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治史方法

我讲两个问题，一是讲陈寅恪先生治史之法，二是讲陈先生的著作中，我认为有两个非常重要问题，应该引起史学界继续研究。当然陈先生的学问，论述的广度和深度绝非这两个问题范围所能包括，但我认为研究这两大问题比较有重大的意义。

上次讲座我提到一句，中国传统做学问叫做“义理、考据、词章”，义理是原则，考据是为了说明一个原则。然后是词章，用以表达义理。写一本书，一篇文章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叫义理。义理有了之后，方法非常重要，方法有各种，甚至一个专家有他自己家传之法。陈先生治史方法可以归纳为两条。

第一，以诗证史，从史论诗。

陈先生给中文系、历史系开课，他上课讲诗，用唐代诗人做的诗来证明当时之历史，叫以诗证史，反过来他讲历史时往往从史论诗，以历史依据来论述诗，从唐代之诗论证唐朝的历史，这是陈先生研究历史重要的一条方法。我不多举例，凡是读过陈先生书的人都能充分理解陈先生的这种独特方法。我推荐大家读他的一本有名的书《元白诗笺证稿》。元、白是中唐时期的两位诗人，一位元微之即元稹，一位白居易即白乐天，两位一唱一和的“元和体”影响很大。两位写的诗，很多涉及中唐时期的历史，如果你们仔细花力气读《元白诗笺证稿》，从开头到结尾，你们会懂得陈先生的以诗证史的重要。比如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写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杨玉环）之忠贞爱情（不要以为皇帝是统治者就没有什么爱情，只有劳动人民才有爱情），真正的爱情。白居易同情他们从相爱到安禄山造反逃难途中，在马嵬坡唐玄宗不得不赐死她。杨玉环死后，玄宗苦苦思念她，梦中相思，情爱弥笃。乱事平定，唐玄宗梦见她。陈先生讲这首诗不是像上文学课读诗，背诵，逐字逐句讲，他要求你上课前已熟读此诗，在你已经非常理解的基础上听课，他从历史角度讲这首诗写得是否符合唐朝当时情况，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同时，亦补历史之所未详。

记得五十五年前，陈先生给我们开“元白诗”课，开始就讲《长恨歌》，连讲几课，讲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即杨入宫当妃子是否处女。我们这些年轻人初以为无聊，没意思，有点怪。其实陈先生不是在讲诗，他是在讲历史，在讲唐朝的婚礼制度。原来杨玉环并不是开始就做唐明皇的妃子，之前已是寿王妃，唐玄宗偶然看见她，要她做了自己的妃子。陈先生根据唐朝之婚礼制度，问名、纳采、纳吉等等都讲了，来证明杨玉环曾婚于寿王。一个了不起的大史学家，他从一两句话一件具体事情出发，让我们学生毫不感枯燥地了解了唐朝的婚姻制度。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元微之有一句诗“努力庙谟休用兵”，陈先生亦据此证史。唐代中叶延续了几个朝代非常重大的一件事叫“牛李党争”，著名的朋党之争。中唐时期有两个有名的宰相，一个叫牛僧儒，一个叫李德裕，两人出身不同，一是进士出身，一是非进士出身，政治主张不同，两人手下各有一群人，势力很大，左右朝政，结党互相排斥，互相敌对，一直斗争几十年，因此甚至使皇帝感到非常困难说：“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朋党帮派斗争影响了朝政，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影响了社会生活，是很大的事。元微之的诗“努力庙谟休用兵”不主张打仗。因为牛党和李党政治主张很大不同的一个界限，李党对民族外患内乱主张用兵打仗，是强硬派，牛党主张不打仗，和平解决。元微之这句诗主张不打仗。陈先生根据这句诗认为元微之是牛党，当然再根据其他考证也证明元是牛党。我这里就简单地举一本书、一句诗来证明陈先生讲历史从来是“以诗证史，从史论诗”。

第二，由小见大。

作论文，作研究可能有些小题目，有些具体的细节，陈先生的学问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谈的看似小事，但说明了论证了一个大问题。上次讲的钱穆先生说的朱熹以“大儒而通考据，事固无难”，这好像是个方法，其实不只是个方法问题。稍加引申说，我们中国人做学问，现在常见不少论文“空对空”，专说大话，没有具体的事例去说明所讲的原则。西方的汉学家在方法上很值得我们学习，但他们中不少往往是detail很细，细得往往停留在所提的事实上，只能由小见小，看不出大问题大原则。陈先生亦“以大儒而通考据，事固无难”，在这方面是我们的典范，他能由小见大。现举两例：

【例一】宋朝有个赵彦卫，写了本书《云麓漫钞》，原文有一段：

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也。

这是本很普通的书，许多人看过，但没有人用此材料写文章发挥大作用。我解释一下这段文字的意思：

唐朝举人要考进士，他要先把自己写的东西送给将来对他中式有关的人或名人看，这叫“行卷”。过几天，他再送上去叫“温卷”。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当然是为了使掌握文衡的人，有名的文学家，甚至将来的考官多了解他，他就不断地“行卷”、“温卷”。他所送去的文章，唐代当时叫“传奇”，今天叫小说，不是堂而皇之的议论国家大事的著作，为什么？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举例《幽怪录》说：这种传奇文章同时具备了几种体裁（政论，散文，诗），可以看出史才（对历史掌握的才能）、诗笔（诗写得怎样）、议论（政治论述）。这是段大家可见的普通的材料。

我曾在已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陈先生通中外多种文字，包括藏文、满文、梵文、西夏文、英文、法文、德文等。但我所见陈先生写的文章中，除了早年论述佛经之著作，用了外人所不常见的材料，用他精通之梵文写的外，几十年间陈先生写的书、文章都是用大家所能看见的普通材料，并非什么“壁中书”、“井中藏”。为什么我们看见常见材料，做不出学问，而陈先生却做出了大学问，这就是陈先生作为一个大史学家的高明。

比如刚才讲的赵彦卫《云麓漫钞》中一段，大家都看见，不以为意，无非知道唐朝举人要行卷、温卷，行卷、温卷最重要的作品是传奇。陈先生与众不同，他看了这段材料就一连串地考证出大问题。他讲，为什么叫文备众体，为什么可看史才，为什么可看议论。传奇和诗是分开的，并不是同在一篇作品里，比如，有白居易写的《长恨歌》，就有陈鸿写的《长恨歌传》；有元微之写的《莺莺传》，就有李公垂写的《莺莺诗》，诗和传奇是配套的。从《长恨歌》、《莺莺诗》可以见诗笔，指韵文而言。史才从《长恨歌传》、《莺莺传》得见写史之才，议论则须从传奇最后的结语体现。陈先生断言：歌与传非如一般诗与序文的关系，而实为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陈先生接着从这三条考证，作出一系列的展开，层层深入，引入了唐代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的一连串大问题。写传奇的大家从唐朝韩愈开始，韩文公是出名的卫道之人，儒家正统，他带头写传奇《毛颖传》，实际他并非写人，而是开玩笑，写一支笔的遭遇（笔如何由狼毛、羊毛脱颖而成）。《毛颖传》并非成功之作，但韩愈带头，写传奇之风大盛，传奇成了流行作品，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风。唐代人的行卷、温卷用传奇，引发传奇大盛，而古文运动与传奇同时产生，最佳之传奇作者皆古文运动的中坚人物。古文运动的产生，非常重要。因为中唐以前的文学、文字，已经僵死了，形式上成套，文字上无新气象，需要引起一次革命。这个唐代以韩愈为领袖（柳宗元等共同作战）的古文运动等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唐朝传奇的兴起，古文运动的产生，同时，与当时藩镇跋扈有关。藩镇多半是胡人或胡化了的汉人，古文运动因而以尊王攘夷为中心，而最能坚持尊王攘夷思想的人是韩愈，又是文章大家，所以韩愈成为古文运动当然的领袖。这一连串的事陈先生都把它连起来，即从赵彦卫的《云麓漫钞》写唐代行卷、温卷为什么要用传奇，讲文体之关系、文人之关系、政治之关系、社会之关系，把有关唐代的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都连串起来而作出了一篇大文章，这就叫治棼理丝，或者说串置散钱，细致周密之极，而又目光巨大深邃。这就是陈寅恪大史学家的学问独到之处。着手在细，只是“文备众体”四个字，着眼则大，所成亦大。

另一方面，可以说是更重要的一方面，陈先生以为韩愈反对世俗之佛，同时作为一个学问家、思想家，他吸收了佛教禅宗的东西，陈先生认为韩愈看见了儒家的弊病，也学了佛教和尚做学问的功夫，“睹儒家之积弊，效僧侣之先河”，以《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抽象之心性与具体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合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可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陈先生的原话），由于韩愈引新禅宗入儒，“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理学新儒学之基础”，这是陈先生提出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一个重大问题。可惜陈先生以后，至今许多人讲新儒学，但是尚没有人接着陈先生的文章作下去，讲宋代儒学理学的承传关系。

【例二】唐代宫门北门（玄武门）之重大关键。陈先生说唐代有许多政治革命，中央政治革命，地方政治革命，在重要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讲安史乱前地方政治革命都未成功，什么道理？中央之政治革命有成功，有失败，什么道理？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陈先生把大问题从小地方讲，最后证明为什么这样。他说成败关键在宫城之北门（即玄武门，左朱雀右玄武）掌握于禁军手中。唐代都城建置，宫在城北，北门掌握在禁军手中，故北门（玄武门）最重要。陈先生说：“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悉决于玄武门即宫城北门军事之胜负，而北军统制之权，实即中央政柄之所寄托也。”因此陈先生讲了一个看似非常小的考证，他从唐高祖、唐太宗、唐中宗、唐玄宗时发生的四次政变（政治事变），四次革命的成败都决定于玄武门之得失以及守卫北门的禁军的向背，因此陈先生详细考证了宫城北门的建制（宫在城北，城在宫南）等看似很细小之事，但他以历次革命的成败论证宫城北门的重要作用，就非常大了。详考宫城北门之建置小也，以历次政治革命之成败论之，乃得其大。所以我说陈先生的学问是以小见大。这话猛然一听，不可理解，能从很小的考证得出重大的结论，即从前中国人做学问所谓大儒与饾饤之区别（饾饤意思是考据琐碎的小事，弄不出名堂）。当然考据很重要，乾嘉学派在清朝很威风，因史料重要，经过认真考据论证的材料才可信，研究最后得出的学问、结论才有基础。陈先生重视考据小问题，能论证出大结果，说明了重大问题，他是大儒。

我们在内地搞学问，多年来喜欢讲研究历史的规律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常说的，但最后往往容易流于空话，稀里糊涂说不清。陈先生从不说什么研究历史之规律性，但他考证了事实，说明了大问题，我们学习了即感到“在历史中求史识”，知道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陈先生治史之法是“以诗证史，从史论诗”，“由小见大”。我们要学到陈先生独具的先进治史方法很不容易，没有基础，没有细致的考据功夫，没有如炬的目光，学不到。但，我们以陈先生为典范，努力刻苦去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就会有收获。

陈先生的学说有很多值得我们中国历史学界学习继承和发扬，陈先生提出过很多见解有待我们学习。下面两个论断，是举两个例，供你们有志于历史研究的深入、学习，并希望有所阐发。

陈先生的研究范围很广，有元史、佛教、魏晋南北朝史，近抗日战争时转入中古史唐代史以后，出版了两本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后来眼睛瞎了，研究的范围就转入明清并写了《柳如是别传》八十二万字的著作，研究明清的社会历史，在此以前有《论再生缘》，陈先生首次发现清朝一女诗人。所以说，陈先生在历史上有很多重要论述有待我们去学习和发挥，在此我只提出两条：

第一，唐代关于种族与文化的关系。

陈先生说唐朝的历史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是种族问题，另一是文化问题。陈先生认为唐代文化是胡化程度最深的文化。我们常说汉唐盛世，武功如何盛，我说唐代武功并不突出，很可怜（有个笑话，我名“唐振常”，读中学时同学倒过来叫我“常整唐”，意思是我常常“整”唐朝，我成了唐朝时的少数民族回纥吐蕃）。武力最盛时倒是少数民族统治之清朝所谓康乾盛世。唐朝气度最恢宏，指的是能容纳外国的文化，少数民族的文化。所以陈先生认为唐朝的主要两个问题是种族问题和文化问题，而文化问题更重大于种族问题。在唐朝如果讲一个人是异族，非汉族，不以为异，因为唐朝容纳异族。种族问题又是文化问题，而文化最重要。所以陈先生的结论是唐朝之文化问题重要于种族问题，如讲胡化或汉化不是看种族，而是看文化，文化上胡化就叫胡人，文化上汉化了即汉人。这是千古历史学家没有人讲过的问题，是陈先生一系列考据的结果。唐朝李家母系的祖先有不少胡人，如独孤氏、长孙氏。父系往上溯并无胡人，但李唐自己说他的家谱是西凉王李暠之后，实是冒称，他是属于赵郡李氏，也是望族，那他为什么要冒称？

考证出了一个大问题：自从北魏以后，实行“关中本位文化政策”，北魏以后汉化，最后北魏孝文帝迁都到洛阳，已尽量汉化。胡人之未汉化者留下来南北对峙。迁移的胡人或迁移的汉人及其后代根据“关中本位文化政策”叙述他的家世，有政策的规定之界限，就有些变化。考证出这样的道理，所以说唐代李渊得天下后一直沿用“关中本位文化政策”，一直到武则天才变更。这政策是为了和山东江左世族对抗。所以陈先生说不要避讳胡化，唐代之所以有这样文化上的盛世，一个强国，与胡化很有关系，唐朝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是很重要的原因。

这个理论到今天许多人未注意到，甚至有专门研究唐史的先生认为研究这个问题没什么意思，实际上非常重要。考察中国历史，“胡化、汉化”，吸收异民族的文化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考察世界历史，也可研究，但我知之甚少。希腊、罗马文明也是雅里安蛮人入侵后产生，原来爱琴海文明消亡了。印度文化也是雅里安人入侵后造成。西方近代文明也是日耳曼人消灭罗马帝国之后产生。蛮族入侵，是一很大的冲击力量，造成了新的文明。所以陈先生讲中国历史“胡化、汉化之关系”，讲唐代文化因素重于血统，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陈先生在著作中，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其他文章讲了这个问题，后学应该继承发挥，甚至写成大书。

第二，宋代文化问题。

我们现在不大注意宋朝，研究宋史之人也不很看重宋朝，因“前有隋唐，后有明清”，对宋朝的文化成就如何评价，往往不得其当。而陈先生对宋朝文化非常推崇，他常在文章中写到一句“天水一朝文化”（天水代表宋朝），宋朝的文化是很重要的。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又说：我国学术的复兴，在于宋代学术的复兴或新宋学的建立。而中国的儒学实际上是宋代的儒学，吸收了韩愈的从佛教新禅宗中明心见性、立地成佛之说，产生了新儒学，产生了宋代的理学，是新儒学之高峰。现在之新儒学实际上是宋学，清朝后来喜欢讲汉学宋学，汉学即考据之学，实际早已衰落，宋学非常值得注意。陈先生又常常讲他最佩服司马光，他认为《资治通鉴》是“千古绝作”，对宋代之史学，对宋代之司马光、欧阳修等人都有极高的评价。他常说，“宋贤史学，今古罕匹”，意思是宋代的史学，宋代的儒学，天水一朝，宋代整个文化都很高。他又说，“欧阳修写新五代史名篇，义儿传，冯道传（完全无气节，几朝做官，自称长乐老），对当时社会，对世道人心影响重大”，起了转移风气的作用。这就是章太炎所说的“因政教而成风俗，因风俗而成心理”。

陈先生很佩服宋朝的史学，我举一例，他很谦虚，他的史学又远远超过了宋朝的几位大家。关于唐代的府兵制度（唐朝的一个很重要的军事制度），他论证后说，宋朝的几位大历史学家从司马光到欧阳修到李繁、叶適，他们都讲错了。因为唐代的府兵制有前期后期之不同，兵农合一与分开之不同。陈先生作了论证之后，非常谦虚地说“宋贤史学，今古罕匹，所以致疏失者，盖史料缺略，误认府兵之制二百年间前后一贯，无根本变迁之故耳。”这是对于前贤厚道的说法。其实陈先生引证所用之材料是常见之材料，司马光他们当然也看见了。陈先生如此推崇宋朝一代之文化、儒学、史学，使我想到，时至今日为什么历史学界还没有看见一个学者接着陈先生的论述写一篇文章，著一本书继续研究，发扬光大？

我就提出以上两个问题：一、唐代的胡化问题，文化与种族关系问题，二、宋代的文化问题，以引起我们后学之人思考。希望你们听了我的介绍，能够引起读陈先生书的兴趣，读历史的兴趣，但读陈先生的书要花功夫吃苦头，如果你们愿意去吃苦头，那我的讲解也算尽了一点责任。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四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演讲，由陶慧华根据录音整理，经演讲者修订

（原载《史林》二〇〇〇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