同的，即使手工业者，看起来每天都在生产商品，但他生产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自己的消费。正如马克思所说：“城市手工业在实质上虽然是以交换和创造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但在这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师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所以生产处处从属于需求，而且只是缓慢地扩大着。”[35]不仅如此，在第一、第二阶段，由于生产力的落后，由于自然经济和对商业的限制，广大农民对交换的依赖度很低，“无论是劳动者的全部活动还是他的全部产品，都不依赖于交换，也就是说，维持生活的农业还在很大程度上占优势，而且家长制的工业（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手工织布和纺纱）也是这样”[36]。因此，在第一、第二阶段，商品交换并不构成整个生产的基础，相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从属于自然经济。
然而到了第三阶段，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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