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很可哀悼的，我们的黄膺白先生逝世了！我们看到先生的遗言，就晓得先生对于国家的忠诚，是何等热烈！我们追悼之余，不免联想到可怕的肝癌病。我们在医言医，姑且来检讨一下所谓肝癌是否有治法的？
据西医说：“癌肿的成立，是一定部分（犹如腺体）的上皮细胞起了病的变性，而生有毒性癌细胞，日积月累，经十年或二三十年之久，继发身体上的自觉症状，根本是一种慢性的毒性肿疡，能使血液变化，全身起恶液质，除非早期把病的细胞完全割除，决没有治愈之望。这是科学上研究的结果和事实上昭示的明证。况且普通在病人发觉患病或医师诊断是癌肿的时候，早已失去手术割除的时期，药品决没有些微效果。”（摘录程瀚章先生作《从吹法螺者说到肝癌》刊《时事新报》）这样，我就有一个严重的疑问：既然肝癌是种必死的病，为什么又把病人剖割呢？难道借此为试验品么？
据黄氏左右详述黄氏患病经过如次：黄氏身体壮年向极强健，于两年前身体局部始感不适，初亦不以为意。自主持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事务后，以政务繁忙，始感不支。于是鼻臂等病丛生，经医诊治，时痊时发。至今夏病势增剧，时黄氏寓居莫干山。为便利医病计，于八月二十四日到沪，于二十七日入宏恩医院诊治，住院月余，不见成效。为诊治病根计，乃于九月十四日在该院开刀，发现所患为肝癌，认为绝症，拒绝医治。割腹后，非特癌未割去，且病势见增，腹痛咳嗽，饮食大减。医生为减去病者痛苦计，且打重量麻醉剂。盖断定黄氏病势变化甚速，不久于人世。拟向德国聘请专家飞沪医治，不果。嗣以本埠各国有名西医，均告束手。乃延请中医范石生由庐山飞沪诊治。范氏至沪时，黄体已感不支，且性躁易怒，并关心国事。经范氏悉心诊治后，似有生望。后又聘名医刘正宇由陕西来沪，协同诊治，更见起色。至十一月二十五日，为便利服中药计，乃出医院返寓。至十二月一日夜，病势忽起变化。时黄氏长女公子已由京到沪，侍奉在侧，是夜黄氏受刺激，病势增剧，而入昏迷状态。延至六日上午九时二十五逝世（录十二月七日《申报》）。根据上述种种，我们知道黄先生的不起，实在含有下列的集中因素：（一）政务繁忙。（二）开刀后，病势见增。（三）重用麻醉剂。（四）忽受刺激（关心国事）。（五）创口破裂发炎（根据同五日《申报》）。以上因素（一）（四）两项非医者能力所及外，其余（二）（三）（五）三项，显然呈露了现代新医学的缺陷。
那么让我们晓得中医们替黄先生开的方子如何。刘正宇先生报告说：“黄氏起初的病情，右胁肿痛，食量减少，是黄中委最初成肝癌的象征。经过日、美、德、比几国在中国行道而享有盛名的西医诊断后，认为一种‘恶性肝癌’。就把右胁腹皮剖开，见肝脏肥大，约过正常一半有强。外侧生有似铜钱大小之白泡五六处。同时胃脏部因肝脏肥大而压迫下坠。那时西医对此，以为绝对毫无办法。黄夫人听到这样的论调，当然异常恐慌。不幸得很，黄氏在开刀后，神志忽然不清起来。肝因蓄积水分过多的缘故，也大起来了。经过西医对症疗法，如抽水法等，可是结果都归无效。后来黄夫人及诸亲友抱了一种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接受了蒋院长介绍的范将军石生来诊治。经范先生诊察后，也断为是肝病，就开了一张平肝利水滋阴之剂，里面羚羊角用至一钱左右。服后，很奇怪，小便得三四百西西，神志也清了，不过大便老是不通，就用古方猪胆汁导法，每日施行，方得通利。经过这样有十天左右（中间范先生曾赴汉口一行），乃由焦易堂先生之介绍，我就开始诊治了。我到上海看了黄先生的病，断为是肝脏积留瘀血的缘故。那时黄先生的口唇很干燥，舌苔光红，就对他用了一个方子，用桃仁三钱，芒硝三钱，桂枝二钱，甘草二钱，大黄三钱，厚朴二钱，枳实三钱，当归六钱，白芍八钱，生石膏一两，人参一钱。都是一派破瘀药品，得了范先生的同意，服后，大便日下四五次。第一次纯粹的粪汁，二次后，则见恶涎瘀血很多，小便得八百西西左右。二剂后，加重药量，那时瘀血存留于肝脏者还有三分之二，以后隔二天或三天服一帖，中间再服些补品，如参、白术、麦冬等品。到了本月二十日，黄中委已经能够吃面包，食后也没有什么变化。到二十四日的上午，医院中忽又起了一种恐慌，说黄氏的病在七天内，有性命的危险。黄夫人吓慌了，就来问我们的意见。那时范先生便说：‘夫人原谅！我们实在没有断死生的本领，不过我们在黄先生不曾死的时候，还是要尽一点责任。’……”（录十二月六日《新闻报》乔寿添先生作《黄郛肝癌治疗的经过》）
观此，我们知道医者原不能操生死之权，而成败更不可以论英雄！然而却引起西医郭琦元先生的责辞来了：“抑可笑者，国手某君竟于某大学医院公开演讲，声责黄氏体虚已极，误于西医之操刀，乃日益惫。据渠诊断，认为肝有积瘀，次投大量桃仁承气之品，以期攻邪务尽。呜呼！以予矛攻予之盾。国医所自夸者，常谓西医不明虚实，彼几何知虚实耶？既曰不应操刀以伐虚虚，安可投大量桃仁承气，以陷黄氏于虚虚不复之境耶？则吾敢言黄氏之病虽必死，国手正速其早死也！是某将军之论治，尚可高出国手一筹，因将军之药未有如此峻极也！此非故作衅词，请观报纸发表黄氏所病之经过，每于服用桃仁承气之后，即须进以大量参、芪以续补之。抑知某国手于捉襟见肘之狼狈。至于国医通便之法，将军用猪胆汁，正与灌肠极相合。国医高明之术，竟在于斯！欲求治世界不能治之病，是乌乎可？吾人痛悼黄氏之不幸，吾人更痛惜国医之既坠，不忍卒言！”以上郭先生的话，颇带些学者的风度，而不是一般空泛的漫骂，我着实钦佩得很！不过，郭先生也要知道中医之论病证，往往非仅“纯虚”“纯实”二字可以包括。像黄先生当时这样的病情，只可以说是“虚中有实，虚由实致”。设使医者不攻其实，但补其虚，只怕邪愈实，而正愈虚，结果反速其危。所以只得攻补兼施，先一日攻，后一日补，就是这个道理，并不是自相矛盾。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良医之心苦矣！结果，还是不能邀天之佑，正所谓“非战之罪”，任何人所应该原谅的！还有猪胆汁导法师《伤寒论》方，此方的发明，远在千百年前，似乎还是西医灌肠法的祖师，这也是郭先生所要注意到的。
现在姑且按下黄氏生前的病情不提，让我叙述一段肝癌类病治验的实例，以作陪衬。病者连雅堂先生，福建人，年六十八岁，身体瘦弱。二十四年春，来沪作寓公，寓所在江湾五五二弄二号。平日感到环境的拂逆，每每抑郁不欢。虽或不时小病，尚不以为意。直至二十五年七月间，一日午夜起床小便，突然发病，小便未毕，竟不能自动回床。家人惊起，勉强扶坐床沿上。觉右肋下部痛楚非常，其痛下牵睾丸，上引背部。上下仿佛有一条经脉牵住。就此平卧床上，不能转侧，尤以右肋为甚。次早，连先生的大女婿林君，任职三井洋行，即请某某医院的洋医来诊，断系肋膜炎，外敷药膏，内服药水，病依然。下午又改请别一位洋医来看，据说不能确断为何病。如此连接四五天，大概用对症疗法，病不稍减。第六日，连先生的第二女婿黄振君（任职《申报》补习学校，住环龙路）认为病机不利。第七日，急急介绍吾师虞舜臣先生去诊察。但见病者右肋以下（肝位）肌肉高肿，皮色不变，轻按尚可，重按痛剧，卧床不能转侧，小便极少，大便七日中仅行一次，但饮食尚能勉强进。虞先生说：这病在中医叫“肋疽”，西医叫作“肝癌”之类。疏方用：柴胡三钱，白芍六钱，桃仁六钱，归尾三钱，柏子仁四钱，瓦楞四钱，青皮钱半，郁金二钱，香附钱半，橘叶钱半，橘络一钱。次日二诊，嘱照原方续进一剂。二小时后，即得黑色大便甚多，牵引之痛减却大半。第三方分两略减，仍有黑粪。第四日胀痛将除尽，能坐起行动，改用归身、柏子仁、白芍、阿胶、代赭、吉林参须、炙草、地黄等以资调理。接服三五剂，痊愈。连老先生快乐非常，赠送虞先生一部自著的《台湾通史》以作纪念。并且说：“西医的本事真不及中医呢！”据虞医生说：“柏子仁是补肝的特效药，用在攻肝或疏肝的剂中，每收奇功，屡试不爽。”云云。
我引述这一段验案，并非是说虞先生的医术比刘先生高明。要晓得刘先生负重责于剖腹之后，虞先生得施治于完璧之身。其间治和不治，幸与不幸，固已暗里早早注定。怎样呢？请看下列所引的中医书上的记载，也许可以明白。
《灵枢》说：“肝藏血……肝气实则怒，肝实则两胁下痛。”报章上说黄先生“性躁易怒”，就是“肝气实”的缘故。“实”即是“邪实”，什么“邪”？就是肝中有积热蓄瘀的意思。
《难经》说：“色青善怒，其病四肢满闭，淋沥便难，肝病也。”“淋沥”言小便不爽，“便难”言大便闭结，是否和黄先生的病情吻合？因肝病，胆亦病，一部分的胆汁不能下行润肠，故大便难，借用猪胆汁通便，即是此理。
《伤寒论》中的“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复颠倒，心中懊恼”“心中结痛”“心腹烦满，卧起不安”，你说这是什么病？我道就是肝病！说来话长，义详《经方实验录》第二集中。因为栀子为治肝热的特效药，故仲景先生治这一类证，悉从栀子豉汤加味。因为肝脏既然胀大，势必下压胃肠，故曰：“若少气者，栀子甘草豉汤主之，若呕者，栀子生姜豉汤主之。”又因栀子有平肝通便的功效，故又曰：“凡用栀子汤，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服之。”因此，栀子既为治肝特效之品，我想范、刘二先生治黄氏方中，谅曾重用。否则，我不能无间然。
《千金方》说：“肝胀者，胁下满而痛，引少腹不宁。”并出补肝汤，治“两胁下痛，筋急，不得息”等证。方为：“山茱萸、甘草、桂心、桃仁、柏子仁、细辛、茯苓、防风、大枣，水煮服。”方内柏子仁一味，与虞先生之言吻合。
《医宗金鉴》外科说：“渊疽，因忧愤致肝胆两伤而成，生于肋下，初起坚硬，肿而不红，日久方溃，得稠白脓者顺，如豆浆水者险。疮口有声，似乎儿啼，此属内膜透也。即于阳陵泉穴灸二七壮，其声即止。穴在膝膑骨外臁下一寸陷中，蹲坐取之即得。内外治法皆同‘肋疽’，凡于胸胁腰腹空软之处发痈疽者，当在将溃之际，多服护膜散，可免透膜之患。”护膜散方为“白蜡、白及各等份，共研细末，轻剂一钱，中剂二钱，大剂三钱，黄酒调服，米汤亦可。”又歌曰：“渊疽肝胆忧患成，生于肋膜硬肿疼，溃破有声内膜透，未溃当服护膜灵。”所谓膜者，即腹膜之一部。中医重视此膜，护之唯恐不力，西医操刀奏剖，破之唯恐不尽。险夷之分，即在于此！又《金鉴》治此类痈疽，多主以柴胡清肝汤，方为“柴胡、生地、当归、赤芍、川芎、连翘、牛蒡、黄芩、生栀子、天花粉、甘草节、防风”等味。此方堪称“平稳”二字。依《伤寒论》法，肝胆属少阳，故柴胡与栀子尤为首要之药。
余听鸿《外科医案》肋痈门自注云：“肝为风木，胆为相火，风火相搏，易窜易溃，倘里膜一穿，立见其危。”按“肝为风木”以下三句，不过言肝胆容易发炎之意，读者不必责其拘于玄说。而其重视里膜之观念与《金鉴》切合。
以上援引已多，不必赘列。但西医见此，或者以吾之所论者，为近于“恶性肿瘤病”中的“结缔组织系”又名“肉肿”者，而不合于同病中的“上皮细胞系”，又名“癌肿”者。其实肝为一体，体内血流不畅，由瘀滞而发炎，由发炎而肉肿，肝上皮细胞因此失其新陈代谢，安得不成为癌？试看黄氏的肝脏，肥大约过正常一半有强，可为明证（根据刘先生报告）。况且中医治病，活如转珠，实未可以死板之言格之。譬如西医治麻疹，往往得肺炎合并症，哪晓得设使先日将麻疹透发得净尽，肺炎将消患于无形。以此例彼，曾无二致。
好了，基本于上述的论列，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
肝癌一病，并非是中医籍上所没有的，不过是病名稍稍不同罢了。
本病的主证是：右肋硬、痛、肿，二便艰涩，易怒等等。
本病并非绝对不治。
腹膜破裂是很危险的，所以动手术就是冒险。
柴胡、栀子、桃仁、芍药、黄芩、柏子仁、甘草、当归等是治本病必要之药。
精神上的不良刺激，是本病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医治时期中尤当绝对避免，否则有尽弃医药前功之虞。（刊《光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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