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无定业”到“学在大学”

前文已经谈及清朝官学与私学的某种紧张。实际上，这种紧张至少从宋代就已经开始了：一方面是官学在“学而优则仕”的影响下以科举为中心、以政治为导向；另一方面是由私学特别是部分书院承担了学术探讨的功能。其实，学术传承也不仅仅限于书院，因为书院的发展并不稳定（如在清初就受到严控），其性质也与备考科举的机构多有交叉。中国传统学术的源流散布在全国各地以及各个行业（如官员、幕僚、乡村教师、书院山长等等），绝大多数学者都没有条件将学术作为一种职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学者具有“学无定业”的特点。

清末科举废除、学堂新立后，本来在各省都设立了高等学堂，为培养学术人才作准备。然而由于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在民国元年即被废除，由大学增设的预科来替代。“自是以后，各省富于学术之人才，不免为大学所吸引。”^[65]无论是治旧学，还是治新学，在大学任教开始成为一种职业生涯，大学成为学术共同体之所在。北大本身具有第一所国立大学的地位，更由于蔡元培的广纳人才，北大由此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心。傅斯年1919年所做的预期后来基本得到了实现：“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66]

我们可以从三份名单的对比看到从学无定业到学在大学的巨大变化。

第一份名单是钱穆在其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及的自17世纪到清末这三百年间最有代表性的16位学者。其中，曾在书院讲学的有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章学诚、李塨、戴震、陈澧、康有为8人，而王船山、阎潜邱、毛西河、李穆堂、焦循、凌廷堪、龚自珍、阮元和曾国藩9人或者是从政从军，或者悠游四海，或者隐居乡间。即使是前列的8人，多数人的书院讲学生涯也是比较短暂的，往往是在政界退隐后再栖居书院的。将书院讲学作为职业性定位的，只有一直在广州主持（由阮元赞助的）学海堂的陈澧以及长期在书院任教的章学诚两人而已。^[67]

第二份名单是马相伯会同章太炎、梁启超、严复等人在1912—1913年提出来的，他们提议依照法兰西学院的形式，创建“上不属政府，下不属地方”的中国学术研究机构——函夏考文苑。尽管这个倡议最后流产了，但他们在筹建中提出的入选名单可谓汇聚了当时治旧学的顶尖人才。他们一共提名了18位人选，^[68]如果我们再加上因门户之见被他们列名在“说近妖妄者”的3人，共21人。在这21人中，有8人先后在北大任事。其中，有在蔡元培之前任北大校长的严复和马相伯，被蔡元培留任的有陈汉章，被蔡元培新引进的黄侃、钱玄同、刘师培、王心葵和屠敬山（他所在的国史编纂处原隶属教育部，1917年后归属北大管理）5人。在外地大学任教的则有廖平等人。另外，在民国成立后作为清朝遗老的也大都有过办新式学堂的经历：陈三立（曾办时务学堂）、沈曾植（曾任南洋公学监督）、李瑞清（曾任两江学堂监督）、陈庆年（曾任湖南高等学堂监督）、康有为（曾办万木草堂）、王闿运（曾任多所书院山长）。章太炎本人拒绝在大学任教，但他的弟子却广布北大；^[69]夏曾佑本人没有在北大任教，但他的儿子夏元傈则在北大任理科学长。

第三份名单是1948年由胡适、傅斯年等人主持，多人推举产生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其中人文组院士共有28名。^[70]只有吴敬恒、张元济、郭沫若、梁思永4人不在大学任教，其余24人一生多数时间是在大学任教，其中，由北京大学培养或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就高达14人（胡适、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董作宾、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马寅初、陶孟和、陈垣、冯友兰、钱端升、汤用彤）。^[71]

这三份名单大体勾勒了明清时期、清末民初以及民国时期的人文社科领域顶尖学者的群像。我们可以从中较为清晰地看到从学无定业到学在大学的发展轨迹，也可以看到在蔡元培的努力等多种因素下，北京大学是如何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全国最高学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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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8页。

[2] 蔡元培：《复吴稚晖函》，载《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285页。

[3]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1页。

[4]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52—453页。

[5] 蔡元培：《读周春崧君〈大学改制之商榷〉》，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91页。

[6] 蔡元培：《教与学》，载《蔡元培全集》第8卷，第75页。

[7] 蔡元培：《大学教育》，载《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597页。

[8]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第131—156页。

[9]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263—264页。

[10] 蔡元培：《复张厚载函》，载《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391页。

[11]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函》，载《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380—381页。

[12]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

[13] 蔡元培：《复傅斯年罗家伦函》，载《蔡元培书信集》上卷，第708页。

[14] 蔡元培：《复张厚载函》，载《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391页。

[15] 蔡元培：《复傅增湘函》，载《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396页。

[16] 林纾：《再答蔡鹤卿书》，转引自《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181页。

[17] 据张厚载说，林纾在收到蔡元培要他为明代学者刘应秋著作作序的请求后，曾想阻止《妖梦》的发表，但已经来不及了。《张厚载致蔡元培函》，载《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391页。

[18] 尽管陈独秀屡屡声明《新青年》是纯私人的杂志，与北大毫不相关（《〈新青年〉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从当时许多报纸的评论可以看出，对陈独秀及其《新青年》的种种攻击，都被视为对庄严神圣的学府的侮辱。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19] 参见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6年总第5期。

[20] 蔡元培在为留学生写的招聘函中，明确说到北京大学在海外聘请的人的资格须是“新党”“热心教授中国人而不与守旧派接近者”。《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54页。

[21] 且不说作为北大激进派学人的代表陈独秀，就连作为温良派学人代表的胡适，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也颇有微词。他认为北大应成为教育文化革新的基地，而不应存在新旧并立的现象。他赞赏蔡元培的“趋新”，却不愿提及蔡元培的“容旧”（张晓唯：《蔡元培与胡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然而，即使不论学术本身繁荣之所需，即从大学生存的策略而言，容旧也是必需的。正如表面来信责备、实则暗中庇护蔡元培的教育部长傅增湘所提醒的：“凡事过于锐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傅增湘致蔡元培函》，载《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397页）当时能够在激烈的新旧之争中审时度势，把稳新北大前行之舵的，非蔡元培莫属。

[22] 《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181—182页。

[23] 胡适：《胡适致汤尔和》；汤尔和：《汤尔和致胡适》，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0—291页。

[24] 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载《蔡元培纪念集》，第239页。

[25]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0页。

[26]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页。

[27] 胡适：《胡适致汤尔和》，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卷，第283页。

[28] 沈尹默事实上并非太炎弟子，但因为他弟弟沈兼士系太炎弟子而被误认。又因为他进入北大较早，他就将错就错地成了北大太炎弟子的核心人物。沈尹默：《我和北大》，载陈平原编：《北大旧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1页。

[29]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30]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载《饮冰室合集》第5册，文集之四十一，第57页。

[31] 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载关鸿等编：《历史的先见：罗家伦文化随笔》，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

[32] 以上数据根据《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和1923年公布的职员名录计算而得。原始名录见王学珍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912—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355、386—401页。

[33] 《蔡元培年谱》上册第632页，中册第2、18页。当时商务印书馆已经成为除大学以外文教人才积聚的一个重要基地。商务甚至在“五四运动”后还积极运作把胡适从北大挖到商务来任编译所长。胡适尽管没有动心，但还是承认：“得着一个商务，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5—67页。

[34] 蔡元培：《复吴稚晖函》，载《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285页；《北京大学评议会记录（五）》，载《蔡元培全集》第18卷，第321页。

[35] 马镜泉等：《马一浮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6页。

[36] 蔡元培：《致汪精卫函》，载《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295页。

[37] 《蔡元培年谱》中册，第104页；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77—78页。

[38] 赵新那等：《赵元任年谱》，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5—96、113页；杨步伟：《杂记赵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4页；杨步伟：《一个女人的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5—256页。

[39] 《北京大学评议会记录（六）》，载《蔡元培全集》第18卷，第333页。

[40] 蔡元培：《致蒋梦麟函》，载《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41—243页。

[41]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4页。

[42] 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毛子水：《记陈寅恪先生》。两文均转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7—48、51页。

[43] 章太炎：《救学弊论》，载《章太炎全集》第5卷，第100—102页。

[44]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71—109页。

[45] 参见王信凯：《柳诒徵与民国南北学界》，载吕芳上编：《论民国时期领导精英》，香港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62—378页。

[46] 马一浮在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反复邀请下，曾为抗战期间颠沛流离的浙江大学师生短期讲学。

[47] 这5人中的4人都是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聘用的。现在一些人爱缅怀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辉煌一时，却未深思为什么它仅仅是一时的辉煌。国学到底如何能够相容于现代大学，这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参见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48] 蔡元培：《教育部咨请转饬凡担任校务者须开去兼差以专责成》，载《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321页。

[49]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8页。

[50] 《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12页。

[51] 蔡元培：《北大教员任课钟点的通告》，载《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8页。

[52] 按照时任北大教务长顾孟余的说法，当时因为大学教职员嫌学校收入不稳且少，相当多的人在外兼事，即使是北大，他估计至少也有一半在外兼差。《晨报》，1922年3月7日，转引自《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2851页。

[53] 《北京大学评议会十年度第五次会议记录》，载《蔡元培全集》第18卷，第391页，第398—399页。

[54] 《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566页。

[55] 蔡元培：《北京大学第二十三年开学日演说词》，《公布北京大学研究所简章布告》，《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载《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188—189、175—176、484—485页。

[56]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1—164、275—333页。

[57] E．Eisenstein．The Printing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3-45．

[58] 关于“中世”与“近世”的概念，参见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黄约瑟译，载刘俊文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18页。

[5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4页。

[60]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

[61]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50—452页。

[62] 宋月红等：《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月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63] 《蔡元培年谱》中册，第110—111、282页。

[64] 蒋梦麟：《西潮·新潮》，第121页。

[65] 蔡元培：《全国教育会议开会词》，载《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229页。

[66] 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载《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79页。

[67]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到的最有代表性的学人与钱穆所提到的学人有一些差异，不过，梁著中所提人物的绝大部分也都没有以书院作为职业。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68] 他们实际提名了19名人选，但华蘅芳在他们提名前十年（1902年）即已去世，故在此略去。马良：《函夏考文苑议》，载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137页。

[69] 实际上，章太炎对新式教育体制的怀疑和批评，是在思考中国学术传统如何面对以西学为背景的现代教育制度时的另一种可能性。他坚持“学在民间”，并非要取新式教育而代之，而是意在补偏救弊（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70—115页）。他的弟子纷纷进入大学任教，正可以说明他的另类思考并没有给他的弟子从学开辟出新时代的安身之所。

[70] 参见夏鼐：《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观察》，1948年第5卷第14期。

[71]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研究院1928年成立前，尽管涌现出了一批科学社团，这些社团作为中国最早的科学共同体对中国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些社团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科学研究事业也没有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段治文：《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在蔡元培的有力推动下，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及发展，使其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个国家级的职业学术研究团体。不过，从总体数量上说，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网罗的学术精英还是远不能与各大学所汇集的学术精英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