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述方式的转变及其结果

四、从讽诵到引证：演述方式的转变及其结果

周人建国，思殷鉴不远，宗教思想大为改观。将祭祀改造为实施“礼”，体现德的礼乐制度。到春秋时期，“承继着西周文化的发展趋向，充满实证精神的、理性的、世俗的对世界的解释越来越重要，而逐渐忽视宗教的信仰、各种神力及传统的神圣叙事。宗教性和非宗教性的仪典形式逐步让位于德行精神的强调，礼仪文化逐渐转化，形式化的仪典文明渐渐转变为理性的政治思考和道德思考。”^[44]祀谱、系世随着祭祀的衰落而从中剥离出来，使口头演述活动式微，史诗由此失去了演述传播的文化场域，宣告了史诗时代的终结。见于卜辞的祀谱用于祭祀时口头演述活动的取资参阅，周人的“系世”原是小史祭祀口头演述的文本，至春秋时期，则成为卿大夫在朝聘会盟等政治活动中引证取资的思想资源，主要是着眼于对其中兴亡和德行内涵的发掘。演述方式的变化，隐含着人文思想、理性思想兴起后，祀谱、世系的文本化、历史化倾向。

春秋贵族卿大夫对“系世”的引证蔚然成风，这在《国语》、《左传》当中有相当多的例证。这种风气是西周以来史鉴思想与讲史传统在春秋时的复兴。与祭祀中对系世的演述不同，在朝聘会盟中的引证，其目的是多方面的，或在于借引述自己祖先的事迹功业而提高政治威信，或是借助述祖之功而谏诤君主，或者意在强调跟有权威的祖神的关系来获得某种资源和优势……总之都体现着理性和人文内涵。综观春秋人对系世的引述，祖先世系和上世神谱的历史化是其共同的倾向。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以武烈，去民之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

在德行和功业成为价值衡量标准的春秋时代，上世神灵和祖先都变成了人为构拟的历史链条中的一环。

关于始祖的神话传说在春秋时人的引述活动中被历史化为宗族的历史事实，引述者常常追述自己祖先系谱而明示本族所自出。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是年秋，郯子来朝，鲁昭公与之宴。问少皞氏鸟名官之故，郯子曰：

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瞗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郯为少昊之苗裔，在郯子的引证之言中，远古的神谱已经完全成为人间的历史。看来，由于朝聘会盟中取资引证的需要，神和祖先的系谱被历史化、文本化是必然的趋势。

在商与西周时期，只有商族与周族的起源神话在祭祀中作为史诗演述，并且见于典籍的记载。而到了东周，类似于郯一类的氏族的诞生的神话突然间增多，这些氏族的始祖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历史人物和英雄。张光直先生指出：

东周文献中的英雄诞生神话不外有以下几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可能是商殷或西周已有的氏族始祖诞生神话，在商代及西周（就我们所知）未付诸记录，而到了东周才被记录留存下来的。为什么到了东周才见诸文字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我相信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文字的使用到了东周普遍化，不复为王族公族所专用；（二）姬族到了东周已经逐渐失去其在政治与文化上独占的权威，较小的氏族抬头，将其族原神话付诸记录以为其争取政治地位的执照。属于这一类的神话，或者包括少皞氏的神话与所谓祝融八姓的传说。

第二个来源可能是在殷及西周为边疆的蛮夷而到了东周被吸收容纳到中原文明的氏族神话。东周时代为中土文明大扩张的时代，不但与夷夏的接触频繁，不少在早先是“夷”的，到了东周都成为正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他们的族原神话也就混入了东周的文献。属于这一类的，也许有伏羲氏的神话。

第三个，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可能是古代以及当代的神话人物历史化、人化，而形成英雄先祖。一个最熟知的例子，就是黄帝；黄帝很可能就是上帝尊神的一个人化的形式，到东周文献中如《国语》与《大戴礼》成为许许多多氏族的共同祖先。^[45]

《诗经》史诗产生于商及西周时代，东周文献中绝不见史诗。上引张先生所述，颇可解释何以出现这种现象。谢林说：“神的世界和神和历史在形成时所经历的危机不是诗人的身外之事；危机发生在诗人自己身上，危机造就出他们的诗篇……并不是他们个人……是深入诗人意识的神话意识的危机，造就了神史。”^[46]英国神话学者凯伦·阿姆斯特朗指出：在轴心期，“对于古代神话的态度，不同地区的轴心运动立场并不完全一致，彼此存在着微妙的差别。某些文明对部分神话抱有敌意，而另一些文明则采取‘不干涉主义’的放任态度。”“中国文明似乎比其他文明更早就开始了对轴心时代的精神求索。”“具有高度文明的中国人‘不语怪力乱神’，缺少相应的神话传承。”^[47]祭祀活动中的世系的口头演述、丰富多彩的祖先历史的神话传说等，是史诗生成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在春秋时期都渐渐地转变或不复存在，再加上西周以后书写工具的进步，使口述及口头讽诵的传统让位于文本书写，因此史诗的演述也就在华夏文化的大传统当中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