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过程与动机

一个符号系统的符号在一个感性形式背后一定承载有特定的理性内容，它不是任何个人可随时、随意地赋予一个感性形式以某种特定的所指的，那么究竟一个符号系统的符号又是通过怎样的过程形成能指与所指的结合的呢？符号系统与一切文化系统一样，都是人类主体意识的自觉创造物。它当然也是在人类自觉创造的主体意识驱使下，将某个特定的理性内容赋予某个可感形式而构成符号的。这种符号的创建过程就称为符号过程（Semiosis）。

1.符号过程与意指作用

(1) 符号的赋义赋值　一艘船中的货物不会自己进舱，是人们在装货的过程中装进仓的，而究竟装的是什么货物，也不是随意的，而是由货运清单所规定的。同样道理，任何一个符号的所指也是不会自己跑去与某一能指相结合构成符号的，也都是人们在自觉创造主体意识的驱使下，人为地根据某种规律使它们结合起来的。并且怎样的可感形式可以作为该符号系统的能指，也是事先经历过斟酌选择的。所以，与一切文化系统一样，符号也是刻意的人工创造物。那么，人类是如何创造出符号的呢？

符号的创建过程如图2-8所示，称为符号过程。在这个符号过程中，人们往往是根据某种可理喻的原因赋予一个貌似符号的可感形式以某种抽象的符号内容。使这个可感形式成为符号的能指，同时使被赋予可感形式的理性内容成为符号的所指。这个由能指与所指相结合的双面体的结合关系，在一个符号系统中以语义学规则的形式确认下来，并纳入到规则系统中，使它们都具有了稳定的结合关系。这就是创建符号的符号过程。

图2-8　符号过程与意指作用

(2) 符号过程的意指作用　对符号形式实施赋义、赋值的符号过程，就是对一个符号形式实施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的过程。在符号过程中使某一可感形式成为符号的能指，并赋予这个能指以一个具有稳定结合关系的所指，最终使它成为一个由能指与所指紧密结合而成的双面体，这个双面体就是符号。所以，这种一个又一个的符号过程，远较一个个现有的符号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在一个又一个的符号过程中体现了人类自觉创造的主体意识，使一个个貌似符号的可感形式被创造成了真正的符号；也正是在一个又一个的符号过程中，逐渐创造了一个个较为完整的符号系统；也正是在一个又一个的符号过程中，使一个不甚完善的符号系统不断被完善。任何一个符号系统就这样诞生于各个符号的意指作用之中。任何文化系统也正是在其“符号过程”中被创建、被完善。

如前所述，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经常错误地将一个可视的形式盲目地称为符号，正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一个真正的符号学意义上的符号必须经历过自觉创造的符号过程，对一个个貌似符号的形式进行赋义赋值，使之具有特定符号内容之后，才终于结合成为符号的。

2.符号动机与符号创造

在符号过程中究竟是根据什么来对符号形式进行赋义、赋值的呢？任何一个符号的符号过程中，对符号能指的赋义、赋值往往基于某种可理喻的原因。这种可理喻的原因在符号学里被称为动机(Motivation)。所以说对符号能指的赋义、赋值，往往都是基于某种特定的动机来实现的。

使符号能指与所指相结合的动机，经符号学归纳可分为两类：一是能指与所指之间具有类象性的关联，这类关联被称为类象性动机；二是能指与所指之间具有某种逻辑上的关联，就类关联被称为标志性动机。但是，一旦一个符号系统既经确立，动机就将逐渐失去意义，而最终将让位给社会性的约定俗成，使符号本身逐渐发展成为无动机的符号。汉字系统就是如此，在创建之初，几乎在每个汉字符号过程的意指作用中都有动机。按一般的看法，这些动机被历代的文字学家归为六类，这就是称为“六书”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与转注”。象形、指事、会意与形声四者直接关联着造字的规律，而假借与转注两者却关联着新的用字规律。不论造字与用字，都关联着汉字符号的符号过程。对应于符号学来说，其中象形是基于类象性关联，就是类象性动机。此外，几乎都是基于标志性关联，是标志性动机。

(1) 类象性动机与类象性符号　凡根据类象性动机来实现意指作用，所创建的符号就称为类象性符号（Icon）。这就是指每一个符号形式，都类象于其符号内容所指的某种对象。以汉字为例，就是字形与其所指对象的形态相似，在汉字的六书中被称为象形文字。如图2-9所示的“鸟”、“马”、“人”“木”等字，就是按照象形的规则所创造的汉字。

图2-9　汉字造字规律之一的象形

由图可见，造字之初为了创造“鸟”字，就按类象于它所指的鸟这类飞禽的形态来创造字形，并将“鸟”的字义赋予这个字形；创造“马”字，就按类象于它所指动物的形态，一张长马脸、四条腿、一条尾巴，在项背处长着长长鬃毛的动物来创造出某一字形，这字形无疑就类象于马这种动物，并将“马”的字义赋予这个字形。“人”这一字形则类象于其所指的、采取跪坐姿或躬身立姿的人，并将“人”的字义赋予这个字形。“木”这一字形就类象于它所指的中间有干，上面有枝，下面有根的一棵树，并将“木（树）”的字义赋予这个字形。凡这种符号，都是将类象于其“所指”所指示的某一对象的形态赋予它的“能指”。这种类象性的关联就是这一类符号实施意指作用的动机。所以，象形文字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就是类象性符号。

图2-10　汉字造字规律之一的指事

(2)标志性动机与标志性符号　凡根据标志性动机来实现意指作用，所创建的符号就称为标志性符号（Index）。就是指每一个符号形式与符号内容间存在某种逻辑性关联。以汉字为例，就是字形与其所指字义间存在某种逻辑联系。在汉字的六书中它就包括指事文字、会意文字、形声文字与转注文字等。如图2-10所示者就是指事文字。这类汉字的造字也是有明显的动机的，如“上”与“下”两字，最初就是以手掌为基准，字形中的弧线就代表手掌，托于手掌之上者为“上”，捂在手掌之下者为“下”。后来更抽象地演化为以长横线为基准，置点或短横或竖线于基准线上方者为“上”，置于基准线下方者为“下”。至于这一基准线是否还是手掌，无关紧要，都不会改变这两个字是建立在某种逻辑的关联上而确立的本质，也都不会改变这两个字的字义。又如“本”与“末”也是如此，在一棵树的所有的根上加点，或更省略地在一棵树的主根上加点，或在主根上加短横来意指树之根，而“本”字之原意就是树根。同样的动机，在一棵树的枝条上加点，来意指树之末，而“末”字之原意就是树梢。所谓“本末倒置”的成语也正是来自于这两个字的篆字字形与其字意都刚好上下颠倒。在六书中，就把指示某种关系而成立的汉字称为指事文字，而这种关系就成了这些文字的生成动机，在符号学中就是标志性动机。

又如图2-11所示的“步”“涉”“兵”“寒”等字，在汉字六书中称为会意文字。所谓会意也就是可以通过逻辑的联想就能意会其字义的文字。其中“步”字，就是一左一右前后相继的足迹，一目了然地在一步又一步地前进着。古汉语中，“步”字就是现代汉语中“走”的意思。而古汉语的“走”字则是现代汉语中“跑”的意思了。又如图中“涉”字，则是前后相继的一左一右两个足迹之间，还隔了一汪流水。按简单逻辑的推演，那么这不是“涉”又是什么呢？再如其中人们常俗称“丘八”的“兵”字，其实“兵”并不是由“丘八”两字组成。古汉字中“兵”字主要也不仅指士兵，更主要的是指军事力量，指武力，如刀兵相加的兵。从这个“兵”字的字形中可以看出，它描画的是双手高擎着“斤”，而古汉字中的“斤”字，就表示大斧这种兵器，这大概也可以由图中的字形可知。这双手高擎兵器还不是炫耀武力，不就是“兵”吗？至于“寒”字，则由多个单元的要素组合而成，其中“宝盖”表示房子，中间是人，人的脚下踩着“仌”，这个“仌”字就是古汉字的“冰”字，在人的身体上、下既盖着草，又铺着草以保暖，这不正描绘了处于严寒状态的写实图景吗？这些字在六书中都被称为会意文字，也就是说这些字形与其所指的字义之间都有着明显的逻辑关联，而这种逻辑关联就是先人们创造这类汉字的动机。在符号学中这就是标志性动机，所形成的符号就是标志性符号。

图2-11　汉字造字规律之一的会意

此外还有所谓的转注文字与假借文字，但这已经不是造字，而是用字的规则了。举转注文字中的“长”字为例，“长”字原指空间距离之长，继而又转指时间之久远，“长”字构成“长者”一词以表示生命延续久远而上了年纪的人。出于中国的尊老文化，“长者”又表示具有威望的人，或具有权威并受人尊敬的人。由此，“长”字又指握有权力的人，就有“省长”“市长”的称谓。这一连串的逻辑推演都在说明着这类字在用字过程中的动机。这种动机无疑也就好似一种标志性动机，作为符号这也就是标志性符号。

再举假借文字中的“豆”字为例，豆原为象形文字，指一种有盖的高脚容器，直至后来“豆”这种容器不再被使用、称呼，而“豆”这一类的豆类植物的种子尚无适当的汉字，于是这个豆字就被借用于意指豆类植物的种子。似乎此豆与彼豆风马牛不相及，但至少它们的语音都相同，都称为豆[dou]。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不论是指事文字、会意文字或转注文字，甚至假借文字等，在造字或用字之初，都存在着某种可理喻的原因。根据这些关系就构成了逻辑的关联，也就成为在符号过程中进行意指作用时的动机。这种具有逻辑关联的动机称为标志性动机，根据这种动机所创建的符号也就是标志性符号。

(3) 无动机与象征性符号　早在西周时代，学童八岁即“入小学”，所谓“入小学”非指进小学校之意，实指开始学习包括六书、训诂等有关文字之学的意思。在当年的学子或许都能较为清楚地了解汉字创造之初的“动机”，然而又经历了漫长的3000年岁月，汉字的书体与字形也一变再变，它们曾有的动机也早被这历史长河荡涤一清。目前尚能知道六书之名的学童，恐怕已经不多，而知道六书之实者更是凤毛麟角。失去了动机，也就失去了非如此不可的理由，更何况现代的楷书及其简化汉字了。现代人看来，在汉字中再也没有动机了，那么留下的就只是恣意的、社会性的约定俗成了。

其实，即使在符号系统草创之初存有动机的同时，也无法摆脱符号过程中意指作用的恣意性（Arbitrariness）。如图2-9中所举的“鸟”字与“马”字就类象于完整的一只鸟与完整的一匹马，但是，如图2-12所示的“牛”字与“羊”字，则只类像于一个牛头与羊头而已。是否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呢？未必有，至少已无人知晓。又如图2-9中的“鸟”字与图2-12中的“隹”字，同为一只鸟的象形，为什么又非要以前者为“鸟”，后者为“隹”呢？难道“隹”不也是鸟的一类吗？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吗？回答还是未必有，至少也已无人知晓。又如当代汉语普通话中为什么非要用[wo]表示第一人称自己，而用[ni]表示第二人称的对方呢？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吗？未必有，即使有过现在也已无人知晓。这些都在表明初创时符号的符号过程中就已表现出一种恣意性，也就是没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的、社会约定俗成性。任何个人的力量都不足以更改这种“恣意”的决定。凡没有动机的符号，或至少是目下已无从稽考其动机的符号，都可以称为象征性符号(Symbol)。所谓象征性符号，就是其所指与能指是基于恣意的、社会性的约定俗成而结合的符号。一个已趋成熟的符号系统中，既有的符号几乎都已演变为无动机的象征性符号了，而只有处于初创的符号还可能确知它的创建动机。反之，一个系统中如只留下恣意的、社会约定俗成性，正标志着该符号系统已趋成熟。

图2-12　汉字造字规律之一象形的又一例

基于恣意的社会约定俗成性而成立的象征性符号远不限于文字，诸如色彩、形态都可能成为象征性符号。如青、朱、白、黑这四色就可以分别象征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历来就有东为青龙、南为朱雀、西为白虎、北为玄武（黑龟）之说。从前皇城的南门就称朱雀门，北门就称玄武门，至少现在的南京还留有一个称为玄武门的北城门。甚至还可以直接用龙、雀、虎、龟四种动物形态来象征这四个方位。有非用这四色象征四个方位不可的理由吗? 未必有，至少也已无人知晓。该四色还可分别象征春、夏、秋、冬四季，历来就有青春、朱夏、白秋、玄冬之说。那么这四色或者这四种动物就可能构成象征性符号。有非用这四色象征四季不可的理由吗? 未必有，至少也已无人知晓。色彩作为重要象征性符号的，还有我国的戏剧这一文化系统。以京剧脸谱为例，白脸就象征奸诈，黑脸就象征刚正，红脸就象征忠耿，黄脸就象征干练，绿脸就象征凶险等。如曹操是白脸，并不是因为曹操长得白，而是持传统观念的人们认为曹操奸诈而使他成为白脸。又如关羽是红脸，也是因为人们认为关羽的忠耿而使之成为红脸。凡此等等，就构成了京剧脸谱的象征性符号。当然这些符号的最初动机也已不为一般的人们所知晓了。

总之，凡符号系统在成立之初，一般符号过程中能指与所指的结合都会存在某种动机，并且这种动机对符号的创建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一旦当该符号系统确立之后，动机也就失去了意义，而其重要作用则让位给了恣意的社会约定俗成性了。尤其是历史长河，将一切动机荡涤一清之后，也就只留下恣意性了。所以一个成熟的符号系统往往只留有恣意的社会性约定俗成性，或基于外部世界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表现出一种无动机符号的性质。这种无动机的符号在符号学中也就称为象征性符号。符号动机的研究对新符号的创建是有重大意义的。

3.国际符号计划

作为信息传达，人们的语言虽然是最完美的符号系统，但由于有语种的不同，故无法在世界范围内通用。而诸如奥运会、世界博览会等世界性的大型聚会的频频举办，将会有使用各种不同语种的众多国家、众多民族以及众多地区的民众汇聚在一起进行交流的机会，这就必然地会产生语言交流上的困难。为了超越因语种差异带来的障碍，力图创造一种超越语言的，只要根据视觉模式识别后，就能直观地理解的符号，促成了国际符号计划的形成与发展，企图使之成为国际通用的，持不同母语的各国、各地区民众都能方便地相互沟通的符号。如图2-13所示的就是国际符号计划的产物。

这一视觉传播的国际性热潮以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为契机，所形成的这一国际符号计划，随着蒙特利尔世界博览会、大阪世界博览会、墨西哥奥运会、洛杉矶奥运会等一系列的国际性大聚会的召开，取得不断地进展，渐趋高潮，终于成为深入人心的一般常识。并且这一国际性计划已不仅仅在这些国际性活动的举办期间形成一时性的高潮，得到一时性的繁盛，而是随着这些符号在有关包装的标识，以及办公机器等中的采用，其研究取得了持续的进展。

图2-13　国际符号计划所创的符号

这一国际符号计划的研究大大地得益于视觉图形文字研究的成果，也得益于自18世纪以来植物分类学中花形图的应用，其后还得益于理工领域图形符号及其语法化研究的不断进展，尤其是得益于1949年联合国向世界各国普及与推广的国际交通标识的研究。但不论是哪种研究，事实上都是在利用各种可被理喻的动机，进行着一个草创中符号系统各个符号的符号过程。在这个符号过程中动机就成了符号意指作用的依据。很可惜的是主导这一计划的都是西方人士，而西方文字又都是其语言的附庸，根本没有独立地位，就更谈不上对其语言的超越。这一研究中即使有中国的参与者，又在近一个世纪的对传统文化的无情破坏后，这些参与者自身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字的历史也同样知之甚少。致使这一计划没有得到像汉字六书这样与人的智能高度合致的系统化的动机，作为这一计划的重要依据或借鉴。但是观其究竟，他们所开展的国际符号计划的研究不就是想成为现代社会的仓颉吗？这不就是那些在自诩着拼音文字才具有现代性的西方人士，乃至拜倒在西方文化面前的人们在重复着中国在四五千年前所经历的，如典籍所记载的“天雨粟、鬼夜哭”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字”创造过程吗？

其实，中国在汉字创造之初就已摆脱了文字对特定语言，即汉语及众多的方言的依赖，与其字形相结合的直接就是字义，所以可直接为各国文字所移植。至少现代的日本文字与过去的朝鲜文字、越南文字等不都是如此吗？不也正是现代国际符号计划所现成的借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