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有诸多的近代解剖学著作流入，那么这些最新的解剖学知识又会给中医带来多大的影响呢？当时中医是否已经走上了中西医结合之路了呢？十分可惜，由于纪晓岚在借修订《四库全书》之际大肆毁书，使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关于这方面的专著，只能从一些医案中觅得只言片语。下面就是一个典型的病例，我们看看在那个时期医生们是怎样表现的吧！
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叫喻昌，字嘉言，号西昌老人，江西新建人。生于明代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卒于清代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终年79岁。与张路玉、吴谦齐名，号称清初三大家。著有《寓意草》《尚论篇》《尚论后篇》《医门法律》等。在《寓意草》中喻昌记载了一个叫作力争截疟成胀临危救安奇验的病例，我们先来看看他是如何力争救危的吧！
患者叫刘泰来，32岁，面白体胖，夏天喜欢冷水浴，秋天疟疾发作，三五发后用药截住，但出现胸腹间胀满症状，而且与日俱增，不到10天就大腹彭隆，如同怀胎十月，喘促能坐不能卧，二便全无，食饮不能入。
患者病情确实危急，虽然请到了喻昌，但不过是一个实习医师的待遇，主治医师另有他人。主治医师认为患者二便不通，服用泻下药后大便未下，所以与患者商量想用2两大黄作1剂，患者也很认可这种方法，说：“不如此不能救急，可速煎之！”
此时喻昌大喝一声：“这是什么病，你就敢放胆杀人吗？”
主治振振有词道：“伤寒，肠结下而不通，惟有大下一法，何谓放胆！？”
喻昌问道：“世间有不发热之伤寒吗？伤寒病因发热，故津液枯槁，肠胃干结，而可用下药以开其结。然有不转失气者，不可攻之戒，正恐误治太阴经之腹胀也。此病因腹中之气散乱不收，故津水随气横决四溢而作胀，全是太阴脾气不能统摄所致。一散、一结，相去天渊，再用大黄猛剂大散其气，若不胀死，定须腹破。为什么不留此一命，必欲杀之为快呢？”
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实习医师，主治医师也怕医疗纠纷，留下一句：“这个人看书多，嘴也厉害，我说不过他。”后匆匆离去。
患者见主治医生被气走，十分不满，颇带怨气地说：医生虽然走了，但药还在，先吃了药，等好了再谢大夫不迟。可是当患者家属拿药准备进屋的时候，喻昌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从后面趁人不备将药抢过来扔到了沟里。面对这样的行为，素质再高的人也会发火，果然患者的二弟已经是怒目而视了，患者可能是因为病入膏肓，所以脾气出奇的好，他说：“这个药该不该服还不一定，但现在用什么办法来救我呢？”
喻昌与患者详细分析病情后建议使用理中汤，但患者看完方子后认为理中汤中有人参、白术，两者可能使腹胀加剧，而大黄已经使用2剂，只是大便仍然未下，不如等到明天再说。喻昌说：“还能等到明天，今晚你就会因为腹中真气渐散，出现大汗、晕眩等症状，到时候就更难以医治了。”患者说：“那就先煎好1剂，等晚上真的出现这些症状再服用，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喻昌也没办法，只能说：“既然你畏吾药如虎，也就只能是这样了。”
面对如此危重的病患，喻昌并未敢离去，而是将自己晋升为住院医师，留守患者家中，坐了一夜等待家属的呼唤。不想竟然一夜无事，次日早晨患者的儿子出来说：“昨夜患者果然出现大汗、晕眩等症状，急忙喝了煎好的药，也看不到什么效果，只是睡了一会儿，还是腹胀。”
喻昌再次见到病人时，患者说服药后，腹胀症状并未加重，而是略微觉得减轻了，暂且再服1剂，未必不可。于是喻昌将3剂药作1剂与患者煎服，并加大了人参的用量，服后，又加了一大剂，并少加了一些黄连在里面。
患者服药后自觉腹胀大减，但他已经数日未进食，还是希望用些大黄通大便，以便能够进食。喻昌听后怒不可遏，说：“我如此争辩，你还认为是伤寒病而不肯进食！其实吃饭吃肉，又有什么不行！”于是用老米煮清汤给患者喝，但患者只敢喝汤，不敢咽下一颗米粒。喻昌无法，只能答应第二天给他开1剂药，大便立通，这样患者才高兴，而他的二弟也很高兴，说：“一定会用大黄的，不过是早用晚用的问题罢了。”
次日患者的亲友齐聚一堂，患者出厅问药。喻昌不慌不忙地说：“大便不下本来应该用大黄来荡涤泄粪，之所以下不来是因为膀胱胀大，腹内难容，将大肠撑紧，任凭极力努挣，无隙可出。看我以药通膀胱之气，不治大便，而大便自至，足为证验。”
于是用五苓散原方与患者服用，药才入喉，患者即索秽桶，小便先出，大便随之，顷刻泄下半桶。围观的人无不动色，争着称赞喻昌是华佗再世。
病例讲完了，对于一位现代医生来讲这个病例是不完整的，应该会有许多问题要问的，例如双下肢是否有水肿等，事实上熟悉古医籍的读者会知道，这个病例要算是非常详细的了。这个病例两位大夫争论的焦点在于虚实之争，第一位大夫认为患者是实证，应该用下法；喻昌则认为患者是虚证，应该用补法。而喻昌主要是抓住了对方的一个漏洞，“伤寒，肠结下而不通”。前面讲过伤寒在中医里的概念是：一切发热疾病的总称，这个患者没有发热症状，当然不是伤寒，所以当听到“世间有不发热之伤寒吗？”时第一位大夫马上虚晃一枪败下阵来。其实他如果再坚持一下，就会发现喻昌也没离开《伤寒论》，他讲的太阴病也是《伤寒论》六经辨证体系中的一经，主症除了腹满、食不下、时腹自痛外，还有吐、自利益甚等症状。这显然和此位患者的症状不符，这很可能也正是喻昌始终得不到患者信任的真正原因。
由于得不到信任，所以喻昌说出了“以膀胱胀大，腹内难容，将大肠撑紧，任凭极力努挣，无隙可出”这样一段话。我们姑且先不考虑这句话是否合理，如果现代有医生对患者这样解释病情，大家一定会认为他是一位西医吧！但无论如何喻昌都只能是位中医，至少比现在那些自称为“纯中医”的人要纯得多。
显然喻昌解剖学得并不好，膀胱即使被胀破，也不会给大肠造成机械性肠梗阻，这无异于天方夜谭。但毕竟是300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对解剖能够有这样的认识已经很不错了。问题是作为一位纯中医，为什么要用如此“西医”化的理论来解释这个病例呢？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明末清初时期，运用传统中医的理论就已经无法对许多疾病做出解释了呢？那个时代的中医是否已经开始自觉不自觉地与解剖学相结合，来对疾病的本质进行探索，并运用已知的治疗手段去解决一些临床问题呢？
喻昌用传统中医的方法来解释病情看来是行不通了，解剖学似乎也没学到家，那么这个病例是否可以用现代医学知识来解释呢？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看这个病例很像是心力衰竭，对于心力衰竭来讲强心利尿似乎是不二的选择。喻昌先给患者用人参、干姜等药物，可以起到强心作用；而后用五苓散利尿，正好符合现代医学的理论，患者症状也随之缓解。但问题是他利尿药给的太晚了，以至于患者的症状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得到缓解，这位患者正值壮年，如果是一位老年病患者可能会因此而丧命。那么第一位大夫的下法又会对患者有什么影响呢？答案竟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且患者的症状可能更快地得到改善，喻昌力争的结果则可能是多此一举！
我们如果继续思考下去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对于一位心力衰竭的患者究竟应该诊断为虚证还是实证呢？都心力衰竭了，当然应该是虚证了吧！但为什么要用利小便这样的泻法呢？中医的治疗原则应该是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利尿显然是不符合这一治疗原则的。是否有人会说利尿不属于泻法呢？在过去对于利尿后症状不见缓解的患者还有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放血，这无论如何都应该属于泻法了吧！于是有人会说心力衰竭应该属于虚实夹杂的一个病症，但如果是一位年过古稀、久病的患者，你又如何在他（她）身上找到实证的证据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问题很可能出在辨证体系上，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医旧的辨证体系已经不能再完全揭示疾病的本质了。喻昌与那位大夫用的都是在运用六经辨证来进行疾病诊断的，但在明末清初时期，六经辨证在临床上似乎出了许多问题。于是古中医们开始了新的临床探索，温病学派孕育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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