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 云
为什么要以“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从2014年起每年举办广东探索经验交流会，并出版相关研究书籍？谁来推进“现代化”，只靠政府吗？“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到底有什么内涵？为什么要确立政府治理现代化、舆情引导、大数据与公共服务、网络问政、品牌管理等分主题？如何看待舆情在现代治理进程中的难度及重要性，为何说现在的领导最怕“半夜机叫”？大数据时代离我们到底有多远？人工智能能完全代替人脑吗？……
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秘书长 蓝云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发起主办的“粤治-治理现代化”优秀案例评选推介活动，2014年以来共举办了三届，共评选出优秀案例80个（其中第一届23个，第二届31个，第三届26个），评选专家主要由专家学者和媒体工作者组成。这个奖项的评选标准参照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评选标准，它也是一项有传媒、高校背景的第三方评奖，具有价值倡导和方向引领功能。这80个案例，从一个侧面鲜活体现了近几年广东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探索路径，其中的学术、案例价值，北京大学俞可平教授、何增科教授和广东本地的中大、暨大、华师等高校研究人员已有深入分析，本文将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主办方、从传媒的角度对这些案例做一些阐释。
让我们带着这些问号，以“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广东探索经验交流会为切入口，结合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三年来的实践，一起来探讨五个关键词：治理、智库、舆情、问政、数据。
关键词一：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2月17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好两组关系：一是完整理解和把握总目标前一句和后一句的关系。前一句规定了我们的根本方向，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二是正确理解和把握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
这也是“治理能力现代化”词组首次出现在全会公报中。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北京大学政务管理学院院长、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俞可平将之称为“第五个现代化”。“现代化”这一关键词公众比较熟悉，现代化建设在我国已经搞了几十年了，并且有新老“四化”之分。另一个关键词“治理”，以往更多地属于学术研究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迅速成为社会热门词语。据统计，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9 次提到“治理”，全会通过的《决定》则有24 次出现“治理”一词。过去谈到国家和民众的关系，叫国家统治，后来叫国家管理，如今改称“国家治理”。一般认为，治理指的是公共机构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治理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一些国家，初期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地方治理”和80年代后期的“公司治理”发展为“公共治理”，现已成为全球政府治国转型的普遍趋势。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就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出，要把“破”与“立”结合起来，更加重视体制机制制度建设。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尊重规律，努力建设适应新形势的体制机制制度，把广东作为深化改革先行地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俞可平在《中国治理评论》发刊词里指出，治理与统治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实质性的区别，统治的主体只能是政府权力机关，着眼点是政府自身，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组织，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其他组织，或政府与民间的联合组织，着眼点是整个社会。中央吹响全面深化改革号角，既重视“顶层设计”，也强调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鼓励地方大胆探索。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广东率先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着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培育和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努力扩大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在治理创新方面积累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经验。广东各级党政部门及公共机构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动作快、力度大，广东实践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蓝图，及省委对贯彻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得到充分反映。2014年初，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莫高义指出：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由此深入探索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是南方报业举办“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广东探索经验交流会的基本遵循。
近年来，南方报业一直高度关注治理创新领域的新变化、新举措、新成果，并给予充分报道。2012年、2013年连续举办了两届“广东治理创新奖”评选活动，并和广东省委党校、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等机构合作，发布《广东治理创新报告（2007—2012）》，社会反响积极。“中国网络问政研讨会”由南方报业首创，并和各界机构广泛合作，在2010年、2011年、2012年连续主办三届。
以广东为重点研究对象，从民间、传媒的角度，以“治理”为主线，串起一组案例，在此过程中交流、碰撞、提升，推进“现代化”进程，其实正是“粤治”活动筹办的基本工作思路。
关键词二：智库
上面提到，“统治”的主体是官方权力机构，而“治理”的主题是多元化的，可以是党政部门，也可以是人大、政协、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机构，还可以是社会组织、企业、民间机构，甚至是由有实力、有资源的个人来牵头。无形之中，“智库”这一熟悉又陌生的词语呼之欲出。
我们注意到，在2014年7月8日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了王战、刘世锦、李扬、林毅夫、胡鞍钢、樊纲等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并着重指出：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在“治理能力现代化”征途中大有可为。至于什么是“新型智库”，各界看法暂未统一，但有几点已成各界共识：主体的多元化，“新型智库”不一定是党政部门，民间机构、主流媒体也可深度介入；充分的网络化，最大可能地借助互联网这一现代科技手段，研究包含但不局限于网络舆情、社会舆情等内容，充分借鉴互联网思维；成果的市场化，一家智库是否真正有公信力、影响力、实力，成果说了算，客户说了算。
智库，也称“思想库”，一般来说，是指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为决策者出谋划策的智囊机构，他们在决策者处理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方面的问题时，提供相应的思路、方法及策略。在不同的话语形态或语境中，“智库”一词有不同的含义，可能是同一类人员的集群，也可能是一类机构或一种商业运作模式，还可能是一种文化或思维方式，但核心是智囊机构。
美国、欧洲的智库机构，多通过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基金会或自然人等民间力量发起成立，但以公共政策研究为业务核心，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政府，同时以非营利、独立性为基本宗旨。正因为美国绝大部分智库有着浓厚的“民间血液”，所以美国的智库一般无官方、民间之分。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智库”近年才作为明确概念被提出来。2006年召开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上，首次评出了国内十大著名智库。其结果显示，入选的智库没有一家是民间性质的，清一色是政府属下的智囊机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此前中国智库发展领域的突出现状：官方智库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尽管智库在2009年之后被较多的人所认识并形成一定的体系，但上述情况依然显著。据统计，截至2010年初，中国研究机构有2500 多家，专职研究人员3.5 万人，工作人员27 万人。其中，为政府服务符合智库类型的达到了2000家。2013年2月1日出版的智库蓝皮书《中国智库发展报告2012年：智库产业的体系构建》，进一步佐证了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数量的巨大差距，二者之比为95∶5。中国的社科院、大学、政研室、研究室等智库数量多，但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受国际承认的非常少，只有74 家，不到3%。上述数字，便构成了中国智库当下“一多两少”的现状。
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曹轲看来，广东探索经验优秀案例评审由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发起，并由13 家高校、智库及专家、网友组成评审委员会，由媒体、专业机构、社会力量的联合体围绕“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来评介政府工作，这在广东还是第一次，在全国也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作为国内首家从专业媒体角度专注“治理现代化”研究领域的复合型智库，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的目标正是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广东探索经验交流会是相生相长的关系，研究院牵头举办了交流会，在举办交流会的进程中，研究院的宗旨及主线亦进一步明确并固化。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专门成立专家委员会，聘请俞可平教授、郑永年教授等著名学者担任首批成员，为治理创新的研究和宣传提供更高层次的智力支持。
关键词三：舆情
除了“治理”“智库”，还有一个词语在新时期被赋予了新内涵，并承担了新压力，那就是“舆情”。有位地市领导曾向笔者笑言，现在最怕“半夜机叫”——半夜手机响起，往往就是出大事了，有舆情了。
信息、舆情、舆论、舆论场，是一组关联词语，有一定的递进关系。信息，指音讯、消息，通信系统传输和处理的对象，泛指人类社会传播的一切内容。舆情是一种适度集约化的信息，是较多群众关于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表现的总和。舆论比舆情又进一步，是社会中相当数量的人对于一个特定话题所表达的个人观点、态度和信念的集合体。舆论场是舆论形成的机制、空间、规律等的综合体，一般认为当下的中国有两个舆论场。
为准确理解舆情的含义，可以对舆情与舆论做进一步区分。在向量上，舆论是多数人形成的一致意见，是单种意见的集合；而舆情不需要得到多数人认同，是多种不同意见的简单集合。在演化上，当舆情产生聚集时就可以向舆论转化，这种转化，除主体的自身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外部的环境。一般情况下，舆论需要舆情的支撑，也总是由舆情发展而来，但舆情不一定上升到舆论，如可以通过工作疏导消除在萌芽状态，也可以通过强权管理暂时压制。对舆情的引导就是要使舆情不转化为舆论或转化为良性舆论，舆情的危害也就在于可能会形成不良舆论，从而影响人们的心理和社会稳定。
广东是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毗邻港澳，是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外来务工人员大省，同时也是群体性事件发生数量大省、官民及劳资纠纷大省，各类舆情事件层出不穷，社会治理难度非常大。2014年2月24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发布《2014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对近14年间的群体性事件的特点进行了梳理，发现过半数群体性事件是因平等主体间纠纷引发，官民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位居其次。各个省份中，广东以占全国总数30.7% 的比例居首。
做好舆情引导，是广东各级党政官员的基本功；能不能应对群体性事件，是“治理现代化”是否真正达到的验金石；有一个和谐、共治、和美的环境，是实现中国梦的标准件。
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2014年7月26日，广东省进一步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胡春华书记指出，现在全国区域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面对激烈的竞争压力，广东要实现更大的发展，不仅需要把珠三角地区这一个增长极继续做优做强，还需要把粤东西北地区培育成新的增长极。有效的舆情引导，和谐的舆论环境，必将能大大助力珠三角九年大跨越、粤东西北加快发展。
南方报业按照“深耕主业、多元开拓、加快转型、融合发展”的战略方针，深刻认识舆论生态和舆情态势的变化。深入开展舆情分析，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也是新时期主流媒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大有可为的新天地。基于这一认识，2014年1月，南方报业发起成立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核心目的是力争通过新闻宣传与舆情服务的有效结合，为各级党委政府健全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以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为载体，南方报业既坚持履行围绕中心工作提供舆论支持的社会使命，又创新工作方法，通过拓展民意调查、决策参谋的新兴服务功能，倡导舆情“疏导”思维，强调社会舆论引导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系统破解社会转型期如何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难题。
2014年4月17日，马兴瑞省长（时任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出席第一届“粤治”活动，他在讲话中强调：新闻媒体要进一步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加强正面宣传，凝聚推动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正能量，支持政府提升治理能力。
关键词四：问政
“过去的一年，广大网友一如既往，踊跃参政议政，积极建言献策”“网上辉映网下，虚拟观照现实”“2016年的成绩单上，有你们的功劳”“热忱欢迎广大网民朋友和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使出‘洪荒之力’”。如此情真意切、生动活泼的话语，出自2017年春节前夕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省长马兴瑞通过人民网、南方网、奥一网和“南方+”新闻客户端发出的《致广大网民朋友们的新春贺信》。这是广东省主要领导连续十年向广大网友发出新春祝福。这也是广东网络问政多年来制度化、常态化运作的一个缩影。
9年多前，网络问政在中国兴起，给广东带来了别样生机。到如今，一个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建设性和形式多样的网络问政平台在这里已经初步建成，形成了党政一把手率先垂范、各级官员积极响应介入、主流媒体搭建互动平台、各地网民踊跃参与、民间智库穿针引线的大格局，渐成上下呼应、左右竞合、线上线下浑然一体、长效机制有效运作的常态机制。奥一网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新闻互动社区网站，是广东网络问政核心互动平台，在广东、全国的网络问政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12年9月23日，在网络问政先行先试之地——广东省惠州市，集结几十位专家、官员的共同智慧，浓缩成网络问政“惠州6+2 共识”。“共识”由历年来获得网络问政类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大河网、红网、人民网、胶东在线、奥一网、中国宁波网6家网站和2家较有代表性的地市网站——金山网（中国·镇江）、今日惠州网共同发布，“共识”最重要的创新意义在于首度提出了网络问政的“四维主体”说：
1．党委政府是网络问政的重要推动力。网络问政是新时期密切联系群众、了解民意、凝聚民智的创新手段，是具有国际视野和政治远见的中国官员基于对转型期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主动顺应时代的变革之举。
奥一网有今天的发展，离不开多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开明之举和省网管办等主管部门的全力支持。同时，广东网络问政的风生水起，也佐证了广东政坛的新风尚、新气象。惠州、烟台等地的多年实践表明，网络问政办好了，信访就少了，社会综合治理成本显著降低。有网友总结为“多上网、少上访、不上街”。
2．人民群众的智慧是网络问政的源泉。智慧与真知蕴于民间，通过网络平台，原生态草根智慧可以被集纳和传播。“围观改变中国”的实质是网民渴望参与公共社会建设的强大意愿，是网络问政参政的群众基础。
3．新技术是网络问政的根基。140 字有大乾坤，微博异军突起，自媒体时代到来，网络问政进入了全新阶段。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网络问政，一定要站在技术的潮头，方能引领时代，倒逼制度改革。
4．网络问政的孕育离不开公共媒体的自觉、自律。互联网在中国，不应只有经济属性、娱乐属性，还要有公共价值、社会价值。
可以说，网络问政是广东及山东、河南等省份用互联网思维先行探索“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实践。从治理能力现代化优秀案例的征集情况看，告别前几年的“雷霆万钧”之势后，广东多地的网络问政进入了“润物细无声”的阶段，如深圳罗湖的社区家园网、佛山的市区镇三级领导微访谈、潮州的一站式问政机制、中山南头镇穗西社区用网络连接农村。现在，网络不但是一种交流工具，而且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网络问政对舆情应对的作用必将更加突出。
关键词五：数据
在全国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大前提下，大数据战略是从IT时代走向DT时代，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的重要抉择。
数据是石油，“数据驱动”成为新的全球发展大趋势，是新的经济大动脉；数据是土壤，“数据资源”也是重要的生产力；数据还是催化剂，其对社会关系的介入及调试，越发显示独特作用，“数据治理”呼之欲出。数据与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其作用更加突出，不但是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新机遇，还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2015年9月，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打造精准治理、多方协作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新型管理机制，正成为各界广泛共识。
推进治理现代化，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进程，大数据可以作为平台、背景，也可以作为手段、方法。在广东及全国的一些省市，“数据治理”已经不单仅是简单的概念认知，还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探索及尝试。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需要各界全方面了解、把握。也许再经过一段时间，“数据治国”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于2014年初成立，是国内首家有专业媒体背景的专注治理现代化的复合型智库。以“舆情”“数据”作为机构的明确名称，也昭示了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的长远目标。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三年的成功运作，也暗合了“数据治理”理念在广东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进程。
需要专门说明的是，对企业管理或技术人员而言，“数据治理”（Data Governance）不是一个新词。企业管理层面的“数据治理”，是指对数据资产管理行使权力和控制的活动集合（规划、监控和执行），企业高层制订一个基于价值的数据治理计划，确保董事会和股东可以方便、安全、快速、可靠地利用数据进行决策支持和业务运行。南方报业团队在国内率先将“数据治理”提升到了社会治理层面，将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在政治学、社会学层面重新书写了“数据治理”的完整概念。
用大数据进行社会治理有什么好处？我们认为，一是可以降低社会治理综合成本；二是通过更“软”的管理手段达到更好的社会效益；三是通过数据治理降低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风险，让市民更易接受。
当然，目前数据治理正面临着“人才、安全、意识”三方面的发展瓶颈，其中人才最为稀缺。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对省内98家政府机构的问卷调查显示，79.59%的政府机构人员认为缺乏大数据人才，而仅有25.51%的政府机构人员认为推进大数据开放的阻碍是财政困难。
因此，在此背景下，数据治理更需要多方合力共建。其中，直接主体是党政机构，此乃数据治理的主攻手。大众传媒及其新型智库以其资源、人力、品牌优势及聚集各方资源、宣传号召的能力，可以充当最佳二传手。而最需要抗压能力，最能随机应变，最有技术思维的事则可交由企业，让它们来做市场的一传手，调动更多人才参与到数据治理当中。
在继续推进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三个风险点。第一个方面是数据利益，每一个政府职能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诉求，捍卫自身数据是自我保护权力的必然冲动，出让数据背后等于把权力进行释放，相应来说该部门的职能权力也会被缩小，因此政府各部门要认识到这一点，由此来权衡各部门的利益，进行数据合作和数据开放，从而构建更完整的数据库。在微观层面稀释权力的过程中，单个部门可能有所损失，但在宏观层面，部门整体有了更好的、更美的治理机制及效益，所得远大于所失。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方面是数据安全。如现在备受关注的电信数据诈骗，其背后涉及的就是公民的数据安全。又如，对于某个滴滴出行用户、淘宝用户而言，他的每一次出行或购买，都会留下痕迹，都将形成数据。那么这组数据属于谁，谁又能使用？这就涉及到数据主权这一概念，任何数据都存着六个疑问，即“是谁的，谁来保存，谁来用，怎么使用，为谁用，使用过程谁来监督”。
第三个方面是需要打造一个数据生态，政府要聆听企业和个人诉求，打造好的数据道德、数据伦理和数据文化，调动更多市民积极参与“智慧城市”的建设，共同分享数据红利。数据新生态，实质就是一种“注意数据安全、数据伦理、数据文化，共建有益的、可持续的、造福广大人民群众的数据生态”。
需要注意的是，数据治理是四位一体的，涉及到物体、事件、人员和数据四个复杂的方面，因此要寻找社会治理领域的“欧拉恒等式”，从繁复和无规律中，寻找更简洁的联系。这也是我们近年一直探寻的“数据治理”路径。
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互联网在创新驱动中的先导作用，根据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和“互联网+”行动计划等决策部署，提出了建设网络强省战略，在省级层面率先建立大数据管理局，相继出台《广东省大数据发展规划（2015—2020年）》《“互联网+”行动计划（2015—2020年）》《广东省云计算发展规划（2014—2020年）》。
在2016年10月26日举行的“大数据应用及产业发展”大会上，珠三角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正式启动，袁宝成副省长指出，广东大数据发展呈现出“广深引领、珠三角集聚、粤东西北紧随”的态势，珠三角地区已发展成国内大数据产业最具创新活力的区域之一；广东将抓住这一难得的战略机遇，加快建设珠三角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充分发挥大数据在政府治理、创新驱动发展、制造业转型升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方面的作用，培育发展数据经济新动能，建设数据强省，将广东打造成为全国数据应用先导区、大数据创业创新集聚区和数据产业发展高地。
结语
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成立三年来，开展了一系列初有成效的活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广东探索经验交流会只是其中之一。在上级领导的指导关心下，在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等机构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把握治理、智库、舆情、问政、数据五个关键词，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有收获。新型智库事业是一项新兴事业，既需要深刻的理论指引，也需要踏实的实践创造。我们将继续贯彻中央和省委一系列重要精神，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秘书长、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得主，本文部分内容此前曾公开发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