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和向西方学习的教育思想

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具有远见的政治家和重要领导人,也是中国较早放眼世界的先进人物,被洪秀全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朝政。他的《资政新篇》是复兴太平天国的蓝图。他在主持朝政期间,进行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在文教方面,提出许多除旧布新的措施,设计了仿效资本主义模式办教育的方案,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一、革命经历和重要著作

洪仁玕(1832—1864),原名谦益,号吉甫,广东花县人,是洪秀全的族弟,也是拜上帝教的最早信徒。他出身于耕读之家,熟读孔孟经书,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曾积极参加科举考试,以获取功名,但屡屡落第,因而萌生了对现实的不满。曾任塾师,从事教书生涯。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他在美国传教士罗孝全那里读到《新旧约全书》,接触到西方基督教的真正经卷,增加了基督教知识。金田起义时,洪仁玕没有直接参加,当他几次寻找太平军未达目的后,咸丰二年(1852年)经人介绍避居香港,在瑞典传教士韩文山那里进一步研究基督教教义。不久,又返回内地,1854年冬,他再次赴香港,直到1858年达四年之久。这四年里,洪仁玕努力学习天文、历算,留心西方文化和科学,获得了丰富的科学知识、政治经济知识和历史知识,对西方资本主义有所了解,成为“学究天人,识贯中西”的人物。为其执政时期的改革奠定了丰富的知识基础,也为他撰写《资政新篇》准备了条件。

1858年秋,洪仁玕开始了第二次天京之行,至1859年4月抵达天京。当时太平天国的处境已十分困难,一方面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对太平天国构成严重的威胁;另一方面由于领导集团的内讧,元气大伤,人心涣散。洪秀全正处于孤立无援的尴尬局面,洪仁玕的到来,为太平天国的复兴带来一线希望。因之,洪秀全很快就封他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玕抱着重振太平天国的爱国热情,着手太平天国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进行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他主持朝政仅仅几个月,就向洪秀全提出一个振兴太平天国的纲领——《资政新篇》,深受洪秀全的赞许,诏令颁布施行,这是太平天国后期重要的官方文献。

1863年(同治二年),洪仁玕奉命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天王。但此时,太平天国的处境更加困难,1864年7月天京陷落,洪仁玕去广德与幼天王相遇,计划与江西的侍王李世贤及分散各地的诸王会合,再图进取,但清兵到处堵截,难以立足生息,重振旗鼓。同年11月7日在江西石城洪仁玕为清兵所俘,11月23日在南昌英勇就义,年仅42岁。洪仁玕在敌人的刑讯下,大义凛然.就义前写下《自述》,歌颂太平天国革命,谴责中外反动势力压迫人民的罪行,并表示以文天祥为榜样,愿以死殉天国。他说:“予每读其史传及《正气歌》未尝不三叹流涕也,今予亦祗法文丞相而已,至于得失生死。付之于天,非吾敢多述也。”^[37]他置生死于度外,临刑前赋“绝命诗”一首:

临终有一语,言之必欣慰。

天国虽倾灭,他日必复生。^[38]

诗歌表现出洪仁玕的赤胆忠心和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

洪仁玕具有理论价值的著作有:《资政新篇》《英杰归真》《钦定军次实录》等。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写给洪秀全的有关改革太平天国内政的建议书,也是洪仁玕的施政纲领。洪仁玕说,呈进《资政新篇》的目的是:“以广圣闻,以备圣裁,以资国政。”洪仁玕从内政、外交两方面提出改革的构想。

在内政方面,首先改善太平天国的管理体制,主张在健全法制的基础上,加强中央集权,反对“结盟联党”。他认为,结盟联党势必造成大权旁落,政出多门,而号令不一。结果是“为将之军法难行”,“为君之权谋下夺”。改革的办法是,一方面维护高度集中的君主政体,这是农民政治上的需要,也是农民思想难以逾越的鸿沟;另一方面又希望改变因君主集权所造成的君民隔绝的状况,变君民隔绝为“君民一体”。他特别推崇美国的议会制度,“有事各省总目公议”,“取士、立官、补缺”等大事,都要经过“官民有仁智者,写票公举”,“以多人举者为贤能也,以多议是者为公也”。试图给君主政体注入一些资本主义色彩的内容,这是洪仁玕在传统政体观念上的突破。其次洪仁玕认为,“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所以要“因时制宜,审势而行”。洪仁玕熟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他称赞一些国家因学习资本主义,改革旧制度发展科学技术因而由弱变强。所以他认为,太平天国绝不应闭关自守,泥守旧法,而应跟随世界发展趋势,学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把太平天国建设成一个新国家。可以说,洪仁玕是中国近代主张对外开放的政治家。最后洪仁玕论述了改革社会民风习俗、加强群众思想教育。他主张废除庙宇寺观,以“拯民出于迷昧之途”,禁酒及一切黄烟鸦片,禁修斋建醮,“革阴阳八煞之谬”,凡“惰民不务正业”则强迫劳动,“一则使自养其身,一则免生罪念”。要求“立牧司教导官,亲身教化之,怜悯之,义怒之,务去其心之惑,以拯其迷”。

外交方面,提倡各国平等往来,自由通商,开展文化交流,“凡外国人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允许通商,并允许“牧司及教技术之人入内,教导我民”,但只“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即是说,必须维护国家主权独立,绝不允许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施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总之,建设新国家,应从三方面入手:第一“以风风之”,就是革除腐朽的生活习俗;第二“以法法之”,就是实行新的社会经济政策,仿效资本主义制度改革和建设太平天国;第三“以刑刑之”,就是采用新的刑法制度,健全法制体制。这样,它给农民革命提示了一条摆脱封建羁绊,甩开落后空想继续前进的方向和道路。《资政新篇》的可贵之处,在于明确提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它是中国历史上要求学习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纲领性文件,开中国教育近代化之先声,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39]

《英杰归真》写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这是一篇对迷信思想和封建文化批评的论文。文章假设一个投降者张某询问太平天国有关礼法、政治、政策等一些问题,洪仁玕以答辩的方式阐述太平天国的基本国策。其中直接与文教有关的如科举取士和士阶名称的改变。洪仁玕指出,改革旧科举制度,是为了“革除凡例”,以使“法更良,意至美”,使科举制度焕然一新。改变士阶名称,是为了“聿修试典,综核名实,定厥宏规”,以便“循名责实”“扫除故迹”,选拔“事事协文经武纬,人人具武烈文谟”的人才。可以说,《英杰归真》是一篇解释太平天国国策的论文。^[40]

《钦定军次实录》写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该文序言说,“此文系洪仁玕带兵路经安徽、浙江等地,见当地妖习未除,妖形未化”,打算革除这些迷信思想和丑恶习俗,于行军途中,就所见所思信笔挥写而成,故名《军次实录》。文章通过诗歌、谕告、论说各种形式,以“发起志意”“剀切指明”“严辨是非得失”,“以破斯世之迷途,启斯人之聋聩”,达到“化醒愚蒙”的目的,“语皆确实,义皆切实,理皆真实”,可以起到崇正黜邪的作用。文中“宣谕读书士子”“谕天下读书士子”“论道德才智”“宣谕合朝内外官员书士”诸节,都是讨论太平天国文教政策的内容。洪仁玕提出改革士习学风,强调“读书不在多采佳句,惟在寻求书之气骨暗合于天情者”,强调结合实际、学以致用。并阐明了删改《六经》的目的,是以免“其诱惑人心,紊乱真道”,达到“弃伪从真,去浮存实”的目的。他提出了改革文风的要求,主张“文以纪实,浮文在所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要求以后“本章禀奏以及文移书启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以收“存真去伪,一洗颓风”之效。这是对封建贵族文学的一次大胆的革新,对破除传统观念,树立新思想、新观念,发展民俗文化都有启蒙作用,也起到了为新教育思想的发展扫清道路的作用。^[41]

二、向西方学习的教育观

洪仁玕于1854年至1858年避居香港,在这四年的时间里,他一面供职谋生,一面专心攻读西方各国历史地理、天文历算等方面著作,并收集许多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图书资料,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科学文化有较多的了解,积累了较丰富的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成为他重整太平天国、制定革新方略的重要思想来源。他经过对英、美、德、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所以称雄于世的研究以及对俄罗斯、日本、暹罗等国由弱变强的分析,认识到中国欲强大昌盛,必须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资政新篇》就是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施政纲领。作为意识形态,《资政新篇》贵在“新”上。它已接触到中国近代史的新问题,渗透着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新精神,朦胧地提出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政”。应该承认,洪仁玕的社会政治思想试图突破旧式农民革命的思想局限,摆脱农民小生产者狭隘思想的束缚,放眼世界,探寻改革太平天国的新道路。容闳对此有所评说:“盖干王居外久,见闻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畴。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容闳认为,太平天国的最大功绩是:“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醒,而有新国家之思想。”^[42]从思想变革的角度来看,这一分析是中肯的。

《资政新篇》中关于学习西方教育思想的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育、用并重的人才教育观

洪仁玕十分重视人才的培育和任用。他认为英、美、德、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原因,关键在于“大兴政教”“智强”,在于“技艺精巧,国法宏深”。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强盛的奥秘就是重视教育,开发人的智慧,培养人才。依此,洪仁玕指出,若使太平天国强盛,“必先得贤人,创立大体,代有贤能继起而扩充其制,精巧其技,因时制宜,度势行法,必永远不替也”^[43]。显而易见,他把“贤人”作为立国的根本,认为“贤人”执政是使国家长盛不衰的保证。因此,他认为加强教育工作,则“足以开人之蒙蔽以慰其心,又足以广人之智慧以善其行,人能深受其中之益,则理明欲去而万事理矣”。因此就能够培养出“洞悉天人性情,熟谙各国风教,大小上下,源委轻重,无不了然于胸中者”的贤才^[44]。

洪仁玕认为“贤人”应具备如下条件:

第一,德才兼备。洪仁玕要求“天下万郭(国)万世之士永远修好炼正,端士习,敦士品”^[45]。所谓“修好炼正”,就是做到德才兼备。什么是“德”?他说:“德也者行真道而有德于心之谓。”这里的“真道”是指拜上帝教的宗旨,要求人们笃信上帝,祛妖革邪,淑身为正。做到“革其邪心,宝其灵魂,化其愚蒙,宝其才德”,“若人人能悔罪改过,弃恶归善,弃伪归真,力求自新,转以新民,改邪术而行真理,去偶像而拜上帝”,就可以成为“新心之人”,成为一个“正己以正人者”^[46]。

他的所谓“才”,既包含有文化知识,又包含有技艺才能。但无论任何人都是德为根本。他说:“德本也,才末也。”但他又指出,仅有德而才不足也不好,理想的人应该是德才兼备,他说:“才德兼备者为尚(上)”。他批评重才、重技艺轻道德的错误思想。他说:“盖自道德坏,而为才智,才智变,而为技艺,无知者谓为精,而弥精有识者,谓士风日下,舍本趋末。”他强调正确处理德才关系,培养“顶天报国齐治均平”的人才。不然,“德非真德,才非真才”。

第二,文武兼通。洪仁玕认为:“天国创万年之基业,应树万年之规模;得非常之贤才,乃克佐非常之治绩。”所以,“立政任人,揆文奋武”“文可兼武”“武可兼文”。在他看来,天下士若做到文武兼通,则“将见弦诵之士怀经济,赳桓之士尽腹心,文可兼武,韬略载在诗书;武可兼文,干戈化为礼让”。结果定会出现。“事事协文经武纬,人人具武烈文谟”^[47]的治世升平的政治局面。

洪仁玕进一步论述了文武兼通人才的条件。他指出,不论文士、武士首先都必须“练习诗书技术,共视天情奥妙”。就是说,文士和武士都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和修好炼正的思想品德。此外,他又分别对文士和武士提出具体要求:文士应该“诵习经史,博览篇章”,以期“博雅淹通”“通达事变,足以兼善天下”。即是说,文士既要有经世治民的抱负,又要有治国强邦的才能;武士应该光明磊落、宽猛相济、克壮大猷、有威可畏。也就是说,武士应具备忠心爱国有思想和克敌制胜的本领。他认为德才兼备对武士极为重要,因为“才不可误用也,德亦不可不讲也”。“武士之才在强,有德则强者和矣;武士之才在练,有德则练者精矣。”他强调武士不仅要学习大小兵法、干戈弓矢等军事知识技能,而且要善于运用智谋。因为“力取不如用智”“决胜恃乎运筹”。所以他主张“以义理之勇,化血气之勇”^[48]。他认为,天下人才都能够做到“真心实力,众志成城”,则“新天新地新世界”不难建成^[49]。

应该看到,洪仁玕的人才标准已经突破了封建士大夫的模式,也超越了农民阶级狭隘眼界。他要求“贤才”能够“革从前之陋习”,具备“因时制宜,审势而行”的战略眼光,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革新中国社会。这些主张远远超过其他农民革命领袖的视野,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头。

洪仁玕不仅重视人才的培养,而且也重视人才的正当使用。他把能否合理使用人才看作是国家盛衰兴亡的重要条件。《资政新篇》开宗明义就阐述了“用人”的问题。他引证中国历史上用人的经验,说明正确“设法用人”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昔周武有弟名旦,作《周礼》以肇八百之畿,高宗梦帝赍弼,致殷商有中叶之盛,惟在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耳。益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可不慎哉!然于斯二者,并行不悖,必于立法之中,得乎权济。^[50]

这里,洪仁玕首先把用人与立法联系起来,阐明“用人”与“设法”的关系。他说:“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在一个新的高度论证人与法的关系:人是执法的根本;法是保障人执法的条件,二者并行不悖缺一不可,闪烁着辩证法思想。健全法制观念冲破了封建官僚意志的藩篱,是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体现。其次,强调“设法用人”正是针对当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法纪松弛,任人唯亲,结盟联党,内讧不休的教训和后期所面临的严峻局势。所以,对严肃法纪,澄清吏治,振奋人心,重建太平天国具有重要意义。再次,在用人问题上,他主张有能则举,无能则下,冲击了任人唯亲的封建宗法思想;在人才的条件上,强调经世济民,讲实效、重实用。批评“文士之短简长篇;无非空言假话”,“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不正学风。要求任用那些了解世界大势、各国风情,有真才实学的人。这里,一方面蕴含着儒家大同思想中选贤与能的观点;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实用观点则更为突出,这一点恰恰体现了洪仁玕用人方面的先进思想。

(二)“教法兼行”的群众教育观

在太平天国的教育实践中,群众教育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洪仁玕认为,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关系到太平天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改革和建设,即他所说的有关“世道人心,如纲常伦纪,教养大典”等大事。他主张群众教育“宜立法以为准”,以保证“下有所趋,庶不陷于僻,而登于道者”。因此,他建议实施“教法兼行”的群众教育,并将这个建议当作“为邦大略”。他称这个建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为前古罕有者”“故于古所无者兴之,恶者禁之,是者损益之”^[51]。

洪仁玕进一步论述了如何实施“教法兼行”的群众教育。他认为,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形式教化人民,凡有关思想政治、生产劳动和宗教道德等方面都作为群众教育的内容;另一方面在教育之外,必须加强法律的制约作用,使教育与法制相辅相成、互为作用。他说:“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此以行其教也。”十分清楚,法律制约的目的也是教育群众。同时,法制的实施也是教育工作正常进行的保障。同样,只有成功的教育,才能使人民自觉遵纪守法,发挥法律的最大功能。所以他说:“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于以民相劝戒,才德日生:风俗日厚矣。”他进一步分析教育与法制相结合的好处:“立法善而施法广,积时久而持法严,代有贤智以相维持,民自固结而不可解,天下永垂而不朽矣。”^[52]由此可见,若能真正做到“教法兼行”,不仅“代有贤智以相维持”,而且能够使“天下永垂而不朽”。这里可贵之处,在于洪仁玕明确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这与封建时代的人治思想截然不同,较洪秀全浓厚的皇权观念更高一筹,是资产阶级政治观的体现。

(三)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并重的教育体制

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至被反革命绞杀,一直处于戎马倥偬、不得安息的环境里,因此,并未能形成完整的教育体制,建立起系统的学校体系。定都南京后曾有育才馆、育才书院等学校机构,洪仁玕甚至设计了盲聋哑等特殊学校,希望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学校模式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但由于缺乏实现的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所以未能建立起正规的学校。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思潮,一种预见,一种新的观念形态,确实具有不同于传统旧观念、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新东西、新见解,对中国教育近代化不无启迪,开时代的先声。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到的学校和文化机构有:医院、四民院、学馆、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以及报馆等文化福利机构。容闳在其所著《西学东渐记》中叙述他与洪仁玕会面及其向洪仁玕建议的七件事中,有四件直接属于教育:即设立武备学校;建立海军学校;颁立各级学校制度;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容闳的建议引起洪仁玕的极大兴趣和注意,二日后再次邀请容闳面谈。据容阂的描述:“干王乃以予所言七事,逐条讨论。谓何者最佳,何者最要,侃侃而谈,殊中肯綮。”^[53]甚至企图留容闳在太平天国任官,赐“义”字爵(四等爵位)。容闳的叙述,说明洪仁玕对教育的重视和对建立新学校体系的向往。他计划按照资本主义的学校模式改革旧学校,建立新的文化教育体制。

洪仁玕有关革新教育的思想,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强调兴教立国。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列举世界各国富强的事实,论证必须兴办教育方能使国家富强的道理。他指出,英国“其人多有智力”,因而强盛;美国善于利用外国的智力资源,“别邦人有能者,册立为官”,又广设学校,残疾的跛盲聋哑人均有学校,“教习技艺”,使残而不废;法国重视教育,所以“各邦技艺多始于此”;俄罗斯善于向外国“学习邦法、火船技艺”“大兴政教”,因而“声威日著”,成为“北方冠冕之邦”;东方的日本、暹罗也由于向外国学习,而“变为富智之邦”。进而指出,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乘此有为之日,奋为中地倡”^[54]。

在教育工作中,他重视“自上化之”“亲身教之”的重要作用。他希望领导者“亲身以倡之,真心以践之”,以收“上行下效”之功。对待不良行为,领导者应该“见则鄙之忽之,遇到怒之挞之”,这样就可以使“民自厌而去之,是不刑而自化,不禁而自弭矣”。反之,对待美善行为,领导者“则亲临以隆其事,以奖其成”,或者“诏谕宣行”^[55]。即是说,对待善恶是非,领导者必须旗帜鲜明,褒善抑恶,为群众做出榜样。

第二,构建新型教育机构,发展文教事业。在《资政新篇》中,洪仁玕建议“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使“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做到上下沟通,奖善罚恶,教育群众。鼓励人民开设“学馆”,以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培养年青一代。建立“跛盲聋哑院”,“教以鼓乐书数杂技,不致为废人”。办“鳏寡孤独院”,“生则教以诗书各法,死则怜而葬之”。他主张将“修斋建醮”等迷信活动所用经费,转而用于办“医院、四民院、学馆等,乃有益于生民实事”。并且主张对外开放,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凡外国人技艺精巧者”,在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情况下,准许其传授科学技术,“教导我民”。此外,在他的几十条建议中有关文教方面的还有:“兴士民公会”,办理慈善事业,“以拯困扶危,并教育等件”;“兴医院,以济疾苦”;禁庙宇寺观,“将其室改为礼拜堂,籍其资为医院”,等等^[56]。上述主张,虽然多是一般原则,而且也不完备,但包含着资本主义新教育的因素,至于1860年他接受容闳有关建设学校的建议,则纯属资本主义的教育体制。

第三,加强社会教育,提高人民素质。洪仁玕特别重视民风,习俗的改革。他批评沉浸弥漫的迷信落后的陋风败俗。诸如“男子长指甲,女子喜缠脚,吉凶军宾,琐屑仪文,养鸟斗蟀,打鹌赛胜,戒箍手镯,金玉粉饰之类”。他认为这些是不良风俗,所以“革之而民不愿,兴之而民不从”,正是由于“人心朦昧,习俗所蔽”。因此他主张,对群众广泛开展革除恶习,树立新风的社会教育,“以开人之蒙蔽,以广人之智慧”。他认为这是“拯民出于迷昧之途,入于光明之国”的大事。所以他建议采取多种手段,积极推进群众的社会教育。例如,“设新闻馆”,通过新闻媒介,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以“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例如,设“暗柜”(检举箱)、“书信馆”,“以为四方耳目”,上下情通,打击歪风邪气;又如“设立新闻官”(监察人员),加强监督,举报官员行迹,恶劣者惩治,清廉者表彰,以使“奸者股傈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他要求公开打击“溺子女”“贩卖子女为奴”,严禁酗酒、吸食鸦片以及修斋建醮、阴阳风水等迷信活动。对“惰民不务正业者”,则严加管制,强迫劳动,使其自食其力。对那些“私门请谒”“卖官鬻爵”者,必“审实革职”,消除营私舞弊、贪赃枉法,澄清吏治。而那些屡教不改的“顽民”,则必须绳之以法,以补教育之不逮,就是“法外辅之以法而入于德,刑外化之以德而省于刑。”总之,社会教育应达到“尊五美,屏四恶”,形成健康的民风习俗,以求“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57]。

【注释】

[1]罗尔纲:《太平天国文选》,第229～2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2]罗尔纲:《太平天国文选》,第225～2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3]罗尔纲:《太平天国文选》,第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4]《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第8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

[5]罗尔纲:《太平天国文选》,第9～1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6]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六),太平天国起义记,第84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7]罗尔纲:《太平天国文选》,第137～15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8]罗尔纲:《太平天国文选》,第45～4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9]毛泽东:《反对党八股》,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0]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韩文山:《太平天国外记》,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六),第2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2]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二),第69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3]罗尔纲:《太平天国文选》,第13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14]同上书,第140页。

[15]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三),第315～31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6]罗尔纲:《太平天国文选》,第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17]同上书,第149页。

[18]同上。

[19]《山曲奇人题壁》,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第3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20]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三),第3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1]同上书,第337页。

[22]鲁迅:《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见《鲁迅选集:杂文卷》,第456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

[23]黄再兴:《诏书盖玺颁行论》,见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一),第3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4]张德坚:《贼情汇纂》,见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三),第3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5]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二)附记四,第108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26]《山曲奇人题壁》,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第3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27]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见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四),第7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8]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见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四),第67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9]张德坚:《贼情汇纂》,见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三),第24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0]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见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四),第71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1]张德坚:《贼情汇纂》,见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三),第190、2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2]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二),见《钦定士阶条例》,第55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3]罗尔纲:《太平天国文选》,第9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34]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见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四),第71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5]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删改诗韵诏》,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36]罗尔纲:《太平天国文选》,第37～3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37]洪仁玕:《干王洪仁玕自传》,见罗尔纲主编:《太平天国文选》,第20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38]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第5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39]洪仁玕:《资政新篇》,见罗尔纲主编:《太平天国文选》,第117～1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40]洪仁玕:《英杰归真》,见罗尔纲主编:《太平天国文选》,第16～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41]洪秀全、洪仁玕:《钦定军次实录》,见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二),第616～6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2。

[42]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第94、99页,湖南,岳麓书社,1985。

[43]洪仁玕:《资政新篇》,见罗尔纲主编:《太平天国文选》,第12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44]同上书,第120～124页。

[45]洪仁玕:《钦定士阶条例》,见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二),第55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2。

[46]洪仁玕:《英杰归真》,见罗尔纲主编:《太平天国文选》,第30～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47]洪仁玕:《钦定士阶条例》,见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二),第54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2。

[48]洪仁玕:《钦定士阶条例》,见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二),第55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2。

[49]洪仁玕:《资政新篇》,见罗尔纲主编:《太平天国文选》,第11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50]同上书,第117页。

[51]洪仁玕:《资政新篇》,见罗尔纲主编:《太平天国文选》,第120～1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52]同上书,第120页。

[53]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第94页,湖南,岳麓书社,1985。

[54]洪仁玕:《资政新篇》,见罗尔纲主编:《太平天国文选》,第123～12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55]同上书,第117～119页。

[56]同上书,第120～127页。

[57]洪仁玕:《资政新篇》,见罗尔纲主编:《太平天国文选》,第128～1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