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母校的创业历程

缅怀母校的创业历程

黄志尚

上医的诞生及其前奏

我们的祖国是有数千年文明和历史的古国，后由于清朝政府昏庸腐败，以致在1840年帝国主义入侵与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缺医少药，毒品泛滥，疾病肆虐，中国人平均寿命跌至35岁上下，并被贬为“东亚病夫”，濒临亡国。

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提出“振兴中华”的号召，影响着许多知识分子革新图强。当时社会上到处需要医务人员，大、中、小学需要文、理科等教师，而工业又不发达，因此国内对医学、数、理、化、文科人才的培养相对较早而普遍，孙中山、郭沫若、鲁迅等名人早年都曾投身医学，就是一个例子。

当时西方传教士瞄准中国社会缺医少药的现实，就通过在文化名城、交通口岸城市办医学院、医院等慈善事业，来推进传教。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医学院校，大体上有国立、私立和外来资助三类，国立、私立的很少，还分成英、美、法、德、日等派系。医学院里的中、外籍教师，常用英、法、德、日语，或中外语兼用教学，水平极不一致。当时中国政府对医学事业无力监管。一些名校如北京协和、湖南湘雅、上海同济、沈阳奉天等医学院，大多由国外财团资助与教会协办，建立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山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医院，主要由外国传教士操办。当时医学院毕业生的出路，由于国内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很少，要深造只有出国留学，否则就在这些医院内工作或到社会上挂牌行医。中国医学事业处于不发达状态。

1886年（清光绪十一年），上海教会医院中的美籍医生成立了“中国博医会”（中国传教士医学会）。出于种族偏见，中国医生不得入会。辛亥革命后，才开始有中国医生参加，但仍受歧视。爱国医生颜福庆、伍连德、俞凤宾等，于1914年倡议成立“中华医学会”。1915年趁博医会年会之际，颜福庆等召集该会的中国会员及上海附近的中国医生，成立了“中华医学会”，有会员232人。选颜福庆为会长，朱恒璧为总干事（秘书长），发表医学会宗旨：“巩固医家友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出版《中华医学杂志》（中英文并列）。1916年在上海召开首次会员大会，通过了会章，进行学术活动，此后基本上两年召开一次。

但博医会中外国人的态度依然如故，有的仍盛气凌人，轻视“中华医学会”。朱恒璧、牛惠生等会员，坚持在中国本土上不应存在两个中国医学会，深信只要中国人团结一致进行斗争，一定可以取得胜利。于是发动所有博医会中的中国会员，不再参加该会活动，不向该会刊物投稿，不交纳会费，如此抵制了三年，该会支持不下去了，其负责人终于同意与“中华医学会”谈判。1931年双方商定：取消“中国博医会”，建立统一的“中华医学会”，外国医生一样可以参加，但会长、总干事、会计三个职务外国医生不能担任。1932年4月，两会同时宣告合并成立“中华医学会”，有会员1 500人。在所谓弱国无外交的当年，中华医学会的成立不但震动了大陆医学界，而且在港、澳及海外同胞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20世纪国内不少地方存在西方教会办的医院及医学院，一般是照搬主办国早年的理念与体制，学制较长，费用高，非中上收入者难以支撑，不结合中国的实际，也没有配套与相应的监管机制，缺乏高水平的师资。在教学上往往墨守成规，不能及时引进一些重要或新兴的学科，如人体胚胎学和生物化学等。

1919年新文化运动掀起，渴求“民主”与“科学”的社会革新思潮使中国人自主创办医学院的呼声日趋高涨。中国自主创建医学院的思想趋向一致，付诸实施的形势在上海也逐渐形成。

1927年，国民党政府在江苏试行大学区制，组建第四中山大学，共设9个学院。1927年6月成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7月任命颜福庆为医学院院长。后又改名为江苏大学医学院及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9月医学院独立，定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的诞生，体现了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时代意识。上海医学院的学制定为6年，1950年改为5年。颜院长宣布上医办学宗旨：提倡公医制，强调公共卫生，预防为主，为人群服务，反对私人开业和追求个人名利，医学院毕业生应在公立医院及公共卫生机构中继续学习、工作，不断提高水平，更好地为人群服务。院务会议讨论确定校训：“正谊明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把颜院长提出的办学宗旨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后来还在校歌中传唱。

上医成立时，院部及吴淞卫生公所（公共卫生实验区）都设在上海市北郊吴淞镇。以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华山医院前身）为教学医院，设在上海市市区海格路（今华山路）。规定医本科学生都要到吴淞卫生公所轮转学习一段时间。内容包括卫生宣传，结合门诊医疗，逐步开展疾病预防、环境卫生、妇幼保健、口腔卫生等。1929年与上海市卫生局合作，吴淞卫生公所改称吴淞卫生模范区，扩大业务范围，为乡村卫生工作开辟了道路。

根据上医办学宗旨，为了办好临床医学专业，从毕业生中选择优秀生留在教学医院中，进行三年住院医师培训。在培训期间不能结婚，除国定节假日、星期日（值班者除外）有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休息外，均属工作时间，都应住在医院内，不能外出。凡自己负责的病房，晚上有呼唤，要随时进行处理。住院医师都应轮流参加急诊值班，对任何病人都要接诊。

这种严格培训的目的，是要求医生做到对病人的病情变化能认真进行全过程的跟踪观察和密切了解对病人所施诊疗的种种反应，及时给予处理。医者应按即知、即行、知行合一的治学理念，在临床诊治过程中，把书本上的知识与实践中得到的信息，通过积极思维，进行实事求是、全面深入的分析思考，在理论与实践反复验证中取得更深层次的融会贯通，服务好病人。

淞沪抗战爆发，上医吴淞校舍及公共卫生实验基地均毁于敌人炮火。上医师生在颜福庆、朱恒璧两位的领导下，踊跃参加军民救护工作，先后设立后方医院及难民收容所。全校师生团结一致，在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帮助下，坚持教学，并在浦东高桥重建公共卫生实验基地。

上医领导集体对基础学科及医学前期等学科的建设在培养医药人才中的重要性，抱有强烈的共识与使命感，从而为上医毕业生打好坚实基础。因此，无论是美国援华会、洛氏基金会，或英国庚款，上医考取这些基金项目留学生的名额总是最多，而且在国外无须再补课，就能直接参加研究工作，赢得国内外好评。上医附属医院对病人极端负责的作风及在诊断治疗上的卓越功效，受到了上海人民的普遍认可。因此上医成立不到10年，就受到了广大有志学医考生的关注。1936年上医第12届录取的新生达60人。

上医奋斗在抗日及解放战争时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派遣刘晓同志来上海恢复和重建党组织。于11月正式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大力领导抗日群众运动，支持抗战，并在学生系统成立了学生运动委员会，领导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上医党支部诞生了。1935年入学，1938年入党的计苏华学长，由龚普声同志联系，在刘晓同志为首的中共江苏省委所属学委的关怀与领导下，1939年7月1日在上医成立第一届秘密党支部，苏华同志任支部书记。同年10月上医内迁昆明。

当时重庆国民政府卫生署金宝善署长有意与上医合作，朱恒璧院长认为双方都有需要，同意上医再迁重庆。南京中央医院从抗战起随卫生署迁到重庆，与上医毗邻，同在歌乐山，称重庆中央医院，是大后方的最大医院。由于管理不善，亏损严重，医务人员生活下降，影响工作。金署长把医院交上医接管。朱院长大力整顿，派上医教授、医生及行政财务干部接管该院，清除了贪污人员，三个月就扭亏为盈，医疗服务质量很快好转。该院从此成为上医附属医院，并誉满大西南。

上医有了自己的教学医院，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抓毕业后培训制，这是医学院培养人才的核心重点。因为医学是不能脱离实践的学科，医学院本科毕业实际上只是完成了基本课程的学习程序，8年、6年、5年制都一样，培养的学生都还没有具备独立进行防病与治病的能力，可以说还只是一种半成品。因此对临床医学专业的毕业生，要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3—4年毕业后培训，认真进行对患者诊断与治疗等实践，才能达到能独立工作的主治医师的水平。

要落实毕业后培训制，首先要求办好一批良好的教学医院，聘任一群各学科的优秀人才为导师，医院要经常收治各种不同疾病的病人，整个医学院，包括基础，医学前、后期，应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来运作，使医学各方面人才的培养，是在同一个核心机构的运筹下进行，使预防、医疗、研究、教学、培训、开拓与创新等任务都能得到良好展现。这是一种节约时间和成本出人才、出成果的体制，也是人们一直在追求的低消耗、高效率的医学发展与人才培养双达标模式。由于按此规律办学，无论在上海还是在重庆，上医都能建立起一套适应医学事业成长、发展的机制。

1940年，朱院长在他五十寿辰时，对老同学们说：“办医学院，一定要从毕业生中择优进行毕业后培训，使之成长为高水平人才，使基础，医学前、后期，都有新培养出来的师资，这个医学院就能一代代持续发展下去。不然，对毕业生不关心，不培养，放任自流，那这个学校或单位就会落后而被淘汰。”

香港沦陷后，50多名港大医学院学生由英籍教授王国栋（Gordon King）率领投奔上医，处境极为困难。朱院长得悉后，说英国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学生是华侨与华裔，理应友好照应。在校舍、教师都紧张的情况下，毅然把他们全都接入上医，无偿提供食宿。并为他们开办普通话班，使他们适应生活，并分别安插到相应班级，与上医同学一起上课，直到抗战胜利。

为此，英国大使专程到歌乐山向朱院长致谢，并捐赠了一笔款项，朱院长用来建造教室和宿舍。英大使还指派港大医学院院长、妇产科王国栋教授及神经内科胡启勋教授来上医协助教学。这批上医培养的学生回港时，有的已毕业，有的回去继续学习，他们毕业后均在香港行医，在香港得到承认，打破了中国医学院毕业生不能在港行医的惯例。

抗战时期，重庆歌乐山上除上医及附属中央医院外，还有中央卫生实验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前身）、国立药专、中华医学会、中央助产学校、中央护校等。在周围还分布着作为上医公共卫生教学基地的重庆市各区的卫生站或卫生院，实际上成为二次大战时期，中国正面战场医学卫生工作对外交往的一个窗口。

这一时期，国际上时有知名学者造访上医，如《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曾来上医讲述“形态发生的化学基础”，这是当时国际上研究热点之一。又如1936年，白求恩大夫在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时的战友、国际著名胸外科专家艾里奥沙（Leo Eleosser）教授来到重庆上医附属中央医院外科，帮助胸外科教学，计苏华是他的学生与助手之一，从此计苏华选定胸外科为专业。

上医各学科，在歌乐山都白手起家进行重建。如病理科谷镜汧、吴在东两教授，带领严家贵、朱既生、李家忠、李志尚及技工杨近楚艰苦创业，在普及病理解剖中，得到医生们的大力支持，多数医生都立下了病故后捐献遗体供作解剖或其他用处的志愿书。几乎每星期有2—4次，每次有多例尸解，5年中累计达千余例，制成标本无数件，其中不少为世所罕见。谷教授等不分昼夜，不分寒暑，废寝忘食地力求全面解剖，力求了解病变全貌。谷、吴教授分别主持双周一次的临床病理讨论会，成了检验与促进临床医疗工作的一种高效方式。

在歌乐山，每天清早，《新华日报》的报童们，总是热情地爬上高坡到我们宿舍门口，把《新华日报》送到我们手里，让我们及时了解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的新形势。这时国民党消极抗日，蒋管区风气败坏，“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但在上医校园内，仍一贯保持艰苦奋斗，学术空气浓厚的小气候。上医领导以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精神，坚持一定要把上医办好的爱国行动，顺应了历史潮流，受到全校师生员工的衷心拥护。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亲赴重庆进行谈判。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周副主席接受龚澎同志建议，调政治可靠、医术过硬的计苏华执行任务。在无任何检测条件下，在重庆谈判的43天里，计苏华全神关注主席的一餐一饮，每次他自己先吃先喝，以确保安全。

解放战争时期，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进行最后决战时期。这场决战有两条战线：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同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军队之间的战线是第一条，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战线。第二条战线为蒋管区广大人民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激烈斗争，以1947年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蒋管区学生运动的兴起为标志。虽然是配合性的，但同样英勇顽强，当年毛主席给予很高的评价，它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是当年蒋管区学生运动的主要战场之一。上医是上海学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某些方面起着带头作用。于是蒋介石反动派就用加强镇压学生运动来破坏第二条战线。1947年5月30日，在上海发动白色恐怖大逮捕，第一次黑名单上就有上医学生会主席朱镇亚及吴经等9名同学。这时计苏华正在上医中山医院外科任总住院医师，他冒着生命危险，巧妙地掩护朱镇亚脱险。在白色恐怖期间，还有第二、三次黑名单。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反动派疯狂逮捕进步青年，虽然大部分幸得逃脱，但仍有牺牲者，令人痛心。

发扬上医的光荣优良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军管会对上医十分重视，先后派华东军区卫生部主要领导崔义田、宫乃泉、陈同生等同志担任上医领导，并派华东白求恩医学院等解放军医务干部加强上医各部门工作。上医在新中国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对全国医学科教事业的开拓发展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51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及军事医学科学院相继成立，不少骨干都来自上医的大力支援。上医还不断派专业人才支持山东、大连、新疆及重庆医学院的创建。

上海医学院一贯重视发挥教学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及潜力，努力促进并持续开展各方面人员的学术活动，使大家踊跃参加各自感兴趣的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学术研讨会。开展相互学习，交换信息观点，报告实践心得，或提出问题等等。通过实事求是，相互启发，深入分析，从而与时俱进。在这些活动中建立的各种制度逐渐成为常规，在活动中出现的创意，可能发展成为创新。因此这类制度体现着培养创新人才的根源。

长期以来上医开展各种类型的学术活动至少有下列几种：

1．病例讨论会：①疑难病例讨论会。②死亡病例讨论会。③各学科病例讨论会。④临床病理讨论会。⑤多学科联合病例讨论会，如肺、内、外、放射、病理联合病例讨论会。⑥肝病和肝活检讨论会。

2．学术文献阅读报告会：①科研成果报告会。②医学新进展报告会。③文献综述报告会等。

上医一贯重视师资培养与交流，并有各种措施：①外科、妇产科及放射科助理住院医师，必须到病理科进修3—6个月或1年。②建国后大力举办高师班（如顾健人、高摄渊为高师班毕业，后成为杰出人才）。③自抗日战争时期起，每年选送各科高年资师资、主治医师出国进修，如陶寿淇、崔之义、计苏华等。新中国成立后经考试派送WHO或校际交流，如送哈佛、纽约州立大学、麻省总医院、波士顿医学院进修。有的通过中华医学基金会、卫生部派送。总之，学校想尽办法，通过各种渠道提高师资水平。

上述学术活动，都是母校领导与同仁们长期来在教学、科研与业务实践中创建的，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研究型大学的一种软实力。对于所有具备实践经验和思想上有准备的人，就会在这些活动中，抓住思想碰撞激发的创意火花，产生创造性的成果。长期来通过这套方法的运行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上医严谨、求实、团结、创新的学风，为祖国培养了大量白衣战士和天使，他们（她们）遍布全国甚至国外，使上医享誉国内外。

上医创建以来一直坚持以正规完整的医学教育体制来办学，即坚持设前期基础医学和后期的临床医学（设有教学医院）。80年来为祖国培育了一大批医药卫生人才。我们应保持、呵护这种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体制，才能不断地为祖国医学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20世纪30年代，杰出的民主战士黄炎培先生，应颜院长之邀，为母校作校歌歌词，并请上海新华艺专徐希一先生作曲。这一校歌庄严和谐，含意深邃，让我们共同高唱吧！

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
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病苦！
可喜！可喜！病日新兮，医亦日进！
可悲！可悲！医日新兮，病亦日进！
噫！其何以完成医家责任？
歇浦兮汤汤，古塔兮朝阳，
院之旗兮飘扬，院之宇兮辉煌！
勖哉诸君！利何有？功何有？
其有此亚东几千万人托命之场！

本文由老校友集体讨论记录，执笔黄志尚（原名王士良）。黄志尚，教授。1942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曾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医务处主任、皮肤科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