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的本质性

马克思说过，植物、动物没有世界，相反人却有世界，因为植物动物们“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3]自己的“家园”。如果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水平不说，那就不难发现：自然界只能是在较高的文化发展阶段上才开始成为生活世界的基础性内容。换言之，生活世界既不是感性直观下的“抽象的自然”，也不是诗意之思中的“天地神人”的抽象共同体，而是只能处于某种文化条件下的“现实的自然”，是人安居其中的“人类社会”。^[4]从这个意义上看，虽然海德格尔非常重视诗、语言和思等文化性要素在生活世界中的构成意义，但是他撇开了社会实践来讨论它们的这种构成意义，只能看到人的活动或人的存在受制于生活世界的改变，结果他只能抽象地、非历史地理解人的存在，看不到人的存在是社会实践的，是生活世界与人的一致性活动之中的。所以真正的生态性——人的生态性，应当是社会实践性的，而不是海德格尔的思和语言的构成性，这种“思”和“语言”并不是人道主义的，而是自然主义的。就像马克思说过的那样，只有在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中，人的真正本质才会出现。这就启示人们，脱离了这样的“统一”，思、语言、人、物等都将归于自然，也都属于自然主义的，在这一意义上，连海德格尔所说的“构成性”都将消失，剩下的只是纯粹的自然性，或者说纯粹自然的同一性。因此，生活世界的现实性只能源于社会实践性，因而它也只能表现为人的生存生态性。

由此来看，马克思将实践性确定为生活世界的本质性，远高于海德格尔的“存在性”定位。海德格尔说过，生活世界的本质性就在人的诗意般的“思”之中，“思”即“在”之本质，而“思”在语言之中，因此语言是存在之“家”。海德格尔的“家”具有某种生态性特征，一方面，“家”蕴含着系统性和对象性特征；另一方面，“家”之生活也表现为天、地、人、物四要素的相互作用。问题在于，海德格尔将“家”本质性地理解为一个自组织活动系统，其中语言维系着“家”的生态平衡，并非取决于人的感性的活动或人的自我改变。换言之，海德格尔将存在于语言之中的“思”视为生活世界的生态性变化的“起搏器”。这样一来，他与马克思就离得更远了。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生活都表现为社会实践。这就告诉我们，生活世界的生态平衡不是自组织活动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创造出来的，实践性正是人的在世生活的始源性和本质性。也就是说，生活世界不是从来就有的，“真正的、人类学的”^[5]安居“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6]，因而那种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世界不是人的生活世界。我们决不能脱离一切社会历史条件，泛泛地谈论人类的“家园”。问题还在于，生活的始源性公开地展示为劳动的系统循环性。我们知道，劳动是“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7]，在劳动中，一切劳动要素都在人、自然、社会的生态化系统中承担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传递和循环职责，并且又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再现自己。因而，劳动既是人、自然和社会之间循环变换的一般条件，也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8]，哪怕它中断一年，人的生存及其“家园”的“存在之真”都将沉沦为“不可能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