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证式的新闻模式向新闻信息模式转变

一、大转型时期(1978—1982年):印证式的新闻模式向新闻信息模式转变

1978—1982年，是从“文革”时期的“言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转型的5年。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形势，要求新闻界从过去僵化的报道思想、报道体制和报道形式中挣脱出来，不断地解放报道思想，拓展报道内容，创新灵活多样的报道形式。而以《中国日报》为首对计算机文字输入、电子照排和制版设备的引进，从技术上推动了中国新闻文体的改变。1982年中科院新闻所首次采用电子计算机抽选样本和统计分析数据的民意调查，意味着新闻界逐渐采用客观科学的方法对待新闻，新闻报道越来越呈现出尊重事实、尊重受众的现实态度。

在这个“文革”终止、新闻复归的大转型过程当中，为数有限的主流大报依然将宣传理念奉为金科玉律，控制式的语气和祈使句的运用显示出鲜明的宣传意旨和表达效果。俯瞰式的报道视角，标示着当时记者承担着“耳目喉舌”的功能，也意味着作为传播者的媒介承担着上层代言人的身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以民为本”、“为民说话”、“为民做主”的姿态出现在媒介表达当中，报道事实的新闻意识逐渐进入中国传媒领域，中国新闻文体也随之逐渐丰富多样。这一向新闻复归的变化，使新闻报道的语言修辞、叙述手法、文风等各个层面都与五六十年代报纸文体有某些相似之处。

(一)报道意识理念:建构党的新闻事业——以事实为本

建构党的新闻事业理念，是此时的新闻观念主流，奠定了党报系统30年稳定的发展思路和文体形式。“文革”宣教口号式的表达方式迅速退位，以事实为本重新成为新闻报道基本原则。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刊发，对于破除个人迷信、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对于消除报刊上引用领导人语录、空洞的标语口号也起着直接的影响。同时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观成为新时期的新闻思想纲领。

这一时期，新闻界逐步开始重新探讨新闻的本质属性，在新闻要短及新闻要新两个层面达成共识。这是对“文革”时期空洞的没有信息的长篇大论的有力反拨。比较有代表的是王维的《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提出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新闻要新，包括时间要快，内容要新；新闻要简明生动；倾向性要隐藏在事实与材料之中。改革初期“新、短、快、活、强”的新闻观，导致了短新闻、散文式新闻、视觉新闻等类型的增加。穆青的“新闻三论”是当时中国的重要新闻报道理念。

受众本位意识开始觉醒。新闻的可读性加强就是报纸重视读者的重要例证。而将人们关心的电视、演出、体育赛事等日程表通栏列出，也是关心受众需求的一个例证。1982年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发表了关于北京市读者、听众抽样调查的6份分析报告。可以看出，对于受众的重视及其专业化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媒体新闻报道的依据。

总结大转型时期的新闻文体，可以看出在新闻报道的内容方面，印证式报道迅速向信息式报道转型，文类形式迅速多样化。但是，由于“文革”文体风格的沿袭依然存在两极化模式、单一因果关系等问题。这种报道，容易出现片面性、绝对化的错误，已经落后于当时受众对于事物的多侧面、多层面的认识。

(二)文体结构布局:文字新闻＞广播新闻＞图片新闻＞电视新闻

观念的改变拉动了文体的变革。短短几年当中，整个新闻文体新旧交替，消息、通讯逐渐替代社论、评论的主流地位，并发展出散文体、简讯等新种类。从表达工具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已经具有文字新闻与图片新闻、电视新闻、广播新闻等分类。但文字新闻占据核心地位，后者较为边缘。

1.图片新闻

最初图片在报纸当中仅仅起到装饰作用或辅助作用，随着时间推移，独立的照片新闻开始出现，而且篇幅越来越大，甚至连缀成系列。报纸图片已经出现照片新闻和漫画新闻，但总体比例与文字新闻相比有很大差距。比如《中国青年报》1981年10月13日头版《英雄奋战宝成路抗灾抢险创奇迹》发表了7张现场照片，一张地段示意图，图片所占篇幅实际大过了文字的篇幅。而且照片涉及重大的人员和环节，与后者的内容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此时的新闻漫画以新闻为题材内容，以形象化的宣传手段，融评论性、新闻性、艺术性于一体，形象生动，尖锐泼辣，寓庄于谐。1982年起出现全国新闻漫画奖的评选，说明了新闻漫画的地位和作用。

2.电视新闻

1978年，真正意义上的电视新闻固定栏目《新闻联播》开播，通过国际通信卫星接收国际新闻社新闻，采用新华社稿件播发。既有图像新闻又有口播新闻。此后，央视又开始涉足电视连续报道，强化深度和影响力。1980年第一个评述性新闻栏目《观察与思考》，并没有满足于一般的动态报道，而是把镜头触及社会生活的深处，对新闻事件、新闻人物进行深度分析报道。由于设备的限制，不具备录像播出的条件，80年代初以前尽管已经尝试电视现场直播，但仅限于重大节日庆典、重要政治活动和精彩体育赛事。比如，女排首度夺冠、公审“四人帮”等。

3.广播新闻

广播新闻在当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成为重要的信息窗口。主要播出以新闻播报为主，并同时配合有录音讲话、实况广播等。在当时，对于重大事件的实况广播深受瞩目。但也和电视直播一样，广播的现场直播也仅仅限于重大媒介事件的报道。

4.文字新闻

文字新闻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无论报纸、电视、广播都以文字新闻稿件为基础。“文革”前就已经成熟的消息、通讯和调查报告等新闻形式逐渐替代社论、讲话稿，在5年间占据主导地位。边缘化文体逐渐出现。但通体而言，当时新闻报道对题材的关注远远大于对文体形式创新的关注。

消息体裁以新华体为主，并拓展出散文体和短新闻等新品种。新华体以简洁精练、层次清晰、善于用事实解释事实等优点成为我国新闻界在长期新闻实践中形成的特有体式。但是人们对它的程式化颇有诟病，认为“它把新闻，特别是消息采访写作这种创造性的工作变成了简单劳动，记者变成了工匠”⁽³⁾。

新华社原社长穆青最早倡导将散文化手法引入消息写作。1982年他提出新闻改革的设想:“我们的新闻报道的形式和结构也可以增加自由活泼的散文形式，改变那种沉重死板的形式，而代之以清新明快的写法。只有在这方面有所创造有所突破，也许才能真正对八股式新闻作点改革。”新华社记者郭玲春是第一位实践者。她将散文化手法引入消息《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一文，获得了1982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文中打破了追悼会报道照搬悼词和排列参加追悼会人士大名单等固定模式，通篇报道主题明确，行文自由，生动活泼。从整体布局、材料取舍穿插、场景描写到行文语言的运用等方面，都可谓匠心独运。借鉴散文的笔法写报道，坚持新闻必须真实、准确的原则，同时运用散文的笔法使行文自由活泼，既富有变化，清新自然，又言简意赅，保持了新闻文体的特点。这种“散文化”手法，在当时也有些争议。

短新闻成为新消息文体之一。当时的消息写作已经形成基本特点，简练、通俗易懂、白描为主。新闻运用白描的手法进行事实叙述，勾勒出事实的轮廓即可，不做过多的渲染。新闻界早就开始倡导新闻要短些、短些，再短些。只有短了才能满足读者快速阅读的需要，否则写得拖沓冗长，使人读之索然无味。各报纷纷开设“短新闻”及“短评”栏目。1977年底，新华社国内部向各分社发出《关于多发新闻短新闻的通报》，要求每个分社每月至少向总社发一至两篇主题和内容重要、写作上精益求精的短新闻。并决定在今后评选好稿时，将把“重要短新闻”专列一项进行评比表彰。

千篇一律的报道模式仍是当时消息文体的主弊。会议新闻和外事新闻比较典型。1978年的会议报道占据极高的比例，几乎头版二版皆是。会议报道有四种模式，一种是全景式的描述。如“关于……的报告”，将会议议程、时间地点、参加人、会议主打发言内容表达出来。以不带个性化的描述手法，文摘式地选取讲话内容，是当前依然存留的会议通稿形式。一种是文摘，直接摘发会议稿。第三种是会议侧记，文中有一些人物、表情、动作等的表述，增加了背景信息，但这些内容都须与会议主题配合映衬。第四种是现场，以生动的情景进行描述。四种表达类型都摆脱不了“印证式”的表达模式。这些新闻报道除会议内容不同外，其结构几乎完全相同。一般都使用概括性导语，讲明时间地点、会议内容。在报道主体部分将会议主要发言人的发言内容进行概括复制，往往还铺排冗长的与会人员名单。外事新闻，主要是接待外国政要来访的内容。导语也使用概括化的，表明来访者、迎接者、时间、地点。通常是写某某来访，某某去机场迎接，一一握手，阅兵，欢迎的标语，某某说，到机场迎接的其他人，等等。

通讯写作手法此时也已稳定。不像一般消息只具有新闻信息的传达功能，通讯要将与一种或多种社会核心价值相关的象征性事件或行为置于突出的位置。因此需要选择典型事实和典型人物。1978年3月新华社播发穆青等人采写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这是“最早公开发表的对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的人物通讯”，不久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时传祥沉冤昭雪》发表，同一天，《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在《人民日报》刊出，其后，《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要为真理而斗争》、《历史的审判》等相继问世。

报告文学在当时也具有重要的新闻价值，成为一种文学与新闻交叉延伸的体式。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被各大报纸纷纷转载，陈景润与“1+2”成为寻常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

各类心得式文体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记者来信、采访札记、采访日记、附记等形式纷纷出现，为后来的体验性报道打下基础。记者来信就像给朋友写信一样，是一种比较自由的文体。写得好的记者来信，可以议论风生。过去往往登在内部刊物上，把它作为一种写作样式。1978年的《人民日报》开始正式注明“记者来信”，见诸报端，以后各报纷纷效仿。从内容看，记者来信一般多是针砭时弊的，提出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带有批评性质，也有反映新情况、新经验的；从写作手法看，题目可大可小，文字可长可短，一般是开门见山，一事一议，先摆事实后讲道理，或夹叙夹议。采访札记是记者将采访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随手记下成篇。在写作手法上，它比记者来信似乎更自由些，不受一般新闻写作格式约束，可记事，可议论，可抒情，政治笔法、杂文笔法、散文笔法等均可用。《“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小议》、《让“地下演员”走上台来》，光看题目，就妙趣横生，令人遐想不已。采访日记开始出现在1979年，和黄远生当年的“新闻日记”有某些类似之处。它以日记形式表述，写作比采访札记更加自由。调查附记是根据读者来信反映的问题，编辑部派记者前往调查之后，写的“附记”。“附记”可能渊源于“附笔”(书信写完后另外加上的话)。“附记”一般不是长篇大论，而是三言两语，文字简约，一是表明读者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二是对问题给予简要评论。有的调查附记提出的问题相当尖锐，如《人民日报》1978年11月30日刊出的一篇“调查附记”:《是县委大还是宪法大？》

调查报告初现端倪。这类报道继承以往的调查研究传统，并运用了科学的方法，采用了现代化的统计手段，将新闻学同统计学、社会学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严格遵照随机抽样的原则确定调查对象，使样本单位成为总体单位的缩影。比如，《人民日报》关于渤海二号翻沉重大事故的报道，借助天津市调查组的调查报告，按照时间顺序详细陈述了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的事故发生经过，以及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工作违规。记者提出该局长忽视安全工作，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深层原因，并将5年间的事故发生率和个案作为佐证。

(三)语言修辞风格:印证性、概括性、可读性

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闻报道的语言也处于新旧交替的过程当中。旧有的痕迹依然存在，比如大批判的语气、冗长而没有信息的篇幅、陈词滥调等。大多数报道都习惯运用概括化的套语报道重要事件，缺少具体的动作或细节、场面的描写。隐喻和转喻是常见的修辞手法，意图符合“印证式”报道模式。

50年代比较活跃的旧跃进体曾短暂重现。激昂的字眼、短促的排比句、诗体句，有时则插入整首自创歌谣或新体诗，直到1980年抵制“洋冒进”后才逐渐消失。旧跃进体在《解放日报》上比较多见，如“战鼓声声催人急，炉台掀起跃进潮”、“千军万马战水利，男女老少忙冬管”、“大治河上竞赛忙，八十老汉来参战。老当益壮志气高，百斤重担一肩挑”，等等。文中的典型人物往往是脱离现实的跃进人物，如《一个忘我战斗的人》中一个一身是病却不分白天黑夜苦干的人；另一篇报道中，则有一位70多岁的贫农老妈妈“暗中跟一名壮年民工开赛了，天天挑着满担快跑”，其语言也与人物身份不称:“华主席号召我们来一个竞赛，我怎能心甘落后，为了造福于子孙后代，我真想把十里河塘一肩挑。”

官话套话依旧风行。当时的新闻语言充满了陈词滥调。在会议新闻和外事新闻中，类似“亲切而友好的会谈”、“亲切会见”、“亲切握手”等话语几乎随处可见。大多数报道都习惯运用概括化的套语报道重要事件，缺少具体的动作或细节、场面的描写，这对没有目睹会见场面的读者来说，这类抽象语词令人无法想象与触摸。还有一些语词与新闻内容不直接相关，比如“在……的日子里(或天气里)，××采访了××”，缺少新闻价值判断，导致语词运用不当。

隐喻和转喻是常见的修辞手法。具有倾向性的隐喻符合“印证式”报道模式。有些报道中的语言留有“大字报”体的鲜明色彩，甚至用指称动物的词语来指称人，剥夺被批评者的人格化存在。如《解放日报》1978年12月的一篇报道，连用“抱头鼠窜”、“像发疯的恶狼一般”、“狗急跳墙”等词语来形容一个杀人犯。词语选择的倾向性还直接体现在标题中。如《人民日报》1950年10月6日的一条国际新闻，《语无伦次，丑态百出——记越南外长阮基石在联大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标题用语就是带有鲜明的负面评价性的形容词。转喻，通过联想或想象在事例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或从事例中升华出某种哲理或政治倾向，多被用于对读者进行引导或劝服。比如，《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文汇报》1978年3月14日):“人们记得，这街道两旁的白杨树，还是几年前吴吉昌领回来的奖品。……如今，这些白杨已经有碗口粗了。可是，为全村赢得这些荣誉树的人，却受到这样的折磨。白杨在迎风呼号，那是为老汉在呜咽，还是为这不平在忿怒？”在白杨树与吴吉昌的不平遭遇之间通过联想建立起了联系。而这种联系并不是读者在阅读时自己建立的，而是写作者已经建构好，全盘呈给读者的。

叙述替代议论成为主要表达方式。1978—1982年，报纸的新闻性明显增强。会议报道的比例迅速下降。新闻标题当中直接描述事实的比例迅速增加，但依然摆脱不了使动语式。新闻主题往往以指挥的口吻表达上级要求或意图(《美国总统卡特发表谈话指出，苏联和古巴军队也应撤出非洲之角》)，或者群众的表态响应(《京沪津财贸职工开展劳动竞赛以实际行动迎接全国财贸“双学”大会的召开》)，或者是对反面现象的谴责，或者是对认同现象的强化，如《不要夜郎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让理想在劳动中实现》、《部队和民兵要站在群众前面》。主标题明显起着解释或引导功能，往往为虚题表达态度与情感。如《疏通人才流动渠道积极改革人事制度——上海建设银行在报上公开举荐本单位学有专长的沈有根》(《中国青年报》1980年10月9日)。新闻事实的选择也是为观点印证和事件定性服务，如《在青少年教育上要舍得花点钱——广东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建立活动阵地》等，也即性质为主，事实为辅。

但是，新的因素也在不断萌生。新闻开始重视生动具体的描写，可读性增强。一些市井新闻出现了诙谐风格，不少地区的报纸新闻适当采用了方言，新闻背景资料的提供形式也多样丰富，起到了较好解释新闻的作用。有时新闻中还配有插图、地图及漫画。附文有特色的图片新闻《看热闹多危险》(《新民晚报》1982年9月6日)就是个典型:“这满街的人/游城隍庙？/逛南京路？/赶‘庙会’展销？/究竟干什么？!/原来人家失火!/他们赶来看热闹。/消防车缩在街角，/水龙头淹入人潮，/消防带舒展不了。/妨碍紧急救火，/怎么得了!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新昌路某小学失火引来满街看热闹的人，竟使消防车一时难以工作。”文学笔法被大量运用。在叙述、描写等手法外，议论和抒情占据较多空间。也将一些非专业的生产线上的劳动者的特定身份和特别的诗化风格融入新闻表达。如:“跨进大冶第二春，豪情似火劲倍添。听吧:咚咚咚，咚咚咚……到处擂响一个新的大跃进的鼓点!大跃进的鼓点，召唤人跨征鞍；大跃进的鼓点，催来捷报频传。”(《大跃进的鼓点》，《文汇报》1978年3月2日)回忆录等形式将历史笔法融入新闻。比如罗瑞卿的《党的三大作风的楷模——回忆周恩来总理》(《文汇报》1978年3月2日)、李林的《春风化雨入心田——忆周总理对我父亲李四光的亲切教诲》(《文汇报》1978年3月1日)，都是第一人称的回忆录。当然，其刊发的时机和选择的故事，依然摆脱不了印证式的窠臼。

(四)文体表现方式:单一的集体意识代言人视角

这一时期的新闻报道配合形势，揭露和控诉政治丑行、反思社会悲剧的根源和教训，叙述者自定位为臣民或政府代言人，以利国利民为本位选择事实响应政策，这属于印证式的写法，即通过借助典型事实和典型人物，响应当时政策或代发主流意见。

尽管出现多元复合的叙述视角，仍然以叙述者全知全能的角色定位为主导。大转型时期的新闻报道，其叙述者身份主要是传统的集体意识代言人身份。单一的全知全能视角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报道视角，即叙事者所掌握和叙述的情况多于故事中的任何一个人物，知道故事的前因后果和方方面面。有些部分借用第三人称，即叙述者不在故事中充当任何角色，只是客观地叙述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在会议报道、外事报道当中，一般都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全能视角。讲话摘录报道虽常采用第一人称，仍暗含全知全能的俯视视角。而在很多通讯当中，多元变化的叙述视角已经运用，尽管依旧以或明或暗的全知全能叙述角色为主导。如《陈景润的心愿》(《文汇报》1978年3月1日)，文中通体上用以陈景润为主体的个人限知视角，比如以第三人称的口气描写了陈景润在会议上的话语和心情，但在某些地方不恰当地使用了全知全能视角。如“此时，陈景润感到有许许多多的话想说，回想‘四人帮’横行的那些年月，他的科学研究工作遇到重重阻力，但是他却顽强地前进。……”这种超越记者能力的对主人公的思想的觉察，没有用记者观察到的细节表现，而是通体概括，体现出记者全知全能的上帝式角色定位。文末一句“陈景润的心愿，不也是我国广大科学工作者的心愿吗？”运用了第二人称，但不是向所有读者诉说，而是代读者设问，仍然是代民众立言的代言人形象。这种多元人称，实际仍为全知全能的视角，在中国通讯当中一直比较典型。另如《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文汇报》1978年3月14日)也是复合式表达的典型。文章主体是以吴吉昌为主要叙述者进行的第三人称限知视角，但又借群众的视角看到他在村道上打扫，这种视角转换，也曾转到他的妻子那里，“还能有谁会比汤素莲更懂得、更体谅吴吉昌的心情呢？她眼圈一红，松开了手，望着老汉夹起被褥，拿着一把镰刀就走了。”另有“这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呵!”一句则是叙述者看到吴吉昌的表现后的直接感喟。

平等、软性的生活化报道，使人性化、平民化的信息理念进入新闻报道。叙述视角的下降带来了新闻报道的新历史阶段。这类报道主要源自晚报和《星期刊》的复兴。《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复刊，《青年报》开始推出《星期刊》。它们以文化生活为主，出现大量以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表达的报道。体育报道、文艺报道等率先以生活化、细节化、现场化的手法体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文学风格。知识的提供、娱乐、信息等混合功能成为转型期不同新报纸的特点。比如《新民晚报》的“十日谈”，将领导人物从平民化的角度进行对话和采访，往往将主人公简朴自然的性格、家居环境与其一生的经历作为主体内容，展现的是老人的日常作息生活经历。

批评性报道出现，改变以往正面典型报道的惯式。渤海二号事件是当时一件影响很大、效果很好的批评性报道。从事件被揭露，到深入宣传，国务院作出决定，法院进行判决，始终吸引了全国上下的注意。这类报道打破了以往经济报道的模式化框框，一反往常宣传先进典型就事事典型的习惯，对石油部这类不能批评的典型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报道的用意还是帮助其有效纠正错误。这篇批评报道，由于各方面的压力，晚了8个月才得以报道。但最终得到国务院的肯定，特别作出决定，要求“一切重大事故均应及时如实报道，不得隐瞒和歪曲”。此后，各报上出现了大量的批评报道，主要集中在批评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及以权谋私、迫害无辜等不法行为上，重在对动乱刚刚结束、社会由混乱向有序转型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的种种问题及现象的揭露。这些报道中的批评焦点对准干部或者说是握有一定权力的人的不良道德或工作作风、违法乱纪行为，与之相对立的则是小人物或普通群众不屈不挠的揭发与抗争。但这类报道总体而言比例极低，叙述者并没有改变群众利益代表和耳目喉舌的角色定位，每一个值得舆论关注的事件，无论播撒火种，无论锄强扶弱，均大致关乎观念，大致关乎拨乱反正。

直抒胸臆的宣教色彩难免。新时期之初的新闻文体带有很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不是通过事实自然流露的，而是多用说教的口吻或抒情性的文字鲜明表达出来。新闻叙述者们并不只是简单地承担了一个客观记叙事实的书记职责，而且还担起了评价者和审判者的法官角色。在报道先进、正面人物时，往往用正面评价的形容词；而在报道负面人物的批评报道、国际新闻中则充满了负面评价的形容词和义愤填膺的激情。第三人称叙事中的叙述者无所不知，视角大于人物视角，甚至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在其叙述范围之中。合理想象——在写到记者缺席且无任何当事人可以佐证的场景时，记者往往发挥个人的想象力对空白进行填补。

叙事的模式化和人物的图谱化，公报式新闻、图解政策式新闻占据主导地位。尽管突破了“文革”时期的社论主导观念，但是，叙事模式依旧沿袭60年代的苏联模式。人物图谱化比较明显。往往按照一定的分类标准，将人物性格以及特征平面化，去个性化。只关注背景、衣着、职业、工作精神，等等。几乎每个通讯都出现类似的视觉元素、人物特征、行为方式。比如，英雄模式往往各个英雄千人一面；若是反面案例，则坏者通坏，全文通体都是批判，负面场景；会议报道中参与者通通被抽离个性特征，仅仅作为代言机器存在；固定的地点，有数的人物，必不可少的生活场景……这些图谱性的因素为叙事提供了一个框架，甚至还影响到了所叙述故事的性质，使正面报道都充满了气壮山河的豪情，市井民生似乎永远是就事论事的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