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有别原则的运用

二、内外有别原则的运用

1987年由中央书记处通过并公布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新华通讯社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1987年7月18日),就对外报道中内外有别原则的具体运用方面提供了建设性的思路。

一是对外多做解释性报道。“中央在转折关头举行的一些重要会议和作出的一些重要决定,过去我新闻机构对内对外大多只发简单公报。结果外界往往猜测纷纭,外国新闻机构则捕风捉影,甚至进行歪曲报道。建议今后中央通过新华社和其他中央新闻机构作解释性报道,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或由领导人举行记者招待会,就主要问题作介绍。”

二是对对内对外报道关系的调整。“我国国内形势的发展,不仅国内读者关心,国际上也很关注。目前有大批外国记者常驻北京,我国内政治、经济、文教、政法等各方面的重大事件,只对国内报道不对国外报道,先发国内后发国外的传统做法已经不适应当前新闻报道的需要,而是要对内对外同时报道,有时对外报道还要先于国内。不过,由于读者对象不同,同一事件对内对外报道的方法和角度应有所不同。有些事情对内不作报道,对外也不必普遍报道,但对有关国家或地区则是只要新闻,应由新华社的有关对外专线和国际广播电台的有关语种进行报道。”

“建议中央在研究国内国际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时,同时安排和部署对内对外的报道。各有关部门既要关心对内报道,也要重视和支持对外报道,为对外报道提供更多的条件。”^[38]

对外报道的内外有别原则工作落实到实际中,需要一种视野,那就是“内知国情,外知世界”。否则,就会产生失误和教训:2000年底,北京申奥前夕,中央某电视台播放了介绍东北某地政府帮助农民“养狗卖肉”致富的节目,讲述当地农民将欧洲一种狗与本地狗杂交,形成一个新的品种,生产优质狗肉。但这种欧洲狗是一种救人名犬,于是引起国外动物保护者的抗议。他们认为“养狗扶贫”是中国政府的行为,于是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反对北京申奥。

赵启正认为,“外知世界”就是要了解世界的进展、文化和理解方式;“内知国情”就是要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比如讲中国的开发区,如果不知道深圳、浦东,就不能讲得很透彻。就宣传而宣传很难展开。涉及中国国情,就要谈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而对这些领域应该掌握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包括用得当的数字来说明,否则宣传会走样,会干巴。而宣传的走样会令人误会报道的可信度,从而也就达不到所希望的效果。^[39]

也正是由于对外报道面向的是国外读者,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对外报道是带有解释性的,新闻中要加上与基本事实关联的背景,使人理解。一条新的铁路通车,除报道线路长度,什么时候动工,什么时候建成,途经哪些地方以外,还有必要介绍沿途这些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工农业和矿产资源的情况,铁路的建成将给这里的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什么变化,产生什么影响。如此联系起来阐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就能突出事物本身的价值,让国外读者看得懂,这也就起到了传播我国建设成就的作用。此外,写好对外报道,还要选取最佳角度,有“立体感”,有现场气氛。读者相信的是具体事实,记者以事实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目击者身份出现,使稿件增加了可信性。

有来自对外报道采编一线的从业者提出,开展对外报道必须掌握吃透“三头”的报道法则。“三头”即“上头”、“下头”和“外头”,是从实践层面对对外报道原则中的“内外有别”的鲜活运用。^[40]只有吃透上、下、外这三头,才能提高对外报道的思想性、艺术性,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就具体稿件来说,无论是文字稿还是图片稿,吃透“三头”,使报道“打准”、“落地”,也就是为外电转播、被海外报刊采用的必要条件。所以吃透“三头”,对于从事对外报道的记者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功,也是记者政治与业务素养的综合体现。搞好报道必须吃透上、下两头的道理,已为我们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实践所肯定。搞好对外报道,除了上、下两头之外,还必须吃透“外头”,这是对外报道的性质和任务所决定的。

长期以来,也有一种片面理解“内外有别”报道原则的偏执倾向。这些报道忽视来华外国人的信息需求和情感认同,舍近求远,形成对外传播中的“灯下黑”报道误区。

近年来,外宣部门有意识地开展针对来华外国人的对外报道活动,称为“灯下亮”工程。例如,在浦东新区开发13周年之际,新区新闻办和市政府联合举办驻沪境外记者“浦东一日”活动。邀请来自路透社、道琼斯金融通讯社和日本共同社等20余家境外媒体的30名记者,同时邀请博雅、奥美、毕搏、戴得梁行等国际著名公关咨询公司的专家以及投资浦东的西门子、阿尔卡特、夏普、克虏伯等世界500强公司外方负责人,一同参观,并举行酒会。活动让外宾切身感受到中国的进步与上海改革开放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