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商在教育早期近代化中的角色

历史学者王尔敏在论及晚清时期新式教育发展状况时指出：“在学制没有完全建立之前，这一批新式教育机构还带有试验的特点，人们对它们的价值和作用还是持怀疑的态度，这些新式教育机构基本上是在一批政治精英的直接干预下办理起来的。”（注：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这一方面说明了1904年癸卯学制颁行前，新式教育发展的总体趋势与艰难曲折；另一方面点明了此时新式教育的实际推动群体是“政治精英”。文中对“一批政治精英”并无延伸性阐释，笔者以为大致可理解为晚清时期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思想敏锐而又权高位重的督抚，（注：有关晚清主要督抚与近代教育的研究，主要有刘正伟：《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贾小叶：《晚清大变局中督抚的历史角色——以中东部若干督抚为中心的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和类如郑观应、盛宣怀、张謇等亦官亦商而又能开拓创新的绅商群体。此外，主持教会学校的来华传教士、新型知识分子（如容闳、王韬、钟天纬、张焕纶等）、个体（如杨斯盛、吴馨）等社会群体，也是此期新式教育的实际兴办者和推动者。纵观晚清各种兴学群体，绅商阶层在我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其突出表现为：

其一，绅商的教育活动及其深远的影响，使其成为推动我国近代教育进程的中坚力量。晚清以降，欧风美雨虽已逐渐袭来，中央政府及一般朝臣却囿于夷夏、义利、道器之辩，对西方文化教育认识普遍不足，甚至被一些守旧官绅视为奇技淫巧，多方抵制阻挠西学的引进。在甲午战争前的数十年内，我国教育发展总体上奉传统儒家文化为正统，以书院、科举取士为中心的传统教育占据绝对主流，新式教育虽然在部分地区、领域里零星出现，却处于步履维艰的萌发阶段。一般士子继续钻研八股，醉心于科举功名，对数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懵懂无知。在国家层面对于新式教育的认识稍迟，缺乏引导与规划，社会层面缺乏学习新学的普遍氛围的情势下，开明督抚、绅商及来华传教士、个别有识之士等成为启动与推进新式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因各自所处势位和拥有现实条件各异，各种兴学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起到的作用大小与影响程度各不相同，也各具特色。一般而言，外国教会人士为最先将西方教育制度移入我国的群体，然带有强烈的宗教动机，服务于传布西方宗教文化的目的。在我国近代反洋教的社会环境中，教会教育比较克制地推进，在20世纪之前办学层次不高，小规模地缓步发展，重点多在初等、中等教育，招生对象多为贫穷子弟，对我国教育发展产生的影响很小。督抚因财源有限，又受保守势力牵制，所办新学多限于语言、军事技术方面，彼此之间也缺乏联系，难能有所突破创新；个人兴学多凭一己理想、财力及社会关系，缺乏纵横联系，成就也受到一定限制。

比较而言，尽管绅商兴学并不在教会、部分开明督抚之前，但却是倡导和践行新式教育的重要新兴力量。盛宣怀的教育活动在近代教育早期发展过程中的开创性作用和影响便是明证之一。又比如，经元善在上海创办新式学堂经正书院、中国女学堂，特别是后者打开了中国女子教育的禁区，以实际行动冲击了传统教育观念，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不可低估。张謇以兴办师范教育为肇端，兼及普通教育、实业教育、社会教育和文化机构等各个层面与领域，为发展中国近代教育，特别是江苏地区教育作出了许多原创性贡献。周学熙在直隶地区广兴实业学堂，为推动北方地区的新式教育发展起到积极的示范与推进作用。郑观应虽然在教育实践领域成就不大，然其发展新式教育的主张与思想却起到了引领时代潮流的作用。

其二，绅商的教育活动基本符合教育现代化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介于政府与民间的晚清教育开路先锋。绅商是晚清时期工业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主要代表力量，其所办教育活动与近代工商业紧密相联，教育目标面向国计民生，教育内容为注重实用性的科技与工艺，关注社会教育以开启民智。一般认为，世界和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有三个主要共同特征：世俗化（Secularition）、科技化（Polytechnization）、普及化（Popularization），即由过去神化、贵族、武士及精英教育，转变为世俗、实用、科技与国民教育。（注：苏云峰：《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1860—192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因此绅商的教育活动基本符合教育现代化的总体发展趋势。实际上，近代教育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时代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需要而形成的。作为我国资产阶级早期形态的晚清绅商，是我国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主要代表力量，从而能够率先认识到兴办近代教育的重要意义，并以较高的热情致力于发展新式教育。他们对教育的倡导和实践符合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趋势，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为发展近代工商业而变革传统教育，创立近代教育的普遍要求。

总之，绅商的教育活动早且新，多能开前人所未开；富有朝气，办学效果好，具有开创、引领性，所办新学产生过积极的示范作用，引起清廷及各地官绅关切，推动着近代教育的进步与发展。绅商是我国近代教育产生期（1861—1894）、发展期（1894—1911）的一个重要群体，特别在学制未立、科举尚存的20世纪初年之前，他们勇于除旧布新，是提倡与推行新式教育的社会中坚阶层，推动晚清教育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诚如苏云峰评价绅商参与近代教育的作用与地位时所说：“绅商参与教育改革，于甲午战败后，亦达于高潮，以江苏、浙江与广东等工商业发达地区最为显著。他们的贡献，往往凌驾于政府之上，这是不可忽视的。”（注：苏云峰：《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1860—192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此外，通过分析绅商兴学因素与实际教育事业，可知这些办学业绩与取得的重要地位不能仅仅归功于绅商阶层，它们是多种力量汇集产生合力的结果，特别是绅商与开明的督抚政要、新型知识分子结成的“官—商—学”三角联盟而结出的硕果。在这个同盟中，绅商是实施主体，督抚予以政治权力的保障，新型士人作思想倡导，分别代表着近代经济、政治、思想层面中最具革新的三种力量，它们的相互融合与多年来的教育实践，共同推动了新式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在国家学制颁行前，绅商、督抚等兴学群体的贡献要大于中央政府，并对政府施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此后政府及督抚的角色才逐渐扩大，绅商在我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相应下降。

我们在充分肯定晚清绅商阶层办学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与历史意义的同时，也要清楚绅商办学实践及其效果的有限性和局限性。绅商对于近代教育的影响主要在1870年代洋务实业技术教育兴起，至1904年学制颁布之前的30余年间，此后虽继续热衷兴学，成绩也显著，但整体社会影响远不及前期。究其原因，大致是在国家尚未完全发展新式教育时，新式学堂寥若晨星，难以满足绅商所办企业对于西语西艺人才的迫切需求，于是自行创学育才，其他各种兴学力量，如开明督抚、新型知识分子对于绅商办学也予以大力援助，提供政策与理论上的支持，使得绅商成为此期办学群体中的领头羊。

一旦国家废除科举，大兴新学，各级新式教育蓬勃开展，绅商对于人才的现实需求有了保障，自创学堂育才的热情所有减退。同时，中央及各级政府层面的教育制度和办学水平逐渐规范，其办学的同盟之一督抚能利用国家政策与自身权势在兴学方面后来居上，不再过多地借重于绅商来推动新式教育，一些有志办学的新型知识分子也被吸纳至中央及地方政府办学队伍之中。随着绅商兴学内在需求和外部环境的变化，绅商在近代教育中的作为和影响逐渐递减。

就绅商所办教育本身而言，局限性也不少。其办学目的具有较强的本位意识，如盛宣怀教育活动以自身实业系统为中心，学校多设于企业集中的沿海口岸城市；张謇办学地域观念很强，所办学校多设于南通及周边地区，直接影响不出江苏一省。又因多数绅商的政治地位不是很高，且兴学非其本职，绅商基本不具备以行政手段加以推广的权力，即使所办教育形式最新、也最合时需，最多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效仿的样板，而不能如督抚施以手中大权，在所辖地普遍建立学校，起到更广泛的效果。不过，这是由绅商的地位决定的，我们不必苛求，绅商已在所能允许的范围内，于特定时段之内，在教育观念、教育制度、教育内容乃至教育方法、教育设施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就和贡献，成为我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重要的过渡性力量，有力地助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