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宁夏项重大考古发现

20世纪宁夏14项重大考古发现

李　彤

20世纪，宁夏地区在文物考古方面有14项重大发现，这些考古发现不仅在宁夏考古史上意义深远，同时在全国也占有相应的位置，因此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一、同心猿人牙齿化石

1985年，宁夏文物考古部门在同心县出土一颗上猿左下第二臼齿。这是我国发现的第一颗比较可信的上猿牙齿，因而十分引人注目。它的齿冠形态和Hurzeler以Goriach地点为基础总结出的上猿下臼齿的形态基本一致，而和其他几个形态上比较接近的湖猿、树猿、宽齿猿和池猿有明显的区别。同心猿人牙齿化石的发现，使同心成为研究人类起源的一个重要区域。

二、灵武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灵武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位于灵武横城堡以东约5公里的明长城南面，是我国最早进入系统研究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1923年，法国神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等人首次发掘了水洞沟遗址。后来经过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裴文中、贾兰坡等人以及宁夏考古工作者的悉心研究，确认其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过去，考古界将水洞沟遗址与内蒙古萨拉乌苏遗址合称为“河套文化”，经过多年的对比研究，发现这两个遗址的石器在风格和类型上有着显著的差别。同时，这两个遗址的形成环境也有较大差异。萨拉乌苏遗址所处环境干冷，而水洞沟遗址的环境却较为温和，而且各自的文化性质也不相同，应该加以区分或者分别命名。

三、海原菜园新石器时代遗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海原县菜园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及墓葬群(包括林子梁遗址和切刀把、瓦罐嘴、寨子梁三处墓地)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共清理房址13座、灰坑56座、墓葬121座、窑址1处，总计出土各类器物4000余件。林子梁遗址位于林子梁东坡，属坡相遗存，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等。陶器以小口罐为主，多为夹砂陶，器物表面多饰蓝纹。彩陶皆为泥质红陶，表面磨光、无陶衣。纹饰以网格纹、锯齿纹为主，往往几种图案并绘于一器物之上。发现的房址分为窑洞式和半地穴式两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窑洞式房址面积达25平方米，周壁遍布5叶“壁灯”，表明这座房屋性质独特，可能为原始宗教建筑。切刀把、瓦罐嘴、寨子梁各处墓地，墓葬形制多样，有竖穴土坑、竖穴侧龛、竖穴土洞、横穴侧龛、土洞侧龛墓五种。各墓均无葬具，多为屈肢葬。随葬品以陶器居多，夹砂陶为主，常见纹饰为蓝纹。陶器按用途分为炊器、水器、贮藏器和食器。

这种普遍用窑洞式及半地穴式房屋，多为竖穴侧龛墓、单人仰身屈肢葬的原始文化遗存，在西北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它与马家窑文化有明显区别，时间晚于“半山”类型，与“马厂”类型大致并行，早于齐家文化。这是一支农牧并重、崇尚简朴的土著文化，考古上暂称其为“菜园遗存”。

四、固原杨郎春秋战国青铜文化墓地

1989年，宁夏考古工作者在固原县杨郎乡马庄抢救清理春秋战国时代墓葬49座。墓葬形制分竖穴土坑和土洞墓两类，大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尸骨置放往往头低足高。随葬品有青铜器、车马器、服饰品等，兵器有青铜短剑、矛、刀、鹤嘴斧、镞等，马具有衔、环、当卢等；服饰品有珠饰、动物牌饰等，其中精美的骨质车马器尤为引人注目。与杨郎乡相邻的彭堡乡撒门村于家庄也发现此类墓葬28座，出土器物1400余件。将此类墓葬的形制、葬俗、随葬品与相邻地区的典型匈奴文化遗存相比较，虽然它们同属北方青铜文化，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类型。据文献记载，今宁夏南部、甘肃东部一带在春秋时代属“西戎八国”活动区域，所以固原青铜文化的创造者应该是当地的戎人，而不是活动中心在阴山的“匈奴人”。通过对这一地区墓地颅骨形态研究，表明其头骨接近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的发掘，澄清了过去人们对这一地区春秋战国时代墓葬形制、器物组合的模糊认识，为区分北方地区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青铜文化提供了有力证据。

五、同心倒墩子匈奴墓

1983年至1985年发掘的同心县倒墩子村匈奴墓地，共清理墓葬27座，出土随葬品1500余件。这些墓葬多为土坑墓，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比较固定，多朝向北方，骨架大多足高头低，有木棺，一般置于墓穴的左侧或洞室内。墓区墓葬分部稀疏，排列有序。随葬器物除陶罐外，还有动物铜带饰、铜环、铜带扣等青铜文化遗物。其中长方形透雕动物铜牌饰及肩部绘有一圈波浪纹或弦纹的陶罐最具特色。这些遗物与蒙古、苏联外贝加尔匈奴墓出土的同类遗物特征相似，具有匈奴文化特征。墓内五铢钱数量可观，钱文款式与满城汉墓出土的相吻合，均为西汉铸造。由此推断，墓葬年代可能在西汉中晚期。据文献记载，西汉中晚期，匈汉之间连年战争，不少匈奴人降汉，汉置属国都尉予以安置，同心一带正是当年三水属国都尉管辖范围。另外，墓地中还有少量特殊的偏洞室墓，与土坑墓相比有明显不同。有人认为倒墩子墓地的偏洞室墓“是一种外来因素，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匈奴族源构成的复杂性”。这种特殊的偏洞室墓无论从墓葬形制、葬式，还是随葬品、殉牲习俗等方面，均与固原地区春秋战国戎人青铜文化墓葬相吻合。由此看来，匈奴墓地中的这种外来因素显然是戎文化因素，也就是说，这些墓主人很可能是戎人而非匈奴人。

六、固原北魏漆棺画墓

固原北魏漆棺画墓1981年发现于固原南郊。这座墓为夫妻合葬墓，随葬品多集中在墓主身旁，计有铜、铁、陶、金、银器及波斯银币、珠饰等70余件。男棺绘制有精美的漆画，棺盖、前档及左右侧板上绘有天河图、墓主人身前饮宴图、孝子故事画。根据墓主服饰、棺木形制及漆画内容推测，年代在北魏太和十年（486年）前后，墓主人可能是鲜卑人。漆棺画的发现，是近年艺术考古方面的一件大事，它为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北朝绘画史料。这些漆画反映了少数民族生活习俗和绘画技巧，其中由单幅画面构成的连续性孝子故事图，已构成了后世连环画的雏形。汉族的传统故事，以鲜卑装束的人物来表现，反映了当时当地的风土人情，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形象的史料。

七、固原北周李贤墓

1983年在固原县发掘了北周柱国大将军、大都督李贤夫妇合葬墓。这座墓由封土堆、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墓室等几部分组成。墓道为斜坡式，在42米长的墓道上有三个天井。土洞墓室，平面长方形。墓主人头南脚北，男东女西。尽管墓早已被盗，但仍出土了700余件随葬品，计有陶俑、陶器及铜、铁、金、银、玉、玻璃器和料珠、琥珀等。发现墓志二合，分别记载了李贤夫妇的身世及主要事迹。在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墓室等处发现壁画多处。这一发现，改变了过去认为隋唐墓葬流行的长斜坡多天井墓道制度源于北齐的看法。李贤墓壁画的出土，是北周画迹的首次重大发现。全部壁画分三部：第一部分是侍卫武士，绘于墓道、过洞、天井东西两壁；第二部分为绘于过洞上方的门楼；第三部分是绘于墓室四壁的侍女、伎乐女工像。李贤墓与西安附近出土的唐墓墓室壁画布局如出一辙，这也反映出北周壁画对唐的影响。另外,唐墓的镇墓兽、天王佣和武卫佣置于甬道内的做法也沿袭了北周旧制。李贤墓还发现了三件波斯物品：鎏金银壶、玻璃碗和金戒指。这是东西文化交流的证明，表明了固原在古代中西交通上的重要位置。

八、固原南郊隋唐家族墓地

1982年至1995年在固原县南郊发掘了9座隋唐墓葬。其中7座墓葬出土有墓志铭；除1座为梁姓(元珍)墓外，其余6座均为史姓墓。据6座史姓墓志记载，墓主均为“昭武九姓”中的史国人后裔，其中隋史射勿与唐史诃耽、史道洛、史铁棒为祖孙关系，史索岩与史道德为叔侄关系。墓葬均由封土、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和墓室等几部分组成。多数墓内墓道、天井、过洞、墓室等处绘有壁画，可惜大多已脱落不存。唯有史射勿墓中壁画保存较为完整，画中武士身着战袍、双手执刀，文官白袍束带、手执笏板，侍女或手执如意或袖于胸前，人物造型生动，色彩鲜艳。各墓虽已被盗，但仍发掘出瓷器、陶器、陶俑、金饰件、罗马金币、铜镜、鎏金铜器、开元通宝、玻璃器等随葬品200多件。另外在史道洛墓中出土一套完整的金覆面，别具特色，较为罕见；同时还出土一对镇墓武士俑和镇墓兽俑，形体较大，彩绘描金，制作精美，堪称上品。固原隋唐家族墓地的发掘与研究，对宁夏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及中西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作用。

九、银川西夏王陵

西夏王陵是西夏皇家陵园，位于银川市以西的贺兰山东麓中段，总面积约50平方公里。陵区内现存帝陵9座，陪葬墓208座。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对西夏陵调查和发掘的材料证明：西夏受中原唐宋陵寝制度的影响，并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习俗，从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陵寝制度。从陵区出土的大量文物，为我们研究西夏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翔实可靠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西夏陵区虽然遭到破坏，但陵墓轮廓尚可辨认，各陵布局基本相似，由角台、鹊台、碑亭、月城、内城、门阙、献殿、陵台等部分组成。陪葬墓形制较小，多三五成群，分布于帝陵周围。西夏历代帝陵园从南到北，昭穆相次，自元昊立国前葬其祖父、父亲于此，直至西夏亡国之际，前后大约延续了两个世纪。从正式发掘的6号陵看，陵墓由长斜坡墓道、甬道和多室土洞墓室组成，被盗后的墓室出土文物极少。此外还发掘过两座陪葬墓，均为带阶梯墓道的单室土洞墓，出土遗物比较重要的有鎏金铜牛、大石马、丝织品残片等。

十、灵武磁窑堡西夏瓷窑遗址

1984年至1986年，宁夏考古部门对灵武磁窑堡瓷窑遗址进行了发掘。共发掘西夏窑址4座、瓷器作坊遗址9处，出土瓷器、制瓷工具、窑具等3000余件。西夏瓷窑均为南北向，平面呈马蹄形，由窑室、火膛、烟囱组成，窑门已不存在。出土的西夏瓷器有白釉、黑釉、褐釉、青釉四大类，除青釉瓷只有素面和刻花两种外，其他三类均有素面、刻花、剔刻花和点彩4种。出土的器形有碗、盘、扁壶等，其中碗的数量为最多。此外还有白釉或黑釉瓷质建筑材料以及窑具匣钵、垫圈等。此窑产品的特点表明其深受北宋定窑和磁州窑两窑系的影响。另外，在距磁窑堡南约4公里处的回民巷瓷窑址，还采集到大量姜黄釉瓷片，表明西夏瓷还受到耀州窑系的影响。

十一、银川附近的西夏古塔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宁夏文物部门有计划地对一些重要的古建筑进行了维修和保护。在抢救清理同心县康济寺塔、青铜峡县一百零八塔和贺兰县宏佛塔、贺兰山拜寺沟方塔时，发现了大量的西夏珍贵文物。其中以贺兰县宏佛塔、贺兰山拜寺沟方塔等西夏古塔中的出土文物尤为引人注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宏佛塔位于贺兰县潘昶乡红星村附近，此塔造型独特，由楼阁式塔身和覆钵式塔刹两部分组成，残高28.34米，由于年久失修，塔体残毁严重。据对维修古塔时清理发现的手掌印纹砖、在塔身砖层中发现的宋代货币(年代最晚的为1111年的政和通宝)以及塔内横梁木碳测年代（距今约1050年）等考证，得知此塔始建于西夏时期。尤其是在宏佛塔天宫内发现了大批珍贵西夏文物，计有绢质唐卡、彩画14幅，彩绘、泥塑佛像40余件，西夏文木雕板2000余块等。拜寺沟方塔位于贺兰山腹地，1990年被不法分子炸毁，清理后得知此塔为砖砌十三级密檐式塔，方塔的木材样品碳测年代距今约890年，树轮校正年代约855年，证明此塔为西夏时所建。清理废墟时发现了大量珍贵的西夏文物，其中以9册约十余万字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为最有价值。从佛经的版式、墨色、字体以及题款文字等特征分析，《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佛经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它将木活字“是由元代王祯发明”的说法提早了一个朝代。目前，这套珍贵的西夏文佛经被列为国宝级文物，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十二、宁夏石窟

根据1984年至1985年全区文物普查结果得知，宁夏境内的石窟大多在南部山区，有20余处。主要分布在固原县须弥山、炭山、禅塔寺；彭阳县无量山；西吉县扫帚岭、蟑佛寺、石寺山；隆德县龙凤山；海原县天都山；泾源县石窟湾。另外在中宁县石空寺等地也有一些石窟。这些石窟除固原县须弥山石窟建造时代较早以外，大都开凿于宋元时期，延续至明清之际。早期多为石刻造像，元明清则以泥塑为主。这些石窟及造像虽然大都已被自然或人为破坏，但其对隋唐以后西北地区佛教的兴衰，儒释道三教合流、同寺并存以及民俗学和民间造像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经过对宁夏最大的石窟群——固原县须弥山石窟的综合测绘考察，对现存的155个洞窟进行了编号，基本探明了石窟的时代序列、石刻内容、造像风格等，得知须弥山石窟始凿于北魏末年，历经西魏、北周、隋、唐诸朝。其中北周至隋唐时期的石刻造像是须弥山石窟的代表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十三、贺兰山岩画

岩画分布在贺兰山全长250余公里、从北到南的十多个山口中。在贺兰山树林口、黑石峁、归德沟、贺兰口、苏峪口、回回沟、插旗口、西蕃口、口子门沟、双龙山、黄羊山、苦井沟，发现岩画群20多处，画面总数约在万幅以上。这是自远古以来活跃在这一地区的羌戎、月氏、匈奴、鲜卑、铁勒、突厥、党项等民族的杰作，时间大致从春秋战国到西夏时期。贺兰山岩画在不同的地点有着不同的内容：石嘴山一带以森林草原动物为主，如北山羊、岩羊、狼等形象；贺兰山一带多以形形色色的类人首为题材；青铜峡、中卫、中宁一带的岩画则以放牧及草原动物北山羊为主。在贺兰山白芨沟等地，还发现了成片彩绘岩画，内容以乘骑征战人物形象及北山羊、马等动物形象为主。彩绘岩画的发现，为贺兰山岩画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形式。

十四、宁夏古长城

宁夏境内的长城，从战国开始，经过秦、汉、隋、明数朝的不断修筑，总长度达1500公里，有“中国长城博物馆”之称。在长城沿线，还有许多营、堡、障、烽火台等军事设施。通过1984年至1985年的全区文物普查，了解了历代在宁夏境内所修长城的时代、分布、走向及建筑等情况。在宁夏境内，战国秦长城全长约有200公里，是宁夏境内最古老的长城，秦汉时曾做过修缮和增补，明代亦曾加以利用。隋代曾在宁夏修筑过一段新的长城，以防御突厥、契丹的威胁。明代长城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于地形的选择、材料的使用、城墙的构造以及工程技术等方面都有较大的进步。明代在全国长城沿线总共设有9个边境重镇，而在宁夏境内就设有宁夏和固原两镇，由此可见宁夏长城在全国边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