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理论认为，角色身份是指行为体“只有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一个位置，并且以符合行为规范的方式与具有反向身份（counter-identity）的人互动，才能具有这种身份”[12]。国家的角色身份有很多种，一般而言，根据国家在国际体系等级中的地位，学者们将不同国家分为四种主要角色，即大国（major power）、强国（great power）、小国（small member）、新生国家（novice）。[13]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日本人亦愈加自信，日本的自我认知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我是世界大国”，或者“我原本应当是世界大国”，对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角色身份的追求日益明显。这一阶段大体为1970年至今，又可以细分为如下三个时期。
如表3所示，这是一个明确宣称日本已经基本完成赶超西方诸国的大目标，在追求不断完善所谓的日本型福利国家的同时，明确提出日本应该打造“国际国家”对外展示日本国家形象、垂范世界的时期。佐藤荣作在1965年1月25日第48届国会演说中宣称“一国之真正的伟大程度并非由国土的大小来决定”[14]，紧接着在1970年2月14日第63届国会演说中称，克服了国土狭小、资源先天不足这一制约国家发展的宿命性缺陷的日本，已经基本完成了明治开国以来其先人们所设立的追赶西方的目标，日本民族已经进入壮年期，日本不该再仅是以建设福利至上主义国家为目标，而是应该结合日本国情与国民性特点提出新的国家发展目标。[15]三木武夫在1975年1月24日第75届国会发表演说时则提出日本有潜力建设一个可以成为世界新模式的新日本。大平正方内阁1979年1月25日则又进一步提出了构建公正且有品格的日本型福利社会的目标。在这一时期，“日本模式”开始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曾因此为日本带来“日本第一”[16]的美誉，也一度成为亚洲国家日本学界争相研究的主要内容。[17]
表3 日本首相施政方针演说中的相关表述（1970—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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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4所示，这是日本国家谋划如何打造“国际国家”的时期。其具体措施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
第一，谋求联合国“入常”。1956年12月，日本成为联合国成员国正式重返国际社会。1957年7月，岸信介政府提出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国家联合、坚持做亚洲一员的日本外交三原则。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日本民众，对日本申请联合国“入常”抱有的期待都很高。1984年，日本内阁府的“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中最早设立“日本在联合国中的作用”调查项目，并一直延续至今。如图1关于“是否赞同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8]1994—2014年的调查数据所示，持赞同意见者逐年增加占了大多数。具体到2014年最新调查数据，从性别上看，赞成者中男性越来越多；从年龄上看，30岁至50多岁的人居多。2015年4月7日，日本政府发布《外交蓝皮书2015》称，日本把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2015年及日本加入联合国60周年的2016年定位为“具体的行动之年”，将以超出以往的力度强化联合国外交。[19]早在1991年12月19日，时任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接受《朝日新闻》记者采访时曾宣称要“争取5年内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定下了“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删除关于日本的敌对国条款和借联合国改革之际成为与中、美、俄、法、英五国并立的新的常任理事国”这样两大具体目标。[20]但事与愿违，24年即将过去，日本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椅子依旧似近实远。
图1关于“是否赞同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调查
注：图中数据均为当年10月调查所得。
第二，凭借日本的经济力量来打造“国际国家日本”。中曾根康弘在1984年2月6日第101届国会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建设“国际国家日本”，在1986年1月27日第104届国会演说中称：“与世界同在的日本，欲实现真正的国际国家，克服对外经济摩擦是当下最吃紧的课题。”[21]但随着日本经济的衰落，如今这条路似乎也越来越难以行得通了。甚至有学者研究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提出的大国战略已经在实践中陷于破产的原因正是由于日本对其经济力量的误读和误用。[22]
第三，从军事安保层面通过使日本成为一个军力国际化的所谓的“正常国家”以最终实现“国际国家日本”的目标。此即国际社会批判的日本谋求军事大国化问题。在日本政治家中，最接近首相宝座却总与其失之交臂的小泽一郎于1993年提出的影响至今的日本“正常国家”论最为著名。小泽一郎在其著作中指出：“日本除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国家别无其他生路”[23]，“为了成为真正的国际国家如何为好呢？没有必要考虑得那么难。成为‘正常国家’就是了”。而要成为“正常国家”，需要具备两个要件。一个是“国际社会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日本也要视为理所当然，并理所当然地自负其责地去做”。特别是在安保方面，要在国际社会中和美国、欧洲齐肩并立，同他们一样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政治和军事作用。另一个是，对于想构筑丰富安稳的国民生活的各国，对于类似地球环境保护这种人类共通的课题，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予以配合。只有切实做到了上述这两点，日本才能从只考虑国内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的“单肺国家”脱胎换骨成为国际社会通用的够格的“正常国家”。[24]在1996年1月22日第136届国会上桥本龙太郎提出：“在外交方面的我的基本方针是‘自立’。不再做从前那样以被给与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为前提采取行动的国家，而是要做一个比既往的国际贡献模式要再往前一步，提出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理念，为了世界的稳定和发展，发挥我们的积极主动性和领导作用的国家。我确信，这对于国际上的相互依赖关系益高涨的今天，是确保我国的安全与繁荣的最好的路。”[25]这种观点与小泽一郎在其著作中阐述的观点也大致相同。日本政治学者北冈伸一研究指出，虽然“正常国家”理念的倡导者小泽的政治生命即将结束，但其倡导的“正常国家”论却越来越深入人心，特别是在日本政治、外交、安保层面的“正常国家”化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26]安倍政府推行安保法制改革实质上也是谋求在安保层面推进日本的“正常国家”化。由于以安倍为首的日本右派政治家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错误言论不断且出尔反尔，所以也令人格外担心日本欲如此强行实现安保法制的突破，会成为日本抛弃以往的和平发展之路而走向军事大国之路的前奏。
表4 日本首相施政方针演说中的相关表述（1988—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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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仍是大国化自我认知的阶段，或者是“固守”这一认知的阶段。当然有变化，但变化只是基于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的变化，是政策路径、方式手法的变化。倡导打造“自立与共生”的东亚共同体的鸠山由纪夫内阁以及高喊着要“摆脱战后体制”的安倍晋三内阁的出现，促使日本对其角色身份的定位加速从自民党时代传统的“日美同盟下的日本战略”走向“日本战略中的日美同盟”。这既是日本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也是日本在变化的世界秩序中对自身角色的选择。[27]但是，鸠山由纪夫内阁的昙花一现、安倍晋三内阁在“摆脱战后体制”言论方面的噤声以及2015年4月安倍晋三本人在美国国会表忠心的表演，则昭示了战后美主日从的日美关系的现实轻易不会被改变，日本政治家想要以“日本战略中的日美同盟”的形式树立其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身份绝非易事。在1996年1月22日第136届国会上桥本龙太郎就曾提出日本要在外交方面寻求“自立”，希望能够“提出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理念”。[28]再如表5所示，鸠山由纪夫与安倍晋三在其施政方针演说中都提到过“重振日本”，安倍晋三在2013年2月28日第183届国会演说中还提出：“我希望不论在全球级别、地区级别或是两国间的级别，日本不能只是‘等待’规则，而是要成为‘创建’规则的国家。”[29]但是，战后美主日从的日美关系现实亦表明日本即使是在地区级别的角色身份追求也同样受制于美国，安倍政权下的日本恐怕也很难创建出未经美国许可的国际规则。因此，日本若持续与邻交恶，所谓的“重振日本”恐怕也将遥遥无期。
表5 日本首相施政方针演说中的相关表述（2010—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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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日本注重建设国际国家追求在全球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身份这一阶段有一个显著的特色是，为了明确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地位，也很注重明确其个体身份。“国家的个体身份以其在文化、语言、历史、成就等方面的特性为基础，这些差异往往被行为体视为区分自我和他者的因素。”[30]因此，这一阶段的历届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虽然强调了日本应该如何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垂范作用赢得重要的角色地位，但与此同时，如以上表3—表5中的“与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相关表述”内容所示，也用相当多的篇幅强调了建设基于日本特色的“文化国家”“生活大国”“海洋立国”“技术立国”“IT国家”“低碳社会”“美丽国家”。“文化国家”的提法最早见于1947年7月1日第1届国会片山哲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与1948年3月20日第2届国会芦田均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其后便销声匿迹，直到1988年1月25日第112届国会竹下登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才得以再次出现，其后历届内阁施政演说方针中都会提到这一国家建设目标，直至1996年1月22日第136届国会桥本龙太郎首相将其提升到“文化立国”的高度。在2000年1月28日第147届国会上小渊惠三首相演说中称，日本已经赶超了西方社会，没有了可以赶超的目标，需要重新设定目标，即教育立国与科学技术创造立国。[31]这些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内容表述反映的其实正是国家对在国际社会中的“个体身份”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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