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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医学模式及其转变

时间:2022-04-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医学研究的是人体健康和疾病及其相互转化的规律;医学心理学研究的则是医学领域中的心理学问题,研究心理因素在人体健康和疾病及其相互转化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规律。传入中国的现代医学,是以实验生理学和细胞病理学为基础的。为了完善目前的医学教育体系,必须增加心理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课程,使医学生对人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一、传统医学模式

医学心理学是心理学与医学相结合的一门新学科。医学研究的是人体健康和疾病及其相互转化的规律;医学心理学研究的则是医学领域中的心理学问题,研究心理因素在人体健康和疾病及其相互转化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规律。它们都以人作为研究和服务的对象。

目前,医学分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和康复医学4个部分。不论哪一部分,它所研究的问题都与“人”的健康和疾病有关。既然研究的对象是人,就应看到,他不仅是一个有完整生理活动的生物体,而且还是一个有意识、有思想、有感情和有各种心理社会属性的实体。所以,人的心理活动和社会生活方式也同其生理活动一样,必然会反映在他的健康和疾病上。

医学科学的任务不仅要诊断和治疗一个人的疾病,修复组织器官的病损,恢复机体的功能,使其达到原来的健康水平,而且还要对健康的人采取一些防病措施(如提高机体本身抗病能力,减少周围环境致病因素对机体的侵袭等),以达到健康地生活和延年益寿。以往,在医疗过程中,面对即将患病、正在患病以及病后康复的人,或尚属健康而来咨询的人,医务工作者常常只看到所服务对象的生理活动或生物性的一面,而忽视了其心理活动或社会性的一面,以致出现“见病不见人”的现象。他们很少研究个体心理因素与疾病发生、转归和预防的关系(例如某些心理因素如何引起某些疾病的发生或使某些疾病恶化;在疾病所呈现的症状上有多少是受心理影响或者本身就是心理上的病态;在治疗过程中,心理因素是否也同药物、理疗或外科手术那样可作为有用的治疗工具;在预防疾病发生方面,除改善环境及生活条件外,需不需要心理方面的措施等)。在门诊,医生往往把病人当作一个缺乏医学卫生常识的医盲,特别是对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患者,因他们诉说病情啰嗦,答非所问,有时还没有听完主诉,便匆忙地听一下心肺(有时甚至不做任何体格检查)就把处方开好了。在病房,医生们关心的是病人所患的“病”,对那些疑难病症或罕见病,往往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想方设法做各种检查找出病因,明确诊断,并寻找有效的治疗方法,却往往不注意患病的“病人”,甚至叫不出病人的姓名,只知道哪一个房间、哪一张床和患什么病,并经常用病床号或病名代替病人的姓名。对前来探视的病人家属和同事,对病人有关的家庭和工作情况,如与病情无关,一般是不过问或根本不感兴趣的。这样,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成了医与病的关系,而不是医与人的关系。

这种见病不见人的现象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传入中国的现代医学,是以实验生理学和细胞病理学为基础的。实验生理学主要用动物实验的方法研究人体各系统、各部分的生理功能;而细胞病理学则把人体当作细胞的“联合王国”,即由不同细胞组成的各种器官巧妙地构筑在一起的一个生物体,任何疾病都是某一器官或某一团细胞发生器质性病变或功能性障碍的结果。长期以来,我国的医学教育基本上受生物医学的学说或理论的影响,使多数医务工作者对病人只见局部而忽视整体,即使注意到整体也只是把病人当作有血有肉的生物,而忽视其思想和情感在疾病中的作用。这样对病人的服务肯定是不全面的。为了完善目前的医学教育体系,必须增加心理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课程,使医学生对人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心理学近年来进展迅速,无论在基础理论或实际应用方面,都获得了很多成果。将心理学知识应用于医学领域,便逐渐形成了一门独特的学科—医学心理学。它阐明心理、社会因素对健康和疾病的作用及其机制,不仅成为医学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成为研究寻求战胜疾病、保持健康的心理途径,解决同健康和疾病有关心理学问题的科学。这样,医学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为整个医疗卫生事业提供了心理学的观点、方法、技术和措施,成为心理学和医学相互结合、交叉渗透的新兴学科。

现代医学早期过分强调个体躯体的健康和疾病,较少注意心理的健康和疾病。个体的生理活动经常是与心理活动同时存在和进行的,不论疾病发生在人体的哪一部位,哪一个器官,都会影响到这两个方面。例如,当一个人患了感冒,病变主要在上呼吸道,却影响了全身,除了鼻塞、咽痛、咳嗽,甚至头痛、发热外,还精神不振、不想工作或学习,甚至烦躁不安。这说明疾病不仅对人的躯体,而且对人的心理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样,当人患病时,其心理状态对他所患的病也起一定的作用,会影响疾病的进程。两个患同样疾病的人由于精神面貌不同(一个乐观有信心,一个悲观失望),对疾病的反应和体验就不一样,其呈现的症状也会有所不同。患同样疾病、接受同样条件治疗,而效果截然不同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的。

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人和环境的关系、心理与生理的关系的重要性愈来愈被临床医学所认识。社会上的种种事件,通过人的心理反映到每一个体身上,引起其心理的、生理的和生物化学的种种变化,从而使其健康状况发生改变,也影响其疾病的进程。单纯用药物、理疗和外科手术来治疗疾病已远远不够,还应从病人的精神状况、家庭关系、经济状况、工作性质、同事间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也就是要从病人本身的疾病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两个方面来综合考虑治疗问题。

二、医学模式的转变

既然医学是研究人体健康和疾病的问题,用什么理论观点来看待健康和疾病的关系是指导医学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什么是健康?如何维护和促进健康?健康在什么条件下转化为疾病?又在什么条件下康复?从总体上认识健康和疾病及其相互转化的哲学观点就称为医学模式。

医学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对医学模式的转变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不论是医务工作者还是一般群众,面临自己的健康和疾病问题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当时医学模式的影响。或重视并采取一定的求医行为或仍然我行我素。医学模式不仅影响医学教育的总体设置、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临床医疗的诊断和治疗行为,而且还涉及到健康的维护和促进的发展方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和提高,医学模式经历了以下4个阶段的转变。

(一)第一阶段:自然哲学医学模式(natural philosophical medical model)

在古代原始社会,人生了病,被当作神灵的惩罚或恶魔的作祟,由巫师采取祈祷或驱鬼避邪的方式治病。人的命运掌握在“神”的手中,生死皆听命于天。医学便是在与迷信和巫术的不断斗争中诞生和成长的。在古代医学史中,东方以我国的《黄帝内经》为代表,全面总结了西周时期和以前的医学成就,以朴素唯物论的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其理论体系来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体内部脏腑的相互关系,用整体论的观点阐明有关病理、诊断、预防、治疗等医学上的一切问题。西方则以古希腊时代《希波克拉底文集》为代表,提出体液学说,将气质、性格与疾病联系起来,治病先治人,治疗是言语加药物。在这种自然哲学模式的指导下建立的中医药学,在长时期以农业为主体的封建社会中经久不衰,对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群众的健康维护和疾病康复作出巨大的贡献。

(二)第二阶段:生物医学模式(bio-medical model)

从公元14、15世纪起,西方工业化革命和文艺复兴运动大大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医学摆脱了宗教的禁锢后对有生命活动的生物体进行了实验研究,如哈维(1578—1657)的实验生理学、莫尔迦尼(1682—1771)的疾病器官定位研究、巴斯特的微生物学、科赫(1843—1910)的细菌学,以及魏尔啸(1821—1902)的细胞病理学。他们的研究成果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础,也形成了生物医学模式。

建筑在实验生物科学基础上的医学,由于生物科学进入到分子生物学水平,对疾病的认识愈来愈深入,已查明3000多种疾病,可在染色体或基因水平上找到病因。各种特异性的化学疗法以及高度特异性的器官移植,人工器官置换和人工受孕的成功,一方面说明生物科学对医学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医学发展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把健康和疾病当作单一个体的内在因素来研究。建筑在生物医学模式基础上的医学教育通过教师和教科书、临床实践以及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组织的各种设施和制度,使医学生、医务人员在学习和工作中形成了特有的一套思想和行为方式,表现为生物医学模式的医疗行为,具有以下特点。

1.“每一种疾病都必须并且也可以在器官、细胞或生物分子水平上找到可测量的形态或化学的变化,都可以确定出生物的或理化的特定原因,都应找到特异的治疗手段”。“疾病完全可以用偏离正常的可测量的生物学(躯体)变量来说明”,因此,“化学和物理的语言最终足以解释生物现象”(引自恩格尔,1977)。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临床医生习惯于依靠各种数据来诊断疾病,专科检查的项目也似乎是收集的数据愈多愈好。所谓疾病就是生物学统计常模可观察到的偏离。身体内出现高于正常值的化学和物理变化,如血中的白细胞增加至10000/mm3以上,体温升高至38℃以上等。在治疗上则重视药物的作用,频繁地更换或罗列使用各种特效药物。

2.由于以生物学的指标作为判断健康和疾病的最终指标,所谓健康,就是没有症状,用客观测量方法找不到身体哪一部分有病变的证据。例如,对一位呈现头痛症状的病人,如果经过检查未发现任何阳性体征,就下了一个“头痛待查”的诊断。告诉病人没有查出什么毛病,开一点药就打发走了。如果还做了CT、磁共振的检查,结果是阴性,有些医生常会理直气壮地告诉病人“没有病”,不再深究病人发生头痛的原因,忽视了他来医院求治的愿望和动机。

生物医学模式所产生的弊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愈来愈明显。临床医疗各科愈分愈细,使医务工作者更加注重局部,注重器官的疾病。一名心血管内科医生遇到一位冠心病患者呈现消化道症状,就请消化科医生来会诊,对非本专业的疾病诊治感到陌生,较少使用传统的检查方法—听诊、叩诊等,也不大重视病人对病情和治疗的详细申诉。医患关系缺少人情味。生物医学模式把医学还原到人体细胞分子基因水平,只看到局部,忽视了整体,忽视了外界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和心理社会因素对人类健康和疾病的作用,使临床上一些疑难杂症病人难以获得理想的治疗效果。

专栏1-1 恩格尔:需要新的医学模式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内科教授恩格尔(G.L.Engel)在1977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需要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的挑战》的文章,尖锐地批评了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他说,今天占统治地位的疾病模式是生物医学模式,分子生物学是它的基本学科。这种模式认为疾病完全可以用偏离正常的、可测量的生物学(躯体)变量来说明。在它的框架内没有给病患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面留下余地。生物医学模式不仅要求把疾病视为独立于社会行为的实体,而且要求根据躯体(生化或神经生理)过程的紊乱来解释行为的障碍。因此,生物医学模式既包括还原论,即最终从简单的基本原理中推导出复杂现象的哲学观点,又包括心身二元论,即把精神的东西同身体的东西分开的学说。在这里,还原论的基本原理是物理主义原理,即认为化学和物理学的语言最终足以解释生物学现象。在我们的文化中,早在医生们开始受职业教育以前,他们的态度和信仰就受到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因此这种模式已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它的局限性易受忽视。简言之,它现在已获得教条的地位。在科学中,当一个模式不能适宜地解释所有资料时,就要被修改或摈弃。而教条则要求不一致的资料勉强适应模式或对这些资料干脆排斥不管。生物医学教条要求包括“精神病”在内的所有疾病用物理机制的紊乱来解释。结果只有两种办法才能把疾病和行为调和起来:一种是还原论的办法,它说疾病的一切行为现象必须用物理化学原理来解释;另一种是排外主义的办法,它说任何不能作如此解释的必须从疾病范畴中排除出去……

为了理解疾病的决定因素以及达到合理的治疗和卫生保健模式,医学模式必须也考虑到病人、病人在其中生活的环境以及由社会设计来对付疾病的破坏作用的补充系统,即医生的作用和卫生保健制度。这就要求一种生物心理社会模式。

传统的生物医学观点认为生物学指标是决定疾病的最终标准,会导致目前的矛盾:某些人实验室检查结果是阳性,说他们需要治疗,而事实上他们感到很好,而感到有病的人却说他们没有病。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包括病人和病,也包括环境。对于一个焦虑不安和功能障碍的病人,医生必须考虑社会和心理因素以及生物学因素所起的相对作用,这些因素既包含在病人的焦虑不安和功能障碍中,也包含在病人决定是否承认自己是病人和是否承担在治疗中有合作的责任之中。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对医学和精神病学都是一个挑战……医学机构被认为是冷酷和不近人情的。作为生物医学中心的这些机构威望越高,这种抱怨越多。许多医生的生物医学基础知识很好,但医治病人必不可少的品质很差。许多人承认单单在生物医学模式范围内这些是难以改善的。

霍夫曼把不必要的住院、滥用药物、过多的手术和不适当地使用诊断试验直接归因于生物医学还原论和它的支持者对卫生保健系统的统治。

摘自:医学与哲学.1980,3:88—90

(三)第三阶段: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al medical model)

1977年,美国罗彻斯特精神病学和内科教授恩格尔在《科学》杂志上著文——《需要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模式的挑战》,批评了生物医学的局限性,是一既包括还原论,又包括心身二元论的学说,认为“医学模式必须也考虑到病人,病人在其中生活的环境以及由社会设计来对付疾病的破坏作用的补充系统,即医生的作用和卫生保健制度。这就要求一种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过去“医学机构被认为是冷酷和不近人情的……许多医生的生物医学基础很好,但医治病人必不可少的品质很差。许多人承认:单单在生物医学模式范围内这些是难以改善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包括病人和病,也包括环境。对于一个焦虑不安和功能障碍的病人,医生必须考虑社会和心理因素以及生物学因素所起的相对作用。”

恩格尔所指出的上述见解,说明了单从生物学的角度难以解释清楚健康和疾病的概念,因为在临床上已经看到:

1.很多疾病在早期是没有症状的,一般常规检查也不易检查出来。在病人没有查出病变证据以前的某一段时间,不能说他没有疾病或者说他身体是健康的。与此相反,大多数人都有龋齿,即身体有病理体征,但他们很少被认为是有病的人。

2.社会人群中,疾病发生与否,受人种、年龄、经济状况、居住条件等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社会群众的生活水平不同,判断个体健康和疾病的标准也不一样。

3.健康与疾病的标准还受各国文化背景、生活道德规范和政治经济制度等影响。某些特殊行为在不同历史阶段就有不同评价。美国有些州曾把同性恋当作精神上有病的人,需要接受精神专科的治疗;酗酒、虐待儿童、丧失道德被认为是精神上有病而偏离正常的行为;有些国家把持不同政见者当作精神病;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和参政的行为被认为是有精神病;在某些宗教中,把虔诚教徒幻听到上帝或神的声音视为正常,甚至受到尊重。

由此可见,单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对健康下定义是不够的。英文中有3个词表达疾病的概念,一个是disease,用来说明病人的躯体器官有器质性病变或功能不正常。这种异常是可以测量、观察的。这正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看问题。再一个是illness,用来说明病人有主观不适感觉,如感到头痛、恶心、焦虑等一系列症状。这显然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问题。第三是sickness,用来说明病人患病了,不能正常工作、学习和日常活动了,失去了健康人应有的行为。这是第三者的看法,也为病人所接受。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问题。

因此,除从医学的角度外还要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综合考虑一个人的健康问题。所以健康的定义应该是:①无器质性或功能性异常;②无主观不适的感觉;③无社会(第三者)公认的不健康行为。这3条说明健康不仅包括身心两个方面的健康,而且还要在社会上表现公认的健康行为。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把曾对疾病产生巨大效果的生物学成果和心理学、社会学的成果结合起来,不仅从人的个体局部,也从整体以及群体、生态系统诸方面综合考虑健康和局部的问题。它不仅克服了生物医学模式“见病不见人”“重治轻防”的倾向,也防止出现“精神万能”“心理至上”的苗头,更强调了人对社会环境的调节、适应和改造。医学心理学在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倡导下,将人的健康和疾病问题研究得更加完善,以满足人类对健康的需求。

(四)第四阶段:整体健康模式(holistic health model)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于1946年6月19日~7月22日在纽约召开国际卫生会议,61个国家代表签署《世界卫生组织宣言》,提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体弱,而是一种身体、心理和社会完满状态(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这是最权威机构对健康下的一个完整的定义。这个定义当时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特别是医学部门的重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西方医学的理念是治疗身体疾病,身体没病就不会到医院里来,而把健康放在次要的地位。在医学领域中尤其是临床各科诊治病人时,很少考虑用理论去思考疾病的问题,而是根据病人所呈现的躯体症状和其他理化检查数据,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实施他的医疗行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行为医学诞生,恩格尔提出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替代旧的生物医学模式,行为心理学派和健康心理学兴起,也就是心理学工作者进入医学临床后,更多地注意到是患病的人而不是病。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又生活在自己的家庭和所熟悉的社会人群中,每个人自幼所接受的文化教育不同,对待自己的“病”采取的态度不同,这对疾病的防治产生一定的影响。医师如果不考虑人的整体情况实施治疗,未见都能获得满意的疗效。1879年德国学者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用客观的实验方法说明了人的心理现象,使心理学脱离了哲学的范畴,进入了科学的行列。一门科学必须有它自己的理论,医学心理学对医学的贡献就是强调医学必须重视理论,把人的心理放在医学理论的首要位置,也就是主宰人的行为是人的大脑,而人脑的高级功能不是别的,而是人的心理活动,所以首先要弄清楚“心理”的科学概念是什么?根据神经信息论的观点:通过人的眼、耳、鼻、舌、牙、皮肤、肌肉、骨骼等器官传入人脑的外部世界的生态信息和社会信息与通过身体内部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泌尿生殖系统、神经肌肉系统传入人脑的内部世界生理信息被个人(当事人)知晓后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心理映像:如感觉、知觉、记忆、表象、回忆、再认、形象思维、需求、情绪、本能和习得行为;语言、意识、抽象思维、认知事物意义、想像、情感、动机、直觉、印象、应激、态度、灵感、激情、顿悟、理想、信念、信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能动性、意志行为。这些心理映像又称心理现象,会引起一连串连续性活动,称为心理活动。个体的心理活动可分为两部分:一是通过言语、表情、各种肢体活动让周围的人知道自己要或在干什么?这是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通常称之为“行为”,俗称个人活动或行动。另一是通过自己的意识,察觉到外部世界传入的社会和生态信息以及身体内部各脏器发出的生理信息,但对这些内外信息由于主观的情绪或情感体验程度不深,也就是当时未予以理会或处理,这是心理活动的内在表现。由传入脑内的内外各种信息综合成某一项心理活动从起始到结束所经历过程,称为心理过程。每一项心理活动的产生都是个人在一天生活中与周围人与事打交道时的事件所引起的,称“生活事件”。每一项生活事件从起始到结束都伴随当事人的知识、经验、情绪、情感体验、积极运转的思维,做出判断、决策和必要的行动,达到问题的解决和事件的结束。也就是说,个人在一天生活的进行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或困难阻挡前进的道路,必须运用智慧去推掉拦路石。生活事件是靠人的心理活动来运作的,如果每一项生活事件都能很好地化解矛盾,就提高了自身的才干,增加了幸福感。可见医学的对象是具有丰富心理活动的人,而不仅仅是其躯体的疾病。

由于科学心理学的介入,必须从理论上解决人的本质或本质属性是什么,才能认识个人的心理现象是什么。普通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门基础学科,研究心理现象最一般的规律、心理学的历史、发展趋势、理论体系、派别和研究方法等,所以它也是心理学的入门学科。自冯特以后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被公认至少有十大理论派别,其中精神分析学派、行为心理学派、人本主义学派和认知心理学派,以及它们衍生的各派理论受到医学界,特别是临床医学界的欢迎。它们更能帮助医学全面地考虑躯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问题,又由于注意到心理的影响,可获得比单纯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和手术治疗更好的效果。心理测量、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也被医学界有条件地接受,成为医学心理学界医疗实践的重要手段。心理学的理论不仅对医学,而且对生物、教育、政治、经济、行政管理、法律、历史、文学、艺术、军事、体育等一切涉及以人作为主体的学科都产生了影响。我国学者引进的上述四大理论,分别在临床上获得了一定的疗效,但总感觉到西方的理论不够全面,对某些患者不合适,不能不考虑哺育我们成长的中华文化背景。我国有些学者对这些西方理论所制定的实施步骤做了适当的修订,变成“中华牌”的精神分析法、森田疗法,有的学者将我国的佛、道、儒学中的理论思想注入或结合到心理咨询和治疗中去。这说明了医学心理联系实际的主要手段,如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心理测评,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方法而需要创立我国自己的理论方法。为什么西方心理学有那么多的理论学派?分析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他没有抓住心理的本质属性。生物科学的发展,已经使学术界认识到具有完整大脑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的高级哺乳动物,如兽类和人类,因有高级的心理功能,才有高度适应外界环境的本领,生活的空间很大。但是在论述人的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时过分强调了人的心理学一面,而把另外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即人(man)脑神经学和人(men)类社会学忽视了。人的心理与兽的心理虽然有很多内容共同的一面,但也有完全不同的一面,即有质的差异,在论述人的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时往往在理论上较少把心理与生理的相互影响、个体与社会的相互影响考虑进去,而在实践活动中又不得不考虑服务对象的心身关系和人际关系的相互作用,这就是西方心理学界产生众多理论派别的症结所在。初学者刚进入心理学这门重要的学术领域时,往往对心理、精神、心灵(智能或其他新术语)这3个术语的正确内涵和区别分不清楚,也就是没有把人脑作为主体。人通过双手劳动和言语交流,在地球上创造一个人文社会世界。由于人的大脑起了质的变化,具有抽象思维,能深刻认知客观物质世界的性能,生产财富,以提高自身的生存和生活水平。而同样具有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称为兽类的高级动物,它们没有文化,不能劳动生产,只能被动适应外界环境,它们的心理功能自然不能与人的比配,没有上一段用黑体字(语言、意识……自觉能动性、意志行为)所标明的心理内容。所以人的心理活动常用精神活动来表述,例如“精神文明”“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等词组,而兽类的心理活动上则不能用。在人类,心理与精神是同义词,把一些德、智、体出类拔萃的人尊称为超人、圣人、神人或精英是可以的,如果将人的心理活动再分等级,与灵、佛、上帝挂钩,就不属于凡人而属于神仙的范畴了。

郭念锋在临床实践中,特别总结了1958年后所进行的综合快速疗法研究成果后,于1995年提出了人性主义心理学概念。他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性是人类在自身发展中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的过程中形成和表现出来的本质属性,又可称它为人的本质或人的基本属性的统一体。人性的全称应为“人脑的本质属性”,可缩减成“人的本性”(简称“人性”),与自然界各种物质的本质属性(简称“物质性”),生物界的各种动物、植物的本质属性(简称“生物性”),高级哺乳动物脑的本质属性(简称“兽性”)一样,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或定义。人性包含了3种属性,即身体(生理)、心理(精神)和家庭(社会),三者融合在一起,不能分割。如果从人性的观点去分析,就容易理解为什么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心理学界没有对人类、个体人、人脑和人的心理活动与兽类、个体兽、兽脑和兽的心理活动综合在一起作深入地对比研究。世界卫生组织在1946年宪章中提出的“健康”新概念促使西方心理学者,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从事医疗救护的美国心理学工作者,积极投身于临床心理、心理卫生、教育等各个领域。逐渐认识到只有不断地追求和实现人性的健康,才能使全世界、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不致被拥有财富权势的人群破坏,导致人类社会不能顺利地继续生存、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卫生部门把“健康”新概念介绍到国内,翻译者竟不理解健康与社会是什么样的关系,想当然地把社会误译成社会适应,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直至今日,国内不少的学术论文和科普书籍、文章仍引用这样错误的译语,误导读者。

20世纪80年代以后,医学界已经认识到人的身体疾病和康复、生活质量、生活环境(包括生态自然环境和社会)均与人的整个心态、主动应对和积极行动有关,必须全方位地把整个人与环境视为一个整体,即“天人合一”的观点来看待健康。一个具有个性人的身体素养很健康、社会素养很健康,则其言谈举止就表现出很健康的心理行为习惯,就意味着他的心理素质很健康,所以心理素质在个人(个性)中占主导地位,只要看整个人心理是否健康就能判断出他的整体健康水平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从事医学心理的同道们总结1958年后开展的用综合快速治疗其他非传染性慢性病,特别是1960—1965年对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做了如下的改革:①从住院的第一天即症状活跃期,开始,药物治疗与集体(上课)和个别心理治疗同时进行;②在治疗的后半阶段就“试验性出院”,增加适应家庭和工作学习环境的生活锻炼;③痊愈患者尽早安排其工作;④出院后就归入精神病人防治站管理,定期到防治站参加复查。精神病院当时还在周围社区培训精神病防治的医生。

专栏1-2 丁瓒与北京社区精神病防治所的建立

1958年6月卫生部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精神病防治工作会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丁瓒和李心天两位心理学者被邀请参加会议。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举行由医学界与心理学界联手讨论精神病防治的全国性专业会议。会期5天,总结了1950—1957年全国各地开展精神病防治工作的经验,改变了对病人关押、捆绑等不合理的做法,建立了多种综合性的治疗和管理方法,制定了今后全国精神病工作的五年规划(1958—1962)。此次会议后的1个月,即1958年7月的一天,丁瓒副所长突然召我到他家说有要事急办。我原是复旦大学生物系专业毕业,于1957年秋分配到心理所个性组工作的。丁瓒派我去了北京市精神病院(后更名为安定医院)进行专业培训。丁先生告诉我,苏联科学院一代表团来京访问,赠送了一批学术资料,郭沫若院长等领导发现其中有一本《苏联精神病社区防治工作手册》(俄文),就转交给丁瓒。他立即打电话给我,要我将此手册找编译组组长孙晔,请他务必当晚译成中文。该手册有二十余页。为了完成任务,孙先生准备加快速度,由他边口译,我记录中文内容。两个人干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清晨我将中译稿送至丁瓒家中。他看完后立即与北京市精神病院院长魏毓麟通了电话。经过双方多次讨论,决定两单位合作,于8月正式在东城翠花胡同医院门诊部挂牌成立北京市东城区精神病防治所,由医院派了医、护、社会工作者共6人以及心理所宋维真和我2个心理工作者,由医院康淑敏任所长,在丁瓒指导下,学习前苏联精神病社区防治工作模式,开展下列工作。

1.对东城区所辖各街道进行精神病人的普查。

2.防治结合,对治愈出院的精神病人,定期随访、监护,以减少复发,协助街道维护社会治安。

3.设置精神病人家庭病床,建立医疗档案,送医送药上门。

4.开展日间住院,仿照幼儿园入托、早送晚接模式。在所内给予医药、文体、工娱等治疗(如参与剥云母片等有酬劳动、看电影等)。

第一次全国精神病防治工作会议结束2个月后,就在首都东城区建立了精神病防治所,随后在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相继成立,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三级防治网,在国内各大城市开展对精神病人科学防治的工作可算得上处在领先的位置。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都是20世纪50年代起步,我国与他们的差距并不很大。尤其是当时心理研究所医学心理室的专业人员与临床医学的专业人员结合把心理治疗用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神经症、高血压病、消化性溃疡病),获得比单纯药物治疗更好的疗效,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几乎是同时起步。奈何“十年文革”不仅心理学被视为伪科学,遭到灭顶之灾,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也一度被撤销达3年之久,丁瓒也于1968年5月谢世,而国内社区精神病防治工作也因此受到影响,停滞不前,直到80年代国家执行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的政策后,我国的精神病的防治工作在全国各地又复苏起来。1986年10月在上海由卫生部、民政部和公安部联合召开了全国第二届精神卫生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不能单独依靠精神病院增加病床,而要推广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机构,推广在综合医院设立精神科门诊和心理咨询,加速培养精神卫生专业人才等。当前有不少从事精神卫生的专业人员,可能还不太知道50年前我国心理卫生和医学心理学奠基人丁瓒与北京市精神病院魏毓麟教授共同建立东城区街道社区精神病防治所这段历史。我因亲自参与了这一创建过程,特整理成文,供读者共享。

(张 瑶)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疗预防司编.全国精神病防治工作会议资料汇编.北京: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58:1—139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又与天津精神病院合作,对妄想型精神分裂病人进行一系列高级神经活动和思维等心理学检查,对治疗做了全面的改革,凡出院的病人都归入该院防治站管理,并定期来站参与咨询和康复病人联谊活动,使该院精神分裂症的复发率一度降到极低的位置。这一疗法治疗非传染性慢性病,如神经衰弱症、高血压病、消化性溃疡病、妄想型精神分裂症都获得了比原来治疗更好的疗效。在当时国际上未见到与此相关的学术报道。这种影响病人心理素养、身体素养和社会素养的医疗措施使我们认识到,一个有显著精神障碍的人绝不是仅用特效的精神药物治疗就可以奏效的,还要重视病人的心理和社会生活,提升到理论上就是要从人性的角度来认识他这个人,他和所有的健康人一样享有平等、被尊重的人道待遇,在综合治疗中他也和医护人员一样是治疗的主体。当病人也像医护人员那样掌握了有关疾病的防治知识,就掌握了自己的前途命运了。所以我们除提出人性主义理论外,也提出过“整体医学模式”(holistic medical model),以替代旧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同时,美国医学界也在1980年提出了“整体医学(holistic medicine)”这一术语,《一个整体人的健康》(health for the whole person)一书中第一部分的标题为“整体医学范式”,其内容与我们提出的“整体医学模式”不是一个思路。我们着重从人性的本质上或每一个不同个性人的整体素质上看待健康与疾病的问题,所以认为用“整体健康模式”来替代“整体医学模式”这一概念更贴近我们的思路,同时把当时采用的“综合快速疗法”更名为“悟践疗法”,因为这一理论涵盖所有为人服务的学科,而不仅指医学这一学科。

用“人性主义”和“整体健康模式”两大理论来看待心理学与医学心理学是什么性质的学科就一目了然了:心理学既不是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中间科学,也不是在自然科学、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中游走的边缘科学。“人学是从整体上研究人的存在、人性和人的本质、人的活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生价值、目的、道路等基本原则的学问。从人类实践的总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上,全面地揭示人的本质,探索人的发展,综合形成关于整体的人的基本理论”。心理学是人学中最核心的学科,也是各门人文社会科学中占第一位的重点学科,过去我们对心理学的认识和研究没有放在人学的层次上或人的哲学层次上,思考“什么是人”和“怎样做人”,世界对人的意义和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医学心理学又是心理学中一门核心重点学科,它不仅是后者的一个分支学科或应用学科,而且是研究人“个体(man)和群体(men)”的本质中个性(人格)的主要载体。不从人性上研究个体与群体(即社会)的密切关系,不从他所生活的神州大地上中华民族特有的共性,即在人的心理素质上判断他的健康水平,就很难获得较为完整、全面的科学资料。

(李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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