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世界之本质—根据的资本

一、作为现代世界之本质—根据的资本

资本是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世界乃是以资本为原则的世界。所谓现代文明，初始地说来并且本质重要地说来，是由资本为其奠定基础并为其制订方向的。马克思曾以“资本来到世间”这个短语，揭示了现代文明之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决定性开启。虽说在其发展进程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样式实际上在不断变迁(如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等;以及依照别种尺度而加以区分的资本样式)，但资本作为现代性基本支柱的地位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马克思曾以这样一种方式指证了资本对于现代世界的历史性奠基:“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

伴随着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奠基，资本乃成为现代经济—社会的总纲、原则、支配一切的普遍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乃成为一种“普照的光”，一种“特殊的以太”;它掩盖了一切其他的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并且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当资本处于这种统摄地位时，不懂地租完全可以懂资本，但不懂资本却不能懂地租。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呢?因为资本已是现代社会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既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2]不唯如此，资本的权力还依其本性、依其内在逻辑把自身的原则贯彻到整个世界之最遥远的边缘，并从而确立其对于现代世界的普遍统治: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它迫使这些民族在自己那里推行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文明，“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

因此，毋庸置疑的是，资本乃构成现代世界的主导原则，亦即构成现代性之最基本的支柱之一。然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马克思的学说在这一方面乃构成对资本这一现代性原则的本质重要的批判，而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的作品便是这种批判的天才杰作。或许在这里有必要简单地提及所谓批判的初始含义，因为已经出现并且还时常出现对于“批判”的狭隘理解几乎总是必错无疑。批判，在理论上首先意味着澄清前提和划定界限;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批判还从根本上关涉历史的和实践的向度，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澄清前提和划定界限一事不只是一个理论上的任务，而且还必然从本质上成为一个历史—实践的任务。照此看来，“批判”对于马克思来说什么时候意味过抽象的否定或无谓的攻讦呢?事实上，大概没有一个以抨击现代性原则而闻名的思想家曾经像马克思那样，对于“资本的文明一面”、对于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和“革命的作用”给予过如此高度的肯定和如此积极的评价:资本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以往一切世代的总和;资产阶级“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4]

然而，马克思的学说并不因此对于资本的原则就是无批判的。恰恰相反，在马克思那里，正像这一现代性原则的统治力量根植于现代世界由以开展的历史—实践一样，它的前提和界限也必将在同样的历史—实践中绽露出来并因而被积极地扬弃。马克思的学说与完全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牢牢地把握住了资本这一现代性原则的历史前提和历史界限，依循此种前提和界限构成对资本原则之内在本质的决定性批判;而后者则只是无批判的虚构这样的一种神话学，在这种神话学境域中，正像资本原则乃是一种完全非历史(至多只有一种虚假的逻辑的历史)的自然法则一样，以资本为原则的世界或文明乃是无前提的或不需要前提的，并因而是无限制的和永恒的。海德格尔曾指出，马克思深入到历史之本质性的那一度中去了，所以其历史学就要优越于诸多20世纪的大哲，例如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而只有达到历史之本质性的那一度，方才有资格与马克思主义对话。^[5]在另一处，海德格尔写道，现今的“哲学”只是满足于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却根本不理解(或只是误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然而马克思主义却“懂得”这双重的现实。^[6]确实，要能够理解或懂得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现实，就必须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那一度中去;而深入到那一度中去，就意味着对现代世界——其核心或中枢就是现代性本身——构成本质重要的并因而是真正的历史批判。

然而，借助于所谓历史，难道不是应该证明马克思已经远离了我们的时代么?难道历史这只老田鼠至今尚未将一个半世纪以前的“现实”吞噬殆尽么?也许是这样，但它的前提必定是:现代世界已然终结，现代性的基本支柱已然崩溃;换言之(就我们的主题而言)，资本已然消逝了它对于当今世界的支配权和统治权，或者，作为原则的资本已然丧失了它最本己的特性并因而不再是作为现代资本这样一种统治权力了。事情是这样的吗?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如此这般地概括了以资本为原则的生产方式一开始就具有的两个根本特征:第一，它所进行的是高度发展的商品生产;第二，它的全部目的服从于资本的增殖过程。就前者而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就后者而言，“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7]这样两个本质特征如今又怎样了呢?如果能够证明，当今时代的生产确实已经完全疏远甚或脱离了商品之“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如果还能够证明，这种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本质上不再依循资本的定向，或者，资本就其本质而言不再取决于并诉诸于自身的增殖过程(这个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那么，马克思对资本这一现代性支柱行使批判的意义确实也就消失了;因为，这种批判所由把握到的时代的双重现实已经完全迁移或者完全改变了。

但是，现代世界的真正开端恰恰是由资本为其奠定世俗基础并为其制订根本方向的。尽管占主导地位的资本样式确实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转移，从而其权力贯彻的方式也随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但资本本身对于现代生活的统治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毋宁说，上述形式上的变迁倒是服从于并且适应于资本这一现代性原则的统治目的，从而使这种统治能够持存并不断地普遍化和深化。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乃是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发展起来之前的那个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它在对于货币和流通的独特领悟中确立了自己的原理，而这样的原理不过印证了现代世界的初始发生，即通过发达的流通和广泛的市场确立以交换价值为核心的一般财富或抽象财富。进而言之，当“启蒙的国民经济学”(斯密被称为国民经济学的马丁·路德)经由重农主义而袭击重商主义的体系时，新原理的基准或尺度乃转变为抽象劳动，即财富的主体本质;而这一转变的真实内核不过意味着产业资本地位的历史性变迁，意味着它取代商业资本而获得了领导权。然而，马克思未曾亲眼目睹的经济学的再度变革，我们想说的是19世纪末的所谓“马歇尔革命”或“边际革命”，真正说来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呢?它是否意味着资本这一现代性原则正在逐渐失效并因而正在与时代脱离呢?不，恰好相反。如果说经济学的这一变革再度反映着经济现实的重大变动趋势，从而预告了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那么，它不过意味着整个经济生活——无论是商业还是产业——开始整个地围绕着需求或欲望(无论它们以何种方式被激起)这一枢轴而旋转，意味着资本增殖过程之重心的转移，就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由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重心转移一样。在这里真正起作用的仍然是资本原则，是这一原则以其变换了的形式而开展出来的进一步贯彻。全部问题继续汇聚于资本本身的增殖过程，只不过它现在更为根本也更为广泛地取决于社会的需求—欲望体系的变动趋势罢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依资本而对现代的命名更深刻地意味着把资本原则领会为现代性的基本支柱之一;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只要现代性的统治未曾瓦解，资本原则就必然继续构成这个时代之独特现实的本质—根据。关于这个本质—根据，马克思曾写道:“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8]不消说，这里所谓的“普遍的劳动体系”和“普遍有用性的体系”正就是现代世界之“普照的光”，是现代经济在其中开展所必需的基本架构;同样不消说，只要这种作为普照之光的基本架构依然是全部现实的主导方面，那么这里的现实从根本上来说就必然是由资本来支配并依循资本的原则来制订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