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隋唐时期宁夏境内少数民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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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隋唐时期，宁夏是隋唐王朝防御突厥和吐蕃侵扰的战略前沿要地。宁夏南部固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固原南郊隋唐中亚粟特人史系后裔墓葬群的发现，令学术界和考古界耳目一新。罗丰先生把考古发掘成果研究编撰成《固原南郊隋唐墓地》一书，南郊隋唐墓地因此而得名，也有称固原南郊“史氏墓地”者①。史索岩和史道德属一系，为叔侄关系。

马建军

隋唐时期，宁夏是隋唐王朝防御突厥和吐蕃侵扰的战略前沿要地。同时，也是诸多少数民族和外国侨民频繁活动、徙入居住的重要区域，唐朝政府在这里设置羁縻州，安置突厥降户。宁夏南部固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固原南郊隋唐中亚粟特人史系后裔墓葬群的发现，令学术界和考古界耳目一新。还有盐池县窨子梁中亚粟特人何国后裔墓群、同心县韦州吐谷浑墓、青铜峡市铁勒契苾氏墓和固原的鲜卑墓等少数民族墓葬的发掘，不仅为进一步研究了解这些民族提供了丰富的实物支持，而且也是宁夏隋唐考古最有影响的成果之一。

一、宁夏境内隋唐粟特人墓葬

1.固原南郊粟特人史系墓地。1982年～1995年，在距固原县城西南5000米的南郊乡羊坊村、小马庄村、王涝坝村先后发掘了一处隋唐墓葬群，包括9座墓葬，其中隋墓1座，其余为唐墓，7座墓葬出土有墓志铭。罗丰先生把考古发掘成果研究编撰成《固原南郊隋唐墓地》一书，南郊隋唐墓地因此而得名，也有称固原南郊“史氏墓地”者^①。墓葬均坐北朝南，每座墓葬之间距离数百米不等，从东至西依次排列，顺序为史索岩墓、史铁棒墓、87M1、史诃耽墓、史道洛墓、史射勿墓、史道德墓、82M2。据墓志记载分析可知，他们并非出自同支。史射勿、史诃耽、史道洛、史铁棒同出一系，互为子孙。史索岩和史道德属一系，为叔侄关系。两支史氏同姓而不同系，却葬于同一墓地，有可能为认同关系下的聚族而葬。墓葬形制盛行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单室墓的做法，由封土、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墓室等组成，9座墓均有天井，天井数量每座2个～7个不等，天井的多少仅与地质条件有关而与官职的高低无直接关系。单墓室分为砖室和土洞两类。只有史诃耽墓为砖室墓，规模较大，有石门、石棺床。余则为土洞墓，其中史索岩墓有石门。墓葬虽均遭盗掘，但仍然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物，尤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遗物，如罗马金币、萨珊银币、金覆面、蓝宝石印章等，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另外出土了大量的壁画，对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有极高的价值。隋史射勿墓墓道、天井绘有武士、侍从壁画10幅，过洞有门楼、莲花壁画，墓室内绘侍女，是一座大型壁画墓，为隋代考古中少见，艺术价值颇高。唐墓中的史索岩墓中仅存朱雀图壁画，其寓意被认为是引导墓主人的灵魂，是北朝传统的延续。墓葬中出土的墓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史氏墓葬的主人属中亚粟特侨民，即“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姓，为研究史系家族在中国的生活状况提供了极其可贵的史料^②。

隋代史射勿墓（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位于南郊乡小马庄村，1987年7月发掘^③。坐北朝南，由封土、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和墓室等部分组成，全长29米，墓室平面略呈方形。虽然该墓经多次盗掘，但仍出土白瓷钵、四系青瓷罐、金带扣、金夸、萨珊银币、金戒指、镶玻璃条形铜饰、铜镜、水晶珠饰等器物20余件。壁画是该墓的重要收获之一，因隋代大型壁画墓葬发现较少，而该墓在墓道、过洞、天井及墓室等处，均绘有壁画。现存有武士、侍从壁画10幅，门楼、莲花、侍女壁画各1幅。其中武士浓眉、深目、高鼻、有须，头发上梳，戴冠；身着红色交领长袍，袍袖很宽，下穿宽口裤，足蹬乌皮靴；侧身而立，双手执环首刀。出土“大隋正议大夫右领军骠骑将军故史府君之墓志”一合。在志石的右边中间开始，按顺时针方向，分别刻有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等十二生肖。

唐代的史氏墓葬共发掘五座^④，以埋葬的时间先后为序，为史道洛墓、史索岩墓、史诃耽墓、史铁棒墓、史道德墓，位于固原南郊小马庄、羊坊、王涝坝3个自然村。

史道洛墓（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1995年由中日原州联合考古队发掘^⑤，由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和墓室组成，墓室平面呈长方形。该墓虽然早期被盗，但仍然出土了一批颇有价值的器物：有白瓷瓶、白瓷钵、东罗马金币、鎏金马镫、铜镜、铜质装饰品、玻璃器、骨器等遗物百余件，还有彩绘描金镇墓武士俑和镇墓兽各两件，装饰华丽，堪称近年隋唐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其中镇墓武士俑一位张口，另一位闭口，泥质灰陶，均站立在岩形底座上，双脚分开，浓眉，圆眼凝视斜上方，有须，头戴护耳头盔，护耳向上卷起，彩绘描金，身穿明光铠，下着战裙，足蹬靴，双臂前曲，双拳紧握，整体神态威武；镇墓兽一件为人面兽身，另一件为狮面兽身，均通体彩绘描金。出土“大唐故左亲卫史公之墓志铭”一合。

史索岩墓（唐麟德元年，公元664年），1985年发掘。坐北朝南，由封土、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组成，墓道呈斜坡状，有5个过洞、天井。甬道由于盗洞打下，券顶塌毁，用土坯封门，内有墓志一合，另一端有石门，门半掩，框、槛、楣等一应俱全。墓室平面呈正方形，室内两侧有一用砖砌成的长方形棺床，形似须弥座，已被盗墓者所毁。墓中过洞、天井、墓室等处原有壁画，现仅存第五过洞上方的一幅朱雀图，为唐代朱雀壁画中的精品。由于墓葬早年被盗，随葬品所剩无几，出土了一枚东罗马金币仿制品、白瓷豆、四系白瓷罐、绿釉辟雍瓷砚、小陶靴、铜镜、海贝、玉钗、石门、墓志等。其中石门：青石质，由门楣、门额、门框、门槛、门扇和门砧六部分组成。门楣呈半月形，正面刻有两朱雀侧身而立，俯首挺胸，作欲飞状。门额，长条形，正面图案以桃形缠枝双结花纹为主，中间加饰卷云或如意纹。门框，长条状，上下两端均有凸榫。表面磨光，正面及门内侧减地线刻有桃形缠枝双结中加饰卷云纹。门槛，长条形，上面线刻团花，卷草纹。门砧，长方形，上有长方形榫眼，线刻兽面，狰狞凶猛。门扇，两个，左右对称，线刻图案基本相同，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为站立的朱雀，中层为行进状的青龙，下层为行进状的怪兽。墓志二合，为史索岩夫妇，即“大唐故朝请大夫平凉郡都尉史公之铭”和“大唐故平凉郡都尉史公夫人安氏墓志”。安氏墓志记载了其出自中亚“昭武九姓”之一的安国，并叙述了她与史家的婚姻。

史诃耽墓（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1986年发掘。坐北朝南，由封土、墓道、过洞、天井、甬道组成。封土高大，是南郊隋唐墓群中的最大者。墓室平面为正方形，四角墁圆，内壁用砖铺砌而成，形成砖室，顶为穹隆顶，地面夯过，这种地面无砖的处理方法在砖室墓中很罕见。墓室中央仅靠北壁放有长方形石棺床。随葬品严重被盗，仅出土东罗马金币仿制品和小件铜器，还有零星缺损的铁器。却有几件较珍贵的器物，如蓝色圆宝石印章、六曲玻璃杯、玻璃花、石门、石棺床、墓志等。蓝色圆形宝石印章：一面刻有纹饰，中间为一卧狮，后立三杆，杆头皆有花蕾，纹饰上方有一周铭文。出土“大唐故史公墓志之铭”墓志一合。

史铁棒墓（唐咸亨元年，公元670年），1986年发掘。坐北朝南，由封土、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等组成。墓室平面为正方形，墓道偏于墓室东侧，呈刀把形。室内西侧有一棺床，墓葬因被盗，出土随葬品较少，有陶、铜、金等质地文物20余件，墓志为“大唐故史公墓志之铭”。

史道德墓（唐仪凤三年，公元678年），1982年发掘。南北向，由封土、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等部分组成。墓葬整体平面呈刀把形，墓室平面基本呈正方形。该墓虽遭严重被盗，但仍然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其中以金器为多，陶制品次之，共20余件。有动物纹圆形金饰、兽面金饰、素面小铜镜和金带扣、方形金夸，墓主人口含金币1枚，头骨旁有金覆面1具。金覆面：由11件金质构件组成，分别为护额饰、护眉饰、护鼻饰、护唇饰、护颌饰、护鬓饰。出土“大唐故人史府君之铭”墓志一合。志文题目为“唐给事郎兰池正监史府君墓志并序”。

2.盐池窨子梁粟特人何国后裔墓群。盐池窨子梁粟特人何国后裔的墓群位于宁夏盐池县城西北约48千米的苏步井乡境内的窨子梁上，1985年由宁夏博物馆发掘^⑥。墓群共有6座墓葬，排列有序，皆为依山开凿的平底墓道石室墓，墓道起于山丘的缓坡处，墓室门开凿于山丘的横切断面上，上部无封土。门道为方形或长方形，墓室门用石块封堵或安装双扇石质墓门。墓室呈方形或长方形，平顶略有弧度，室壁上凿刻有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等几何图形，并凿出多个壁龛，使用石质棺床。由于墓葬大多早年被盗，随葬器物损失严重，出土的木制品有武士俑、文吏俑、侍女俑、镇墓兽、马、骆驼等，石制品有石鼎、石枕、画像石、石刻门、墓志等，另有陶罐、玻璃球、铜钱、铜饰残件、铁器残件、骨器残件等。

墓葬形制依山开凿，没有中原地区盛唐至中唐时期墓葬中常见的天井和甬道，普遍采用平底墓道和小墓门、多壁龛的做法，反映了这一地区唐墓的特点，为唐代墓葬的研究增加了新的内容。在葬俗方面，除个别墓葬使用木棺外，其余各墓均未发现葬具，有些墓内的尸骨直接置放在石棺床上或壁龛内。葬式有单人葬、双人葬，还有多人聚葬于一室的现象，有4人，有十几人者，应是一种聚族而葬的习惯。

出土墓志一合，石膏岩质地，方形，志盖中间无字，四周线刻十二生肖。志文阴刻，楷体，19行，满行21字，行间刻棋盘格线，文字漫漶过半。据出土墓志记载：“大周……都尉何府君墓志之铭并序”“君……大夏月氏人也”得知，墓主人为月氏人，何姓，与唐武周久视元年（700年）九月七日终于鲁州里私第，春秋八十有五。何姓是西域“昭武九姓”中的一支，6座墓排列有序，为同一族属墓葬群。

3.中西亚文化风格。宁夏境内的粟特人墓葬，出土了一批中亚、西亚文化风格的遗物。盐池窨子梁何国后裔墓葬中出土的石门，门扇上细线阳刻减地胡舞图。两门扇的正面各凿刻一男子，头戴圆帽，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脚穿软鞋，单足立于小圆毯上，一腿腾起，扬臂挥帛，翩翩起舞，整个身体呈旋转状，表情生动，体态优美，写实性很强，据考证，属于文献记载中康国的胡旋舞^⑦。这类题材的石刻作品，在我国唐代墓葬中属首次发现，是研究我国唐代乐舞的珍贵资料。固原南郊史氏墓地，出土了大量的中亚、西亚风格的器物。史射勿墓中出土1枚金戒指，正中原镶有宝石，这种镶宝石戒指据认为是中亚或西亚传入的。史诃耽墓中出土的蓝色宝石印章，一面抛光、一面中央雕刻卧狮与生命树，四边有一周铭文，在蓝色宝石上雕刻图案的做法，流行于传入中国的西方文物，其上的铭文属古波斯的帕勒维文^⑧，是萨珊王朝的一种祈祷文。也有学者认为铭文是中古波斯文^⑨。墓中石门门额刻有联珠纹，内填怪兽，联珠纹起源于萨珊王朝，在中亚地区流行后东渐传入我国，在我国流行的时间有限，初唐以后即衰落。史道德墓中出土的金覆面，兽面金饰、动物纹圆形金饰等器物均表现出了西亚、中亚风格。覆面的葬俗与波斯和中亚的覆面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额饰上半月形间托一圆形，圆形或表示太阳，与西亚、中亚崇拜日月的习俗有关。不仅如此，还出土了数枚波斯银币和东罗马金币，史射勿墓中出土波斯萨珊卑路斯银币1枚，币正面有联珠纹边框，中为萨珊王侧面肖像，背面联珠纹边框中是拜火教祭坛，上立圆柱，柱上火焰呈三角形，火焰两侧为五星和新月，五星居右，新月居左，在萨珊卑路斯银币中少见，币右侧有帕勒维铭文。史道德墓中出土东罗马金币1枚，正面为东罗马皇帝的正侧面肖像，背面为一胜利女神像，边有一周拉丁铭文。史索岩、史诃耽墓中各出土金币仿制品1枚。史铁棒、史道洛墓中各出土金币1枚。东罗马金币仿制品流入中国境内，一方面说明东罗马帝国与中国有着频繁的往来，另一方面说明东罗马为了摆脱萨珊人的封锁，与中国发生贸易关系，只能在中亚某一地区或“昭武九姓”即粟特人居住之地仿制其货币，然后通过“丝绸之路”流通各地。因为波斯银币和东罗马金币在北朝隋唐间具有国际货币的通用职能，使用贵金属铸造的价值相当的仿制品，同样属流通货币。我国发现的萨珊银币和东罗马金币及仿制品，一部分作为流通货币进入，另一部分作为赠送的纪念品进入。

固原南郊史氏墓中发现口含金币的葬俗与中亚地区有着密切联系，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出土时均放置在墓主人头部，史道德墓中出土的金币含在口中，也有可能其余金币原含在墓主人的口中。这种口含金币的埋葬习俗与古希腊神话有着联系，古希腊神话传说，人去世后要到遥远的地狱世界，灵魂要由赫尔墨斯领至冥界的门口，再由卡戎用渡船运过斯蒂克斯河，人们要付给卡戎摆渡钱，而希腊人把这种钱置于死者的口中，后来罗马人沿袭了这一习俗。20世纪后半期在中亚地区发掘的从1世纪至8世纪的许多墓葬中，都见到有死者口含或手握金银币的现象，而在古希腊墓中发现含币的习俗比中亚地区要早得多，约从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开始。中国境内古代乃至近现代仍然流传有死者口中含玉或含珠的葬俗，但没有死者口含钱币的习俗。固原史系家族墓中发现的这种葬俗，无疑是他们保留祖上在中亚的埋葬习俗。不难看出，从北朝至隋唐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达，“丝绸之路”上商贾络绎不绝，各种西亚、中亚的习俗、遗物源源不断流传到中国。

4.宁夏境内的“昭武九姓”人。隋唐时期，中国史籍把活动于中亚地区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索格底亚那地区的粟特人统称为“昭武九姓”。据《魏书·西域传》卷一○二康国条记载：“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国。枝庶各为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子孙分王为政，建立九国，即康国、何国、米国、史国、曹国、石国、安国、火寻、戊地等9国。流寓中国的粟特人，均以国为姓，素以善经商著称于世，利之所在，不远千里，他们通过“丝绸之路”来往于中亚与中国之间，进行国际商贸活动，不仅如此，他们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传播者。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发掘的史系家族墓葬和盐池窨子梁何国后裔墓群，即属于“昭武九姓”的史姓和何姓。

“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国，在北朝时流寓原州，他们的迁徙路线，大致沿着“丝绸之路”一线，从西向东发展^⑩。首先到达今天新疆塔里木盆地边缘位于丝绸之路上的一些著名城市，如和田、楼兰、龟兹、喀什等地，形成了新疆地区第一个粟特人的聚落分布区，再向东进入吐鲁番地区，形成新疆地区又一个粟特人的重要居住区。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粟特人又进入到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并在这里进行商业贸易、农业生产、参与政治等活动，逐步把河西地区发展成为粟特人的重要聚散地。中国境内出土的诸多粟特人墓志都牵涉到这个区域，如固原出土的《史铁棒墓志》云：“曾祖多思……酒泉县令。”《史诃耽墓志》云：“曾祖尼……张掖县令。”《史道德墓志》云：“其先建康飞桥人事。”移居固原的史氏，从考古发掘材料看，分为二系，史射勿、史诃耽、史道洛、史铁棒属同系，他们可能到达固原的时间较早，因为史射勿墓志中称其为平凉平高县人，其先出自西国。史铁棒墓志也称其为原州平高县人。可知，他们在这里居住时间很久了，视同自己为当地人。而另一系的史索岩、史道德其先建康人，“从宦因家原州”。史氏在原州的势力很大，多为中级官员，史射勿担任骠骑将军、史索岩任平凉郡都尉、史诃耽为朝廷直中书省朝会翻译，史道德为兰池监、史铁棒为司驭寺右十七监，二者管理马政，史道洛任左亲卫。除史氏之外，当时原州之地还生活有其他“昭武九姓”人，如史索岩之妻安氏墓志记载了其出自中亚安国，并叙述了她与史家的婚姻。

“昭武九姓”之一的何国入住盐池一带，与唐朝设立羁縻州以安置突厥降户有关。6世纪后期，突厥征服了中亚“昭武九姓”诸国，虽然突厥占领了其居住地，但“昭武九姓”人由于自己的生活习俗，在加入突厥后，仍然以自己拥有的部落而独立存在。唐初，与突厥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唐太宗时，擒获突厥可汗，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突厥遂降唐者十余万，唐朝政府为了合理安置他们，以“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宥、化、长四州都督府”。灵州一带遂成为“昭武九姓”人生活的一个重要区域。调露元年（679年），为了进一步采取强化措施，加强对河套地区突厥降户的统治，“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长安四年并为匡、长二州”。六胡州便与“昭武九姓”人的活动密不可分，其中鲁州在今盐池地界，有窨子梁出土的“何府君墓志之铭”为证。“昭武九姓”人也从这里流居中国境内其他地方。“开元十年平康待宾，迁其人于河南及江、淮。”康待宾之乱发生在六胡州之内，参与者有康、何、安、石等国“昭武九姓”人。尽管“十八年复置匡、长二州。二十六年还所迁胡户置宥州及延恩等县，其后侨治经略军”。但尽数迁回的可能性不大。《唐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墓志》称：何弘敬为何进滔之子，新、旧《唐书·何进滔传》皆云：何进滔，灵武人。《元和郡县图志》灵州灵武县条载：“灵武县，本汉富平县之地，后魏破赫连昌，收胡户徙之，因号胡地城。”汉富平县为今吴忠市驻地，从中可知，唐时的灵武县在今吴忠市驻地。2003年，吴忠市驻地利通区发现唐墓，出土《大唐故东平郡吕氏夫人墓志》，实证了唐代灵州的地理位置，在今吴忠市。中国境内有些地方的昭武九姓后裔，多称灵州或灵武人，如《何文哲墓志》称“世为灵州人，《旧唐书·史宪诚传》云“今灵武建康人”，其子《史孝章碑》则云“本北方之强，后因仕中国，遂为灵武建康人”。康日知为康国人后裔，《新唐书·康日知》传作“灵武人”。可见，唐代今宁夏境内的吴忠市、盐池、灵武一带是“昭武九姓”人聚居的重要区域和集散地。

二、同心县韦州吐谷浑墓

1974年，宁夏博物馆在同心县韦州清理了一座吐谷浑王系慕容威夫妇合葬墓，由于墓葬严重被盗，仅出土了白瓷小盒、白瓷小碗、墓志等少量随葬品。墓志一方，黑灰色青石质，略呈方形，尺寸87厘米×81厘米。志文33行，行书，题为“大唐故左领军卫大将军慕容神威君墓志铭并序”。志文记载了墓主人慕容威的生平，其先为西晋昌黎公，曾祖诺曷钵，祖父慕容忠，父慕容彻。慕容威逝于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葬于乾元元年（758年）。生前曾任“左武卫郎将”，后“荣迁左领军卫大将军，仍充长乐州游击副使”。诺曷钵时内迁灵州，到慕容威时，他们已在这里居住了四代。

吐谷浑，本属鲜卑慕容部，因部落首领慕容涉归之庶子吐谷浑而得名。西晋时，由于慕容部的纷争，吐谷浑率从部向西游牧迁徙，经阴山，沿黄河西进，最终到达河湟地区，并以这里为根据地，征服周围的羌族部落，势力迅速扩大，占据了今甘肃南部、青海东南部和四川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并在此开发建设、生息繁衍，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且以吐谷浑称呼所统治的各部。十六国时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首领称可汗，“兼并氐、羌，地方数千里，号称强国”。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隋唐时，多次侵扰边境，隋炀帝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征讨，迫使吐谷浑降者十余万，隋朝遂于西域东部及吐谷浑地区设立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从此吐谷浑开始衰弱。唐初太宗时，又对其进行征讨，吐谷浑投降，唐朝政府封其可汗慕容顺为西平郡王，顺后又封其子诺曷钵为河源郡王，至此，吐谷浑完全依附唐朝，唐太宗的昭陵前还立有诺曷钵的石像。这时恰逢吐蕃崛起，占领了吐谷浑的居地，迫使吐谷浑请求唐朝内迁。唐高宗时迁徙他们到灵州一带，专门设立“安乐州”进行安置，并以诺曷钵为刺史。安乐州，据《新唐书·地理志》云：“威州本安乐州，吐谷浑部落自凉州徙于鄯州，不安其居又徙于灵州之境，咸亨三年以灵州之故鸣沙县地置州居之。至德后没吐蕃，大中三年收复，更名。”《新唐书·吐蕃传》云：“大中三年，灵武节度使李钦取安乐州，诏为威州。”可见，安乐州即今宁夏同心县韦州一带。出土的“大唐故左领军卫大将军慕容神威君墓志铭”提供了实物佐证。

三、青铜峡铁勒契苾氏墓和固原鲜卑墓

青铜峡铁勒契苾氏墓位于邵岗镇东方红村，1991年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清理，发掘墓葬14座。墓葬密集分布于贺兰山前洪积沙砾地带，封土均已不存，由墓道、甬道、墓门和墓室四部分组成，皆为单室砖券墓，墓室形制分为方形和长方形两种，因墓葬早期被盗，墓室破坏严重。出土器物极少，有陶器：罐、盆、碗、彩绘罐等；铜器：带扣、带夸、铊尾、开元通宝钱等；还有残缺不完整的泥质胡俑与女俑。出土墓志2合，一合为砖质，正方形，边长40厘米×40厘米，砖正面光滑平整，志文用墨撰写，楷书，字迹已经漫漶不清。另一合为青石质，正方形，边长60厘米×60厘米，志文题为“大唐左屯卫将军皋兰州都督浑公夫人契苾氏墓志铭并序”。墓志记载了墓主人的名门家世，褒扬夫人的贤德才智，夫人于“神龙二年十月廿六日遘疾，终于皋兰州之官舍，春秋廿有四。粤以景云二年四月九日迁窆于贺兰山之南原”。文中对其英年早逝深表惋惜。志文中的浑公和契苾氏，牵涉铁勒的两个主要部落浑部与契苾部。

铁勒，是6世纪至7世纪活动于中国北方草原上乃至中亚草原上诸多部落的总称，“虽姓氏各别，总谓铁勒”。隋唐时期，分属于东西突厥，成为突厥的重要组成力量。唐太宗时，随着突厥内附唐朝统治，铁勒各部随之内徙，其中契苾部和浑部是铁勒中的大部落，唐朝政府为了安置他们，专门设立羁縻州。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契苾部内附，唐朝设贺兰州以安置。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朝设皋兰州，以安置内附的浑部，墓志中的浑公曾担任皋兰州都督。后置东皋兰州，属灵州都督府。《浑公夫人契苾氏墓志》的出土，为铁勒部在宁夏境内的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料。

2002年，宁夏固原发现一座唐墓，砖室墓。由于遭受盗掘，随葬物品极少。出土墓志一合，长50厘米，横行、竖排各19个字，计361字。志文为“大唐故士公念府属墓志铭并序”，详细记载了墓主人的生平、下葬年代，以及当时的生活环境等。由志文可知，墓主人名为念子，其祖父、父亲在隋唐两代都曾担任官职，其妻张氏是汉人，家住南阳，其亡故24年后与妻子合葬在固原市北面山坡上。据考证，念子为鲜卑人，鲜卑人墓志的发现在宁夏尚属首次。证实了北朝到隋唐时期原州一带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对了解原州地区少数民族生活生产情况、社会风俗以及唐王朝所采取的民族政策增添了新内容，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