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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社会所伴随的老年教育问题

时间:2022-03-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发挥老年人的能动作用是关键。老年教育是提高老年人能力水平的重要手段和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教育已不再是青少年的专利,而成为全部人口基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权利。世界各国发展老年教育的形式虽然不同,但均受到广大老年人的热烈欢迎,也受到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在瑞典,正规教育和老年教育融为一体,全国所有大学均对老年人开放。

一、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中国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具有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未富先老等特点。人口老龄化对个人、团体、社区以及整个社会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带来了持续、深刻的挑战: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消失,老年赡养比例增加,国家财政(养老金支付)面临巨大压力;人口老龄化特别是高龄化将带来老年人生活照料问题;如何使老年人过上有欢乐、有幸福、有创造、有价值的生活是进行政策安排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发挥老年人的能动作用是关键。联合国先后在维也纳(1982)和马德里(2002)召开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分别提出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建设目标。美国西奈山医学院国际长寿中心主任罗伯特·巴特勒在1982年提出生产性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的观点,认为老年人仍有“生产率”,仍然可以参加商品生产及服务供给的活动(可以有报酬,也可以没有报酬),老年人仍然可以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1987年,美国学者罗和卡恩提出成功老龄化的观点。成功老龄化通常定义为生活在社区里、在日常生活生理能力方面没有问题、在一般体力活动方面没有太大困难、在认知能力测验中取得高分、自评健康状况为很好或好。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成功老龄化等概念的提出,唤起了整个社会对于老年人和老龄化问题的关注。这些概念同时也指明,通过老龄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主体——老年人自身的努力以及整个社会的积极应对,完全可以解决老龄化所产生的难题。

由于年龄歧视、强制性退休等认识误区和制度误区的存在,整个社会忽视了老年人所具有的价值和潜能。积极老龄化和生产性老龄化政策的核心在于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来增强老年资本存量,降低老龄化的各种风险和冲击。老年人力资本存量表现为老年人的能力水平,老年人能动作用发挥的程度取决于老年人的能力水平。在中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目标更为实用,即6个“老有”: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其中的“老有所为”和生产性老龄化的思想相一致,“老有所为”以一定的能力水平为条件,即老年人身心健康,基本生活有所保障,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做到生活能够自理,不断学习,跟上时代,参与社会,继续做出贡献。“老有所为”具体可分为经济生产、家庭照料、志愿服务和终身学习四大范畴(见表1-1)。毫无疑问,老龄化社会中各种问题的解决,均有赖于老年人各种能力水平的提高。老年教育是提高老年人能力水平的重要手段和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老年人通过参与各种教育活动获得认知的发展,获得提高生活质量所需的知识技能,还获得工作、参与社区以及参与社会活动所需的能力,并以此继续为家庭和社会做贡献。

表1-1 “老有所为”概念范畴

资料来源:杜鹏、王菲:《“老有所为”在中国的发展:政策变迁和框架构建》,《人口与发展》2011年第6期。

二、赋权增能的老年教育

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在当代以及未来对个人生活改善和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富尔为主席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发布了《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与明天》的报告书,第一次强烈地提出了当代教育所面临的危机、挑战和面向未来的重大主题,提出了终身教育的理念、走向学习化社会的目标及信息时代的学习。1990年,世界全民教育大会通过题为《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满足基本学习需要》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当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时,它得以维系的基本前提是全民教育,即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应有的教育;在当今全球范围内,整个社会唯一不能浪费的资源就是人的智力、创造力和想象力。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委员会发布德洛尔报告,即《学习:内在的财富》,提出学习的四大支柱,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和“学会生存”,这份报告通过宣扬终身学习和学会学习,全面阐述了国际社会对未来人类学习问题的理解,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学习宣言。

当教育已经成为关系人类生存命运的重要前提,老年人已不可能被排除在教育和学习之外。在当今社会,教育不仅关系到个人的经济收入、社会的经济增长,更关系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已不再是青少年的专利,而成为全部人口基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权利。教育既是工具也是手段,对所有人来说,终身学习就是一种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和年轻人一样,老年人也需要生存和发展。老年学习、老年教育成为终身教育的最后阶段、最后部分,同时也是个人和社会进行人力资本累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针对年轻人的教育一样,老年教育也是老年人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教学过程,这些能力不仅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还可以帮助老年人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如何通过老年教育实现老年人的赋权增能、如何强化老年学习的功效性、如何使老年人群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是今后中国老龄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

三、世界各国的老年教育实践

老年人接受正规学校教育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种新的教育形式。世界各国发展老年教育的形式虽然不同,但均受到广大老年人的热烈欢迎,也受到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可以说,老年教育在各国规模化、组织化和大众化的发展是当今社会剧烈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进入老年大学接受正规教育。在创办第一所第三年龄大学的法国,目前全国有50多所各种形式的老年大学为55—90岁的老年人提供各种专业和课程的学习(全法国约有80所大学)。在瑞典,正规教育和老年教育融为一体,全国所有大学均对老年人开放。在校大学生中,55岁以上的人占20%左右,65岁以上的占10%以上,发达的教育也使得瑞典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在德国,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进大学,和年轻人在一个教室学习,在法兰克福的歌德大学,有1500名“银发学生”自愿旁听生态学、营养学、社会学等课程。在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全国有150所公立和私立大学接收老年大学生。在澳大利亚的职业技术学院(TAFE),15—19岁的年轻学生和60—69岁的老年学生的比例约为10∶1,其中60—69岁的老年学生占全部学生的比例约为5.2%,50—69岁的比例约为12.4%(见图1-1)。

图1-1 澳大利亚的职业技术学院中各年龄层次学生的比例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Illawarra职业技术学院(TAFE)。

在中国,截至2011年末,全国共有老年学校48116所,在校学习人员603.2万,在校老年学员约占全国老年人口的3.3%。[1]30多年来,中国老年大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认识上的误区以及资源条件的限制,中国老年大学独立建制,封闭运行,以少部分的“精英阶层”的休闲娱乐为主,缺乏和其他年龄群体的交流,没有能够实现终身教育体系的整体功能。老年教育的供给还很不足,在许多城市的老年大学中出现了“一座难求”的现象。老年大学和老年学校中机构不完整、人员不到位、设备简陋的现象比较普遍,而绝大多数拥有丰富教育资源的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却置身事外。中国老年教育现有的教学内容重思想、娱乐,缺乏开发,包括健康开发、职业技能开发等都很缺乏,难以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这些问题不仅与教育资源的公共支出性质以及社会平等精神相违背,也严重制约了老年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不利于老年人力价值的开发和实现,不利于老年人继续为家庭、社区以及社会继续做贡献。

四、经济学对老年教育的研究

经济学在教育收益方面的丰富研究成果是经济学几十年来取得非凡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学就已经证明,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消费行为,更是一种投资行为。家庭和社会为孩子提供小学、中学教育,甚至大学教育,社会推行强制性的义务教育、提供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为教育进行大量的公共支出,其目的和动力在于当前的教育投入可以在将来为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远远超过投入的财富和其他收益。教育的产出并不局限于直接的货币收益,还有其他诸多收益,如精神文明、文化传承、卫生健康、环境保护、降低犯罪率、公民责任和权利、社会资本,等等。虽然这些多种收益背后产生的机制还不是很清楚,经济学家们也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但已有的这些研究成果为老年教育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对于老年教育,凡是参与过的老年人都认为是值得参与的一项活动,而且参与之后都感觉很有收获,老年大学不仅“一座难求”,甚至出现老年人不愿意离开老年大学的情况。应该说无论是老年人、家人还是社会管理者,对老年教育活动都有很高的评价,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如老年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角度对老年教育的价值进行了评价,但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老年教育进行研究的文献还不是很多,且主要使用传统经济方法对老年教育进行研究。传统方法的缺点在于无法对老年教育的非货币价值进行评价,仍然使用教育回报率对老年教育收益进行测算,其结果是要么无法得到老年教育回报率,要么结果牵强,无法令人信服。例如金德琅将老年教育看作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手段,认为老年教育具有投资成本和投资收益。他指出,老年教育对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均有影响,老年教育的收益分为货币化私人收益、货币化社会收益、非货币化私人收益以及非货币化的社会收益。针对在老年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中面临的统计数据及资料匮乏的困境,岑咏霆、金德琅提出基于模糊隶属度的老年教育拉动消费比重指数和基于模糊推理的老年教育经济保障效率指数的数学模型,得出拉动消费指数为0.0005893,经济保障效率指数为0.8的结论,但他们并没有实际计算出老年教育的货币化私人收益。应该说岑咏霆和金德琅对老年教育的经济学分析具有一定前瞻性,但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中的老年教育,因为就目前而言,参加老年大学的学员并非是为了获得工作和收入,或者说老年教育的最主要性质并非是给予经济以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由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已不能很好地解释老年教育现象,因此,从经济学角度对老年教育进行分析,还需要创新方法。

五、研究的意义

老年教育的经济学研究关注的是老年教育的价值以及老年教育资源如何进行配置的问题。老年教育是提供给老年人的一项重要公共服务,作为一项社会制度,无论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的老年人都将从中获益,整个社会也将从中获益,这是老年教育本身所具有重要价值的外在表现,但这种重要价值是什么以及是多少,国内外文献还缺乏研究。因此,从经济学视角对老年教育的价值以及老年教育资源配置状况做进一步审视,不仅具有重要的社会政策方面的意义,还具有重要的经济理论意义。

(一)政策意义

研究老年教育的政策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对开发和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从2012年开始的中国劳动力减少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使得人们更为担心未来中国劳动力的短缺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增长乏力。在老龄化社会里,老年人需要实现他们不断增加的寿命的价值,社会需要解决不断增多的老年人与日益缺乏的社会参与机会之间的矛盾。随着技术的进步、时代的变革,老年人需要获得更多的生存以及发展的机会和能力,而积极地参与老年教育是获得这些知识、技术和能力最为便捷、最为高效的方式。

2.对提高老年福利水平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老年教育的内容涉及老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娱乐、休闲、健康、职业培训,等等,其本身不仅可以成为老年幸福生活的一个部分,还可以帮助老年人获得建设新生活和参与社会所需的能力,甚至可以帮助老年人重新获得工作和收入。所有这些不仅提高了老年人的福利水平,也减轻了社会保障的支出负担。由于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未来的老年人,老年教育制度作为一种长期存在,必将提高所有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

3.对提高老年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老年教育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也是一项崭新的事业,由于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误区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中国老年教育和国外先进国家的发展路径并不一致。中国老年教育局限在“老年精英阶层”的“休闲娱乐”活动,而已有的研究成果还主要集中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老年医学等领域,还缺乏对老年教育行为的经济学认识,这显然不利于对老年教育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不仅节约个人和社会的财富,还能更好地发挥老年教育的重要作用。

(二)理论意义

研究老年教育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初步研究表明,老年教育处于供不应求状态。老年教育具有多种收益,而能力是教育及其收益之间非常重要的中间变量。教育产生多种收益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培养的多种能力,人力资本收益只是能力所产生的收益中的一个部分。教育的能力培养表明一国的教育水平并不仅仅是在教育上花费多少金钱,而是在于培养什么样的能力和多少水平的能力。在目前,对于大部分老年人而言,参加老年教育并不是为了获得金钱上的收入,因而老年教育的收益是什么以及如何评价成为研究老年教育收益的难点问题。为此,需要在传统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人总是会老的,不知人类是否也会老。人类从蛮荒时代逐步发展到如今的现代工业文明、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可能只是刚刚进入青年期,对自己未来的生存和发展道路并不十分明确。通过对老年教育行为进行研究,能为人类理解自身的未来行为提供一些有用的帮助。比如说,经济发展并不仅仅是为了利润和财富,人类还应该明确自己的发展目标,否则年轻的人类可能还会误入歧途,这是研究老年教育的更深层次意义。总之,本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直接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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