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第三节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蔡元培6岁入家塾，17岁中秀才，18～19岁时，在家乡“设管教书”，23岁中举人，光绪年间进士，28岁授翰林院编修。戊戌政变后，他认为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不先培养革新的人才，乃于1898年9月回绍兴办教育，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1902年3月，与章炳麟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被推为会长。同年，他又先后创设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提倡民权，宣传反清革命。1903年冬，他参与创办《俄事警闻报》（后改为《警钟日报》），反对俄国侵占中国东北。1904年冬，光复会成立，蔡元培任会长。次年他在上海加入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留学。辛亥革命后，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持制定《壬子·癸丑学制》。1915年在法国发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及华法教育会，提倡留法学生勤工俭学。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对北大实行全面改革，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927年后，任大学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又与宋庆龄、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移居香港，积极拥护国共合作。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其著作编辑为《蔡元培选集》。蔡元培毕生从事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教育体制，尤其是为改革和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对近代中国思想界、教育界产生了重要的、深远的影响。

一、教育要造就“完全人格”

（一）完全人格的内涵

蔡元培整个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造就“完全人格”的教育主张，也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目的。“完全人格”的内涵包括个性和群性的发展。蔡元培说：“群性与个性的发展，相反而适以相成，它是今日完全人格，亦即新教育的标准。”又说：“今后国家的生存，必须依赖全体国民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的资格后可。”蔡元培力求从教育着手去改造社会，即通过养成完全人格来提高国民素质，从而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富强。他以完全人格为宗旨的教育思想可归纳为：一是完全人格教育就是德育、体育、智育、美育和世界观教育的“五育”全面和谐发展；二是完全人格是个性与群性的统一。

在个性和群性之间，中国的传统观念始终是重视群性而忽视人的个性发展。针对旧教育违反自然、束缚个性的事实，他主张新教育应反其道而行之。他说：“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求个性。”^[39]新教育应以儿童的个性的发展为出发点，成人或教师应站在儿童的立场，了解儿童，尊重儿童，让他自己成长，“使成人受教于儿童”。这是蔡元培针对封建传统教育无视学生的特点，违反其身心发展的自然法则，束缚其个性发展而提出的教育主张。他反对注入式教学，提倡发挥儿童个性，要使学生自动、自学、自助，教师的责任只是在学生感到困难时，去帮助他们。按照“尚自然、展个性”原则的要求，他特别提倡要研究教育科学，尤其是要用实验方法研究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和教材教法以及学习欧美新教育思想。

蔡元培认为，历史上对教育价值的认识，或定位于造就官吏，或专注于封建训育，或以培养大工业的事业人才为目标，但均漠视受教育者自身的发展，有培养“工具之嫌”。他以康德的“二元论”为其世界观，同时赋予教育新的含义。蔡元培认为“盖世界有两方面，如纸之有表里：一为现象，一为实体。现象世界之事为政治，故以造成现世幸福为鹄的；实体世界之事为宗教，故以摆脱现世幸福为作用”^[40]，即他认为世界是分为两方面：一为现象世界，一为实体世界，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是相互关联的，而联合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就是教育。按照二分的世界观，蔡元培把教育也分成两类：现象世界的教育和实体世界的教育。前者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后者指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就是界于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之间的教育。教育虽然立足于现象世界，不排除对现象世界幸福的追求，其最终的目的却在于追求实体世界的最高精神境界。所以，他认为教育工作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帮助被教育者发展其能力，养成“完全人格”，为人类文化的进步尽一份责任。

（二）造就“完全人格”需要“五育”并举

造就“完全人格”的具体要求就是“五育”的和谐发展，即所谓完全人格的实现，必须通过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世界观教育的和谐发展来实施，这“五育”同等重要，不可放松任何一项。1912年4月，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一文，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他说：“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41]“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是一种新的人才标准，也是对教育价值的重新确立。

蔡元培把教育分为两个方面：一为隶属于政治的，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一为超越政治的，包括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前三者以追求现象世界的幸福为目的，后两者以追求实体教育的最高精神境界为目的。“五育并举”成为蔡元培为培养“完全人格”而制定的教育方针。

一是军国民教育，即军事体育教育。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军国民教育思潮，甚至在清末公布的教育宗旨中，“尚武”也成为其内容之一。辛亥革命胜利后，蔡元培仍然把军国民教育作为五项新的教育方针之一。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教育，但是由于中国所处的特殊环境，即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国内军阀混战，“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这种状况决定了“今日所不能不采者”。由此可见，蔡元培主张军国民教育是为了对外实行自卫，对内为消除军人独裁统治的可能。在1912年《对于新教育方针之意见》中已明确把军国民教育改为体育，他认为体育是培养“共和国国民健全之人格”的重要环节，他说，“健全的精神，必宿在健全的身体”，如果一个人的身体不健康，精神上也必感痛苦，所以完全人格应重体育。

二是实利主义教育即智育。蔡元培指出：“文明国持所以竞争者，非在武力而在智力。”“中国早期的教育制度实际上只重视个人修养的尽善尽美，重视培养个人的文学才能，而不注重于科学方面的教育。”他深知中国近代科技落后，而加强科学技术教育，开展实利主义教育，不失为富国强民、发展国家经济的一项重要手段。所以他在1912年把实利主义教育列为新的教育方针之一。此外，他还认为实利主义教育不仅可以使人学到科学文化知识，受到职业训练，还可以使人的思维“臻于细密”。在学校教育中，蔡元培认为智力培养的重要途径是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于学生来说，不能满足于把教科书熟读了，而是要学会触类旁通，学会从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公理来，学以致用。同时，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个性，使他们能够自由发挥特长。学生有了学习兴趣，再加上教师循循善诱，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智力水平。

三是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德育是形成健全人格的根本途径，在各类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42]。兵强“或溢而为私斗，为侵略”，国富“或不免智欺愚，强凌弱，而演贫富悬绝，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惨剧”^[43]，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虽然是“强国富兵”之道，但仅有两者则不可能受其利，反而会受其害，出现智欺愚，强凌弱的局面，演变为贫富悬殊，资本家与工人间血战的惨剧。所以，还必须进行公民道德教育，这也是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的根本。“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44]。由此可见，蔡元培把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作为公民道德教育的全部内容。蔡元培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作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强调要对学生加强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在获得道德理性认识的基础上，自觉自愿去践行道德。学校应担负起传播道德观念的任务，重视道德教育。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组织了“进德会”，公开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力图通过学校的道德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改变道德沦丧的社会现状。

四是美育。“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45]。“陶养感情”是蔡元培美育思想的核心，正因为美育具有陶冶人的感情，使人的道德品质高尚纯洁的特性，他谆谆告诫：“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46]蔡元培从美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两方面来界定美育的本质：第一美育是一种教育，是美学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统一；第二美育是美的情感教育，其教育方式是陶养。具有现代意识的人不仅需要掌握基本的生存技巧，还需要提高自己对于美的鉴赏能力，具有美的体验。认识美，了解美，才能更好地创造美，也就能身心愉悦地投入社会和谐的建设中。通过美感教育，可以达到对于现象世界无厌恶也无执著，对实体世界非常渴望而近于领悟，达到对世界本性的认识。因此，蔡元培反复强调，美感教育是联结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的纽带，教育家想由现象世界而引达于实体世界的观念，不可不用美感教育。在美育实践上，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期间，首创音乐、绘画等各种研究会，研究美学，进行美感教育，并在北京大学设美学和美术史课程，他亲自讲授美学课；后来担任大学院院长时，又分别在上海和杭州创设音乐学院和艺术专科学校。这一切都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美育的快速发展。蔡元培是中国近代美育的奠基人，他把美育列为教育方针的组成部分，具有积极的意义。

五是世界观教育。世界观教育是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首创。蔡元培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政治家以追求现象世界的幸福为目的；宗教家所追求的是实体世界，把现象世界的文明视作罪恶之源而加以排斥。而教育家，“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于是他提出实施世界观教育，使受教育者立足于现象世界，而对实体世界的绝对自由产生“渴慕而渐进于领悟”，并逐渐和实体吻合，从而获得个性和意志的完全自由。进行世界观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他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

蔡元培提出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就是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资产阶级教育，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规律。就“五育”的关系而言，他认为是以道德为中坚，世界观及美育皆以完成其道德，而军国民教育以及实利主义必以道德为根本。与此同时，五者又不可偏废，他曾借用人体的机理和构造对各育功能及关系，作了形象的说明：“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胃肠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也，用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于神经系，而无迹象之可求。”^[47]而“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也是资产阶级改造旧教育的纲领，是对封建传统教育的否定。完全人格教育思想把个人发展同国家富强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把教育的意义提高到治国安邦的高度，旨在通过提高国民素质来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为此，必须通过完全人格教育，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才能使国家逐步繁盛而不衰亡。

二、办学应“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教育思想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教育领域极力主张民主、自由。

（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提出

1927年，蔡元培先生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又把他的民主、自由思想运用于办学思想中，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这是蔡元培提出的改革北京大学的原则，并成为他发展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的第一次演讲，就明确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48]次年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又强调：“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49]

蔡元培提出这个方针主要有三条理由：

第一，与他的造就“完全人格”的教育目的紧密联系。一个完全人格者，即是能与实体世界相吻合、意志完全自由者。所以，要培养国人健全的人格，就要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

第二，这个办学方针也符合学术繁荣昌盛的要求，给思想以自由发展和传播的机会。蔡元培指出“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治之陋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50]，认为研究学问的大忌，在于知道了一派的学说，就奉为金科玉律，“受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

第三，这个办学方针也是由大学的性质所决定的。蔡元培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高等学府。大学之所以称之为“大”，就在于它能够循思想自由通则，包容各种并峙的学派于其中。“囊括大典”的重点在于对待古今中外的学术典籍上。“网罗众家”重点在于不求全责备、不论资排辈，广收人才，并且恰当地使用。

（二）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改革旧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虽改名为北京大学，但学校沉闷、腐朽的风气未变，学校官僚积习很深、校政腐败、学制混乱、学术氛围死气沉沉，封建传统文化仍占主导地位。于是，蔡元培以“仿世界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51]为方针，对北大进行改革。

1.聘请优秀教师

蔡元培认为，要办好学校，必须有好的教师队伍。北大在改革之前，有很多封建守旧的教师，尤其是文科的教师占了很大一批。安徽桐城派、浙江文学派的教师占绝对优势，学术上毫无生气。为了改变北京大学封建、守旧的风气，“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于是，蔡元培到校不久，就从“兼容并包”的方针着手，招聘各方面有才华的人来任教，“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52]。如聘请了《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请在学术上有突出造诣的胡适、马叙伦、李四光、任鸿隽、马寅初等到北大任教。此后，李大钊、鲁迅也在北大兼课，还延揽了部分思想守旧但确在某一方面饱学有识的名流，如刘师培、刘申叔，辜鸿铭等。蔡元培不仅重视聘请国内的优秀教师，还聘请国外的优秀学者来北京大学讲学。他指出，“从前我们请的外国教习，都是随便由使馆里私人关系请来的，或者所教非所学，或者一意敷衍。这次出去，都要请各大学里大学问家负责替我们介绍”^[53]。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期间，曾邀请法国的居里夫人、德国的爱因斯坦来北京大学讲学。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北京大学学者云集，名流荟萃，形成了近代中国力量最雄厚、影响最深远的文化人才群，为北京大学培养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活跃北京大学的学术氛围

蔡元培所谓“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即是反对宗派习气、门户之见，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认为“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一己”，学术思想问题，应当由各人自由讨论解决。“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到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任其自由发展”^[54]。学术上的派别的划分不是绝对的，他引《中庸》上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也”说：“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就让他们生存，让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55]这样可以开发学生的思路，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我探知的能力，使学生接受不同派别的理论，从而进行比较，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一扫过去腐败的校风，造成了浓厚的学术空气，师生间问难质疑，互相切磋；著书立说，受到鼓励；学术争辩，各抒己见”。人才云集，在学术上各抒己见，活跃了学术氛围，从而使北京大学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

3.整顿学风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学生来此就读的目的“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为了改变学生的这种观念，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就职演说，对学生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曰抱定宗旨。明确提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不可将大学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更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蔡元培做校长之前的北京大学陈腐不堪，学生并不在乎学术教员，而追捧来兼课的政府高官，因为毕业后可倚为靠山；大多数学生不认真读书，只想混张毕业文凭，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所以，他要求北京大学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

二曰砥砺德行。蔡元培指出当时的社会风气恶劣，道德沦丧。要求学生应洁身自爱，严格要求自己，不要被当时的社会风气所污染，并成立了各种学生组织以培养学生的兴趣。

三曰敬爱师友。学生要尊敬教师，以诚相待，以礼相加；对于同学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4.实行选科制

“尊重个性、发展个性”是蔡元培提倡实行选科制的思想基础。蔡元培认为当时的学校还不如书塾、书院，因为院内尚可以自由研究，故能自由发展，而当时学校中实行的学分年制度，“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数种课程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兴味毫无，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阅他书及旷课之弊，而其弊又传染于同学”^[56]，严重阻碍了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于是，他主张效仿美国学校的做法，实行选科制，废除年级制，使学生能够“性之所近”自由选择科系和课程。“学生所选的学科必须经教员审定，因教员知道选何者有益，选何者无益，如走生路，若无人指引，易入歧路”^[57]。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选修科目可以跨系，这是中国的大学选修课及学分制的由来。

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有利于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展，也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体现了蔡元培对知识的尊重、对人才的珍惜。当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非不讲原则，对于那些不学无术、品德败坏者，一律予以辞退。此外，他虽然主张信仰自由，但决不允许在课堂上宣讲教义，也不得举行宗教仪式。

三、坚持民主的教育管理

蔡元培曾表示自己的兴趣在高等学校，因此他的民主管理的思想也主要体现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的所作所为。

（一）教授治校

在学校管理的组织形式上，实行教授治校，这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促进了近代教育的民主化进程，影响深远。在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北京大学的“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所以他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实行教授治校，着手建立了新的学校领导管理体制。“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管行政方面的事务。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58]。教授治校的具体做法：

1.学校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的一切大事、重要方针与决策，一律须通过评议会的讨论并作出决定，然后在全校由各个专职部门贯彻执行。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校长是当然的议长，非教授不得当选评议员。每五名教授中推选一位作为代表入选。

2.另设行政会议，作为全校最高的行政机构和执行机构。下设各专门委员会，由校长和选举产生的各委员长、教务长、总务长以及系主任组成，非教授不得当选。此外，各系还设立系委员会和教授会，具体规划、领导本系工作。

3.设立教务处。1919年4月，废各科学长，成立教务处，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教务长由各系教授会主任推选，任期一年（后来改为固定职务、不再轮流）。第一任教务长是马寅初，随后顾孟余、胡适也都担任过教务长。同时成立总务处，管理全校的人事和财政。

4.废门改系，各系成立教授会。改革前，北京大学设文、理、法、工、商各科，科下设门，如文科下有哲学门、国文学门等。蔡元培上任后，将门改系，系主任由教授互选，任期两年，以后改为固定职务。各系成立教授会，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包括课程设置、学生成绩考核等）。

通过以上领导体制改革，北京大学实现了教授治校和民主管理，加速了现代化进程。蔡元培主张教授治校，是为了建立民主的管理体制，防止校长主观专断，任意办事。这是他的民主思想的反映，更主要的是为了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蔡元培依靠他们来管理学校，不仅彻底扭转了旧北京大学一切校务由校长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的状况，极大调动了教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现了民主办校的生动局面。^[59]

（二）学生自治

蔡元培“发展个性、崇尚自然”的思想使学生不再唯教师是从，给学生以更多的空间，让他们在民主的氛围里培养独立的人格及健全的身心。他对学生说：“我们既认为是人，尊重自己的人格，且尊重他人的人格，本无须他人代庖。”在他看来，学生会闹出种种不遵守规则的事和许多笑话，均是有人代为管理的缘故。他还提出，应该从组织上、制度上落实学生自治。“人人能管理自己，同学能相互管理”，提倡自治可祛除被治之流毒，并由学生向各地传播。学校管理机构应设立学会各自治委员会，负责引导学生自治。他认为，组织学生自治会“可以把治者与被治者分别去掉”，“由学生传之各地方，一定可以提起国民自治的精神”。学生应组织学生自治会，作为促进学生自己努力的机构，从体育、知识与能力以及平行修养方面互相勉励。当时的北京大学成立的许多学生社团，都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是傅斯年、罗家伦组织的新潮社、许德珩等组织的国民社，以及由守旧派教员支持的国故社。

【注释】

[1]冯桂芬：《校颁庐抗议》，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P101

[2]冯桂芬：《校颁庐抗议》，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P123—124

[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80年版

[4]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光绪朝东华录卷一百六十九》，北京复印本

[6]张之洞：《劝学篇》，两湖书院，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刊本

[7]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版

[8]康有为：《日本政变考》卷五

[9]《康有为全集·上清帝第二书》第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P95

[10]梁启超.《康有为传》.《戊戌变法》第四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版，P9

[11]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P62

[12]《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

[13]董宝良、周洪宇：《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P75

[14]《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版，P208

[15]《中国近代教育文选》，P139

[16]《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P38—39

[17]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P932

[18]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P217

[19]梁启超：《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第一集）第二卷，P19

[20]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是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P198

[21]《论师范》，《饮冰室合集·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P144

[2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P144

[23]蔡振生：《张之洞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P28

[24]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第一卷），湖北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P6

[25]《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

[2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27]苏云峰：《张之洞的经世思想》载《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讨论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4年版，P173

[28]苑书义：《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10142

[29]张之洞：《劝学篇》，两湖书院，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刊本

[30]苑书义：《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9704

[31]同上，P9704

[32]同上，P9767

[33]同上，P9740

[34]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P22

[35]苑书义：《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9725

[36]《劝学篇·循序》

[37]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P158

[38]苑书义：《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9]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883年版，P349

[40]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P3

[41]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42]《蔡元培全集》（第三卷），P8

[43]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P9

[44]《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

[45]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美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P174

[46]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P5

[47]《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P135

[48]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49]高平叔主编：《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P59

[50]《〈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P211

[51]《蔡元培教育文选》，P64

[52]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53]《蔡元培全集》（第四卷），P209

[54]同上（第八卷），P511

[55]同上（第七卷），P501

[56]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P672

[57]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P330

[58]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P278—279

[59]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P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