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发现神秘的“骨简”

自甲骨文之后，我国又产生了竹简、木简、帛书，许多文献资料因此得以保存下来。那么，是否还有大量记载文字的其他载体？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如今，在宁夏发现的“骨简”，记载了宁夏、乃至西部大片地区的“大事小情”，时间自西汉至东汉长达200多年，总共有五六万字之多。其真伪很值得关注。如果“骨简”和上面的记载都是真的，那将是震惊全国的重大发现，甚至比甲骨文的发现也逊色不了多少——

“宁夏发现了汉代‘骨简’！”这个消息，在银川市不胫而走。围绕这批罕见的“骨简”，也引发了许多争论，一直没有定论。

著名书法家、宁夏文联主席郑歌平不仅对记者极力推荐这批“骨简”，而且对它的刻写水平赞不绝口。他希望记者能充分向外界介绍这批稀世珍宝，进而引起国内专家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令人称奇的“骨简”

带着几分好奇，记者找到了“骨简”的收藏者赵培祥。赵培祥毫无保留地向记者展示了他的所有收藏。这些“骨简”分别被装入几个大盒之中，总共有近千枚。

一见到这些“骨简”，记者就被强烈地震撼了：每一片“骨简”，都经过精心选材、精心切料、精心打磨，每一个字，都刻得那么整齐规范、线条流畅、端正优美，每一个字刻好后都以朱砂填充，借以突出字体。要完成所有工序，绝非一人、一日之功，这是多么浩大的文化工程啊！

记者看到的“骨简”，都多为纺锤形，或近似椭圆形。最长的有20厘米，最短的有七八厘米，厚均不超过1厘米。刻字的正面相当光滑，不刻字的背面也很平整。每片“骨简”都是中间厚、周边薄，正面和背面都磨得很光，只不过背面的骨质比较疏松，在周边都留下了骨头特有的孔隙。有的“骨简”背面，还留有横向打磨的数道凹槽。

“骨简”的宽窄虽然相差不多，但没有一枚“骨简”内容相同。几乎每一片“骨简”都有锈蚀的痕迹。有的锈迹很浓，已经覆盖了许多文字。这些锈迹有的呈浅绿色，有的呈紫红色。一看就知道，这些“骨简”都有年头了，不大可能是近期的物品。赵培祥告诉记者，锈迹斑斑，是它们曾长期与铜钱、铁器放在一起的结果。

据赵培祥介绍，这些“骨简”，多是选用牛、马、骆驼等个体较大动物的肱骨、肋骨、肩胛骨加工而成。用来制作“骨简”的，都是幅度较宽且坚硬、不易破碎、不怕挤压的骨头。据分析，加工者可能是从这些骨头的中间破开，然后分别进行加工的。加工者可能具有比较完备的加工工具，进行连续作业、批量生产，而这不是私人小作坊所能承担的。

“骨简”上的所有文字，均是刻上去的，且都是刻在骨质坚硬的一面。每个字只有粟米大小，近乎微雕，常常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尽管如此，笔画却相当清晰，看不到毁刀的迹象。每枚“骨简”，少的三四行、三十四字，多的六七行、四五百字。最多的一枚竟有8行字。这么小一块骨片，居然刻写了如此之多的文字，怎不令人惊叹！不过，百字以上的“骨简”并不多，一般都是三五十个字。尽管如此，赵培祥所藏“骨简”的总字数仍可达5万字。所有字迹均为竖排，第一行多比第二行低两三个字。字刻得如此之小，可能有节省材料的用意，因为毕竟每一枚“骨简”都来之不易。不过，每一枚“骨简”都没有刻得很满，文字都是刻在“骨简”中间，四面均留出很多空白。有些“骨简”上的文字，甚至占不到“骨简”总面积的一半，有的甚至占不到三分之一，这又让人感觉过于浪费“版面”了。也许，这是因为雕刻者“惜墨如金”，秉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行文原则吧？

我国西北部自古以来就是游牧地区。数量众多的牲畜，为人们提供了肉食和财富，其剩余的骨头又成为就地取材制作“骨简”的原料。就像竹简、木简多是就地取材一样，游牧地区大规模地在加工过的动物骨头上刻字，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是在纸张还没有广泛使用、且不便于保存的时代，骨上刻字、记载史实，也不失为一种“切合实际”的选择。

“骨简”，只是人们的一种通俗称呼。也有人根据它们所记之事，称之为“汉代甲骨文”。“骨简”是否为“简”，暂且不论；但它们与竹简、木简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竹简、木简的字迹一般都是写上去的，而“骨简”文字是刻上去的；竹简、木简字迹较大，每枚只有一行字，“骨简”字迹特别小，每枚都有多行字；竹简、木简一般都有线绳相连，而“骨简”虽然几乎都有编号，但却没有串联的痕迹。

“骨简”也不同于早期发现的、比它们也要早得多的甲骨文。甲骨文多选用面积较大的龟骨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且多没有进行过较多的加工，所以依然保持骨骼的原状。而“骨简”则选用大牲畜的肱骨、肋骨或肩胛骨，加工的程度也很高，以致让人一时难以辨认它们取自哪个部位；甲骨文线条较为生硬、艰涩难认，“骨简”则圆润流畅，几乎都能释读，刻写也更加成熟，且篆、隶、草、行各种书体均用，并且大胆使用了简化字。

所有这些，都是记者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所以让记者眼界大开。

所记内容之丰富令人瞠目

赵培祥将其中的部分“骨简”进行了拍照、释读、整理、编印，并把它们装订成5大本。其中，完全释读的有100多片、1万余字。虽然整理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还是发现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一枚记一事，百枚记百事，一千枚则记了一千件事。

在初步整理出的文字中，居然发现了西汉武帝刘彻至东汉安帝刘祜250余年间的20多个年号。汉武帝是公元前140年即位的，汉安帝的皇位则坐到公元126年。两个皇帝之间共使用了55个年号，“骨简”中对出的年号就有20多个：元狩，太初，元鼎，元封，永初……这些年号，一般都出现在“骨简”的开头，标明事件发生的时间。

“骨简”中提到的地名有：河西，西河，三水，安定，五原，武威，张掖，天水，高平，富平，灵州，龟兹，敦煌，西域，阳关，萧关，朝那，壶口，陇西，上郡，朔方郡，北地郡，上谷关，渔阳关，上林苑……这几乎涵盖了今宁夏、甘肃、陕西、内蒙古乃至新疆、山西、河北的许多地区。此外，还提到许多山川、河流、城池。

“骨简”中提到的官职有：大司农，太守，都尉，马丞，盐丞，农丞，钱丞……

“骨简”中提到的人名有十几个，其中著名人物有“贰师将军”李广利，骠骑将军霍去病……

“骨简”中提到的活动或事物有：开渠，屯田，垦荒，筑城，修路，调兵，移民，贩盐，运粮，铸钱，贸易，养马，祭祀……

记者随便拿起一枚“骨简”，只见上面刻有如下文字：“正和三年一月一十廿辰朔方郡北地郡大震山崩裂数地郡县……”这里记载的是一次毁灭性的大地震。

编号为二十二的“骨简”写道：“太初三年上郡都尉府迁移民二千五百余人于朔方郡开渠屯田神郡农丞迁移民二千余人于富平县开渠屯田龟兹迁移民一千五百余人于上河开渠屯田以解河西一郡军民食粮之用”。（所有“骨简”均无标点符号，这里也不便添加）这里不仅记载了屯田移民的规模、去向，而且说明此举的目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骨简”上面都刻有文字。个别的“骨简”虽然磨出了光泽，但上面却只字全无，也许是还没来得及刻写吧，所以只能算作半成品。

“骨简”有些记载，与史书不谋而合，但有的比史书记载详尽。如：史书记载，汉武帝时，因山东爆发蝗灾，曾向朔方郡、北地郡移民72万人，仅此而已。而一枚“骨简”中不仅记下了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而且记下了每一批移民的数量，几个数字相加，刚好是72万。

当然，更多的还是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内容。过去，常有学者感叹：古代关于宁夏的记载太少。如果这些“骨简”所记内容属实的话，它们将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宁夏乃至周边地区的史料，弥补史书的不足。

“英雄”还需问出处

这批“骨简”来自哪里？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也与它们的真伪、价值、命运休戚相关。赵培祥告诉记者，这些“骨简”均来自宁夏盐池县张家场。

张家场，在秦代就已存在了，汉代曾经建有相当规模的城池。现在，它隶属于盐池县的花马池镇，而古城遗址已是一片荒凉。“张家场古城”的石牌，就立于一片黄沙之上。然而，就是在那里，不断有珍贵文物出土，盗墓活动一度也很猖獗。张家场汉代古墓群，曾是盗墓者瞄准的目标。种种迹象表明：张家场在当时的地位很高。因此，张家场古城遗址很早就被定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6月，它又“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近，宁夏又为那里的出土文物专门修建了陈列室。应该说，在那里发现汉代“骨简”，有其合理性。

赵培祥分析，这些“骨简”最初可能都是装在陶罐中、埋在城墙下面的。有些陶罐破了，“骨简”也就露出来了。据说，有人曾在地面上捡到过。当地见过“骨简”的，大有人在。

据介绍，很早以前，在盐池县就有“骨简”面世并在民间流传了。但有多少流散在民间、又有多少人手中握有“骨简”，目前还无人能够说得清。北京宁夏大厦总经理曹凯龙告诉记者，他从北京故宫方面得到证实：故宫就收藏了“骨简”，有关人员还在上面发现了简化字。早些年，曾在考古所工作的宁夏博物馆馆长李进增在盐池县一户农家看到了一个饼干盒，里面装了半盒“骨简”残片，主人说这都是从张家场野地里捡的。

从事民间收藏已有20多年的赵培祥，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收藏“骨简”的，此后一直没有间断，直到2007年还在民间收购到少量“骨简”。至今，他收藏的“骨简”，总数已有近千枚了，他也可能是收藏“骨简”最多的人。起初，他对此也不是十分在意。但是，随着收藏数量的增加、特别是他从盐池县直接收购到至今仍装有“骨简”的陶罐，他才对自己的这些收藏刮目相看了。特别是他利用业余时间花了很大精力进行释读、整理之后，他更加坚信：这些东西，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

记者不仅有幸看到了赵培祥的全部收藏，而且看到了装有“骨简”的两个陶罐，而这两个陶罐，他是不轻易示人的。凭记者的经验判断，这两个陶罐属于汉代，应该没有多大疑问。只见其中一个陶罐的罐口下面，有墨写的五字隶书：“上郡都尉府”，字迹十分清晰，这正是“骨简”中多次提到的名词。罐内的半罐“骨简”尚未取出，总共有四五十枚，均呈浅绿色。显然，这样的颜色与其长期与铜钱共处一罐有关。从罐口望下去，“骨简”下面的铜钱清晰可见。赵培祥告诉记者，里面的铜钱有几十枚，可以看出的是五铢和货泉两种。为了保持原貌，赵培祥一直没有轻易动它。保持这种状况，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假作真时真亦假

由于不是考古发掘的“产物”，而是民间收藏，人们自然对这批“骨简”的真伪要画个问号，因为这中间什么情况都会发生。这也难怪，现在的造假已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以假乱真、真假难辨的东西，泛滥成灾，就是专家有时也难免被蒙骗。有些专家为了不致落下笑柄，甚至不敢表态了。造假，不仅让人蒙受损失，而且让人恐惧，让人失去了自信。有些专家，则以疑惑的目光审视一切。有时，假作真时真亦假，让人无可奈何。

赵培祥收藏的“骨简”，就有较大争议：有人说真，有人说假。说真的人，认为它们价值极高，甚至可以震惊世界；说假的人，认为它们是现代造假人所为，毫无价值，不值一提。就是记者在接触了这批“骨简”之后，也在脑海中对它们的真伪产生过疑问。

宁夏博物馆馆长李进增认为造假的可能性较小。他说，“骨简”造假，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造假者要有古代的骨头，用现在的骨头不可能造出这样的“骨简”来；造假者要对汉代历史相当了解，照抄史书或胡编乱造，轻易就可识破；造假者要有非同一般的书法、雕刻技能，一般人很难雕刻出这些作品。而这三个条件，是很难满足的、特别是全部满足。

宁夏某大学一位年轻的教授对“骨简”基本持否定态度。他从用料、版式、雕刻、用语、地名、简化字等6方面提出质疑，其中有些论据是有说服力的。他认为：“还是谨慎为好”。而持否定意见的，在宁夏不止他一人。

年逾六旬的历史学者杨森翔在认真研究了这位教授提出的“六大疑点”之后，认为每一个“疑点”都是可以商榷的。他还为此逐项做了简单的剖析。他认为，“六大疑点”还不足以否定全部“骨简”。

有人对记者说，有了东西且很有卖点，才会有人去模仿、造假；没有的东西，不会有人为造假硬把它搞出来，更何况要花那么多精力搞一些无法预料的假东西呢！

记者注意到，尽管对“骨简”存有争议，但很少有人对“骨简”之骨的“古”产生怀疑。虽然有人认为有些字是刻在烧焦、变黑的骨头之上的，不大可能出自古人之手，但还没听到有人说其所刻之骨为现代之骨。

这不禁让人产生这样的分析和判断：一般造假者，不会有这样的修养；有这样修养的人，不大会造这样的假！而既熟知汉代历史，又精通书法、雕刻的，在现代又有几人？更何况，从哪里搞到如此之多的“古骨”？

赵培祥曾带着这些“骨简”拜访过北京、上海、甘肃、广东等十来个地区的专家，请他们鉴别，都得到令他满意的结果。因此，他对自己的藏品深信不疑。他说，一般造假者既不可能获取这些资料，又无法凭空想象历史事件，他们既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学问，也不可能有那么娴熟的刀功，这个“假”是造不出来的。他为此请教过多位书法家、雕刻家，他们都说自己既写不出来，也刻不出来。

赵培祥告诉记者，至今没有人为这批“骨简”开过鉴定会、研讨会。他自己也没有能力组织这样的会议。直到今天，看过全部“骨简”的人仍很少，而研究过每一枚“骨简”的人还没有。就是否定“骨简”的人，也只是看了其中很少的几片。而仅凭少量“骨简”就得出否定的结论，他更是难以接受。

赵培祥感到不平：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骨简”是真的，但至今仍未得到社会，特别是得到权威专家、权威部门的认可。这让人联想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和氏：为了坚持所持玉璧为真，他先后被两代楚王砍去两只脚，历经几十年磨难，真相最终大白于天下，这才有“和氏璧”传世。难道鉴定这批“骨简”也要那么难吗？

宁夏著名考古专家牛达生看过部分“骨简”，但他对其真伪问题出言谨慎。他希望，有关部门组织国内权威专家进行鉴定。

李进增馆长认为，除了请权威专家鉴定之外，还可以到它们的“出生地”盐池县张家场进行一些必要的考古发掘和社会调查，如果能发现同类“骨简”，然后再做相关鉴定、对比研究，就可以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了。当然，考古发掘是需要上级批准的。

宁夏文联主席郑歌平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国内权威专家高度重视这些“骨简”。他表示，现在应该组织力量尽快将这些资料编辑成书，为研究者提供实物资料。

很早以前，我国在河南洛阳殷墟就发现了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但是，这些珍贵资料的价值当时并没有被人们认识。最初，它们竟“沦落”为中药材，被人廉价出卖，“可悲”地进入许多人的腹内，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直到清代末年，光绪六年进士、翰林王懿荣才发现它们的价值并把它们作为一种文字资料来对待。后又经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学者的深入研究，甲骨文的价值才真正为世人所了解，而这个过程确实过于漫长了。赵培祥希望自己这些“骨简”命运不要那么曲折、鉴定不要那么长时间。

据说，“骨简”在收藏市场上的价格，已经由原来的每枚几元钱迅速飙升到几千元、几万元。记者查到一个资料：有4枚“骨简”，居然被北京一家拍卖公司定出了24万~30万元的拍卖估价。这种状况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如果再不对这些“骨简”进行鉴定、研究、保护，将可能会真的出现模仿造假、鱼龙混杂、以假乱真的局面。

如果“骨简”是真的，那将震惊全国，引来专家研究的热潮；如果“骨简”是假的，那将让人对文物造假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其警示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看来，无论如何，及时的研究和鉴定都是十分必要的。人们有理由对这样的鉴定和研究充满期待。

（原载2008年5月6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