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自体保护动机与耻感

人际自体保护动机与耻感

在没有自体意识之前，耻感(shame)是不可思议的。只有当一个人意识到自体与他者是有分别的，并且感觉自体在他者眼中是消极的，才可能产生耻感。但是，一个人仅仅意识到他人正在消极地看待他，并不一定产生耻感。这个人必须也认同这种消极的看待。因此，形成耻感，他人对自己的消极看待，自己对自己的消极看待，两者缺一不可。

耻感的内容多种多样，儿童可能因为自己的裸体而羞耻，^[7]学生可能因为自己的成绩不出色而感到羞耻，青春期的男孩因为自己被别的男孩打败而感到羞耻，中年的父母因为自己的孩子犯罪而感到羞耻……不同内容的耻感的发展，有其特定的敏感时期。

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在尿床的时候遭到照顾者的批评，会产生耻感，但一个两岁的孩子并不如此。因此，我们不能把这种耻感的形成仅仅归结于环境因素。批评、羞辱无疑是耻感的诱发因素，然而也正是孩子达到了对此类行为感到羞耻的敏感期，这些外界的刺激方能起作用。如果孩子尚未达到这个时期，外界的刺激是不能诱发羞耻感的。笔者观察过，处在心理上的吝啬时期的两岁的孩子，父母对于孩子缺乏分享行为的批评或羞辱并不能使孩子变得大方，也不能让他们对于吝啬行为产生耻感。

笔者推测，当孩子在特定的敏感期而未能自然地经历这个时期的相应感受，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学会对某类行为的耻感。例如，我们能够看到，某些反社会人格者对他人一贯地欺骗，被揭露后丝毫不感到羞耻。具有这种人格特点的成年人，很少在漫长的成年生活和自己给他人带来的痛苦之后有丝毫改变(“恬不知耻”这个成语就是在描述此种人格的面貌) 。

耻感是建立在自我否定的态度之上的。一个习惯于自我否定的人，也就容易被激发耻感。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强化自我否定的倾向。父母在教育子女时，更多的是指出缺点，而很少肯定优点。他们的一个潜在的担忧是:　如果我肯定他们的优点，他们就会得意忘形，不再努力了。得意忘形的情况当然是可能发生的，然而相反的情况也大有可能:　如果我们习惯于指出他们的缺点，而忽视他们的优长，他们会倍感挫折，失去努力的兴趣。权威主义的文化其实暗含着一种人格培养的诉求:　宁可培养服从的、自我贬低的人格，也不鼓励主动的、自我张扬、自我肯定的人格。

汉语中有大量的反对自我张扬的训诫:　“夜郎自大” 、“恬不知耻” 、“自以为是” 、“自吹自擂” 。而对相反的情况，自贬和自卑，几乎没有耳熟能详的精妙批评。在我们的文化里，自贬和自卑相对于自大和自以为是，是更能被接受的。西方社会在文艺复兴之前，教育也是有类似的倾向。培养服从的、自我贬低、容易产生耻感的人格，也是中世纪西方文化的诉求。

性、疯癫与耻感

青春期孩子们的父母，面临孩子们的性成熟，会以喜悦的心情迎接这种变化吗?从笔者的观察来看，父母们的焦虑多于欣喜。有趣的是，孩子们似乎也本能地洞悉父母的此种态度，因而避免在父母面前表现出性的成熟和对性的兴趣。

这种本能的表现或许有生物进化的意义。我们不妨采用进化心理学的方式推测，子女对自己性成熟的掩藏，客观上有利于他们继续留在父母身边，获得来自父母的资源。而在父母一方，觉察孩子的性成熟并且尽早地把成熟的孩子推向家庭之外，是对他们更有利的。当然，双方的此种冲突并不是理性的周密策划，而是人性的自然释放。子女和父母双方都不可能知道各自的做法背后的进化意义，而只是受着本能感受的趋使而表现出相应的行为。^[8]

孩子的游戏多种多样，但似乎只有性游戏是谨慎地背着成年人的。他们在探视彼此的性器官时有意避开成年人，但玩过家家游戏时相对不那么顾忌，扮演爸爸、妈妈的时候理直气壮。他们预演未来的性生活时偷偷摸摸，而模拟日常家庭生活有时可以光明正大，这种现象会被误以为是文化的影响。坚持文化决定论的学者会认为，是文化教给孩子们这样的信念:　性行为是羞耻的。可是这种推测不但缺少证据，也自相矛盾。且不说孩子们在预演性生活的最初年龄(六岁之前)其实很多家长还没有开始在性行为和性观念的道德方面给孩子以引导。我们看看社会禁忌的另一种行为——攻击性行为——的遭遇。孩子们的攻击性行为不断地受到成年人的呵斥和批评，但大部分孩子依然故我(如果不是变本加厉的话) ，家长很难让孩子们感到这些行为是“令人羞耻的” 。人类对于性行为的耻感应该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文化的塑造。后天文化无非是认同并强化了这种倾向而已。

人类在性行为方面的回避倾向与暴力行为的炫耀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一种文明，都会用振奋的笔墨记载这样的历史:　某某人或某某军队歼灭了多少敌人。但是不会有任何一个正规的史籍用同样的笔墨描写历史人物的性行为。在小说传奇中自然不乏描写人类沉醉于极乐行为中的例子，但是一旦触及性，或者语焉不详，或者被归于另类文字了。人类对于性行为的羞耻态度，是任何其他行为无法比拟的。其他行为固然能够激发人的羞耻感，例如穷困、官员的贪赃枉法、蠢行，它们招致的羞耻感给个体带来的压力也是很大的。但是与性有关的羞耻感则显得尤其强烈且具有跨文化的特征。在有的文化中，权力的腐败，或者经济的腐败被看成理所当然的行为，另一些文化中，贫穷令人窘迫，却不让人羞耻。但是对于性的耻感几乎伴随在一切文化中。^[9]

还有一种跨文化的耻感与人类对于“疯癫”的看法有关。笔者在大学从事心理咨询工作中，发现来咨询的学生，普遍对求助心理咨询有羞耻感，他们害怕被别人看成“心理有毛病” 。在他们看来，接受心理咨询似乎意味着疯狂、有病，或者，在最轻的程度上，也是内心软弱的表现。人们相对地不避讳表达自己在生理上的虚弱，却羞于承认精神上的虚弱，这种情况(以精神上的虚弱或失常为耻)是跨文化而存在的。

【注释】

[1]笔者并非坚持说，一切被疏远、嫌恶和迫害的个体都应该为他们自己的遭遇负责。因别人的种族、长相、生活方式、价值观异于自己而对他人疏远、嫌恶甚至迫害，这也是人类的劣根性之一。

[2]但自体中的某些部分是核心的、难以撼动的，比如人的身体、姓名、亲人等等。自体感中最核心的，莫过于抽象的“我”的存在感。

[3]即使儿童对于来自父母的权威主义持否定态度，这种态度也不能完全避免他内化父母的权威主义。例如，一个被母亲施加了肉体虐待的儿童，虽然产生了对这种行为的否定意识，成年后，他有可能努力要做到与母亲有所不同，但他仍然有可能做出其母同样的行为。来自母亲的施虐冲动是被这个儿童的非理性心灵和肉体直接内化了的。

[4]笔者认为共生感是构成Kohut (1984)所定义的“孪生移情”的基础。

[5]“传染”这个概念绝不是现代医学的发明，其实应该反过来说，现代医学知识只有借助诸如“传染”这样的原始感受才能够深入人心。诸如“传染”之类的原始的、朴素的感受，总能迅速地把现代科学知识演变成迷信。人们对于乙肝病毒，对于核辐射的非理性的恐惧，便是建立在此类感受上的。

[6]实际上主要是我们内心中的他人对自己表示了赞许和认可。自我吹嘘者的处境是这种心理过程的主观性的最好例子——吹嘘者觉得自己被赞许和认可了，而实际上这只是内心的自体与他者关系的向外投射，听众的感受与吹嘘者对听众的感知大相径庭。

[7]笔者观察发现，小学阶段的孩子开始形成对于在父母面前裸体的耻感。

[8]当然，这个“掩藏性成熟说” ，与青春期青少年的离家倾向之间是有一定的矛盾的。

[9]对于成年人在性行为方面的耻感的进化意义，或许可从灵长类动物的自我保护(性行为意味着对风险的应对能力的下降) ，或者基因的延续(隐蔽的性行为保证了受孕和基因传承的可靠性)等角度去分析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