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学对世界本质统一性的肯定

哈肯的协同学将生物学领域的达尔文主义扩展到了非生物领域，向广义的达尔文主义进发，并且还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哈肯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基本论点与协同学的基本原理极具共性，但并不完美；这是因为，“一方面生活在各自‘生态小环境’中的物种不需要在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自然界还存在着一种特别有趣的共生现象（如一些鸟飞到鳄鱼张开的口中，‘清理’鳄鱼的牙齿；蚂蚁把蚜虫当‘乳牛’）”^[34]。由此可见，协同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捕捉到了生物与非生物界的物质组织结构与形式的共性特征，更重要的是坚定了物种间的协同合作对人类生存的理性意义。

协同学肯定了“世界的统一的自然规律”的存在，这一点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是同意的，他曾说过，“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35]，而这种本质上的有序性与协同学所说的物质的自组织系统是一致的，所以，哈肯的协同学的科学价值在于它的自然唯物辩证观，在于它对世界冀存的一种“合理性”和“可解释性”信念，而这种信念，爱因斯坦是倍加推崇的。

协同论认为，千差万别的系统，尽管其属性不同，但在整个环境中，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协同学的哲学内涵与辩证意义在于，它着眼于客观世界存在的各种各样看似完全不同的系统的深度相似性，包括社会的或自然界的，有生命或无生命的，宏观的或微观的系统等。协同论对于事物从旧结构转变为新结构的机理的共同规律的研究，即物质自组织过程中从无序到有序的规律性把握，使得它虽然建立在以其各组成部分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的自组织原理之上，但它以横断科学的专门语言和逻辑说明了物质之间的自组织规律及自然辩证关系，由具体到抽象，由物质结构到世界运动，进而实现了理论层面的质的飞跃。

诚然，一切事物皆有规律可循，但又都有变量存在。尽管协同学有愿望要寻找一种统一的宇宙本质规律，来指导、解决人类社会所存在的种种弊端，但仅仅一个协同学不可能是宇宙自然规律的全部，甚至不能有效地解决人类当前某些棘手的问题。对于协同学的局限，哈肯的谨慎态度就说明了一切，他在谈到协同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时说，“科学一贯告诫我们，不要轻率地把一些规律认为是普遍有效的”，“我们不得不一再承认，一些自然规律，其有效性虽已在一定领域中被认识并得到肯定，但在更大的范围内就只是一种近似，甚或完全失去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协同学在综合性上超过了热力学的规律，其应用范围广泛得多。另一方面，协同学也有其局限性”^[36]。协同学对自然现象的辩证解释是十分清楚的，对社会现象的哲理性探索也颇具合理性与生动性，尽管在涉指人文社会问题时，协同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程度的抽象性，但至少对社会生活中人的实践性会有启示性作用。所以，看到弱点并不能成为我们的探索停滞不前的理由，放弃前行只会永远走不到真理的终点，协同学已燃起的希望与信念依然会继续指导人们在这方面的研究。

随着控制论、系统论、物理学、化学、应用数学、计算机应用科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交叉性研究的进展，协同学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学科；对有序而稳定的物质结构的形成过程以及具体性质各不相同的物质运动和发展形式而表现出来的自组织过程的兴趣，引发了他们对世界物质运动规律的统一性本质的强烈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