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教育思想_关于蔡元培的故事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教育思想_关于蔡元培的故事

蔡元培一生重视教育，尤其重视大学教育。他的大学教育思想十分丰富，涉及面广。

一、革新目标：使大学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

（一）对大学的定位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是蔡元培对大学、也是对北大的定位。(www.guayunfan.com)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开宗明义向学生提出的要求就是要“抱定宗旨”，他说：“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要学生抛弃升官发财的思想观念，彻底改变放荡冶游、不问学问的旧习，专心向学。

1918年9月20日，蔡元培在这一年开学式演说中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蔡元培实际主持北大校务五年半，对他认定的大学的性质、学生的宗旨和革新的目标，也讲了五年半，可见他对这个问题极端重视。他所说的使大学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并不是超政治、脱离现实的，而是同他“养成健全的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主张相联系的，是摒弃封建性的教育宗旨，为共和政治培养人才。在旧教育思想中，“学而优则仕”，读书是为了成为“人上人”，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而蔡元培把大学定位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破除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观念，使那种“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观念转变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以大学为“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转变为“共同研究学问”。这个转变，对大学的性质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对学生来说，就是蔡元培所希望的，要有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所以，蔡元培对大学的定位具有进步性和时代性，对于奠定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是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

蔡元培对大学性质的定位，也成为他革新北京大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从管理体制到学科改革，从办学方针到课程建设，从注重学理到营造校园文化学术环境，都是围绕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这个宗旨和目的展开的。

（二）建立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教育的资产阶级先进代表。他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影响。在政治制度上，他赞成议会制和内阁制，反对专制独裁；在学校体制上，他反对校长权力的过分集中，主张民主办学，成为国内提倡教授治校的最早一人。

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主持设立了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利机构。

当时的北京大学

1917年12月，学校评议会议决通过了各学科教授会组织法，随后由蔡元培主持分别按学门成立教授会。除评议会仍为全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利机关外，还建立了以下几个机构：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及教务处，总务处。这样，在北京大学就基本上确立了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

全校工作设立四种机构分别管理：评议会，司立法；行政会议及行政委员会，司行政；教务处、各学系教授会、预科委员会和研究所等，司教务；总务处，司事务。这些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体现了蔡元培的大学管理思想。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不仅创立了上述各种会议制度，健全了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提高了工作效率，加强了全校统一管理，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作风民主，凡事都让大家有机会尽量发表意见。各方面的人员一经任定，就信任他们，把全部工作交给他们负责，不去多干涉，所以能人尽其才，使他们能够施展自己的抱负。这种教授治校的原则，在当时处在封建军阀统治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对把学校建设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确立以文理为主的大学格局

1922年9月出席华北大学开校仪式，二排右六为蔡元培

在健全学校管理体制的同时，蔡元培还对北京大学学科的设置进行了改革，推行他对大学的理念。原来北大是文、理、法、商、工五科并立，没有重点，“而每课所设，少者或止一门，多者亦不过三门”。经过蔡元培的筹划，北大的科系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蔡元培任校长时的北京大学第一院

1.扩充文、理两科。这是学科改革的重点。

2.法科的调整。北大原有的法科较为完备，设有法律、经济、政治三门，学生人数也是全校最多的一个科。具有独立的条件，因而他计划将法科分出去，与法专合并，组成专授法律的法科大学。

3.商科和工科的归并。仿照美日等国大学法科兼设商业学之先例，将商科改为商业学而隶属于法科。

4.预科的改革。改制以后，取消了原来的预科学长，将预科分别直属于本科各科，为直接升入各科做预备，并受本科学长的管理。预科中主要的课程，均由本科教员兼任。这样，预科的课程和本科的课程衔接起来，纠正了预科脱离本科的独立状态。

蔡元培考察了科学演变的历史及其发展趋势，看到了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和相互交叉的特点，他反对“专己守残之陋见”，主张学科之间相互学习和补充，他指出：“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主张北京大学办成文、理科为主的大学外，还必须融通文、理两科的界限。学习文科各门的学生，不可不兼习理科中的某些门，如学习史学的，须兼习地质学，学习哲学的，须兼习生物学等；而学习理科的，不可不兼习文科的某些门，如哲学史、世界史等。

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对北京大学革新时提出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办学方针，同时也是他的大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他的这个办学方针，吸取了西方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经验。他曾说：“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同时，他也从我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推崇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精神，反对董仲舒独尊儒家的主张。于是他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采兼容并包主义”，主张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聚集人才，以求大学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

从一定意义上说，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破旧催新的巨大作用，一个生机盎然、奋发有为的新北大脱颖而出，一扫过去暮气沉沉、陈腐不堪的习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

兼容并包体现了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精神，他认为对于治学者来说，“最忌的是知道了一派的学说，就奉为金科玉律，以为什么问题都可以照他的说法去解决，其余的学说都可置之不顾了。”

在蔡元培支持关怀下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杂志

蔡元培采兼容并包方针，不拘一格广泛延揽人才。同时他对教员的选择，又坚持了很高的标准。

第一，他提出“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这就是他所说的教员要“积学与热心”的标准。

第二，对教员的品德也有一定的要求，即“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

第三，要求讲究教授法。蔡元培很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指出：“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下自由的研究学问的。”他要求教员能够引导、启发学生从事研究，反对那种“注水入瓶，注满就算完事”的教学方法，认为大学中，“全为注入式的讲义，课程繁重，使学生无自修之余暇，又安有自动之机会”。因此他曾把研究“教授法之良否”作为学科教授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他到校后，即针对当时北大教学上的弊病，把“改良讲义”作为一项重要计划提了出来，主张“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采取每门课都发给学生纲要式讲义的办法，对改进教授法起了很好的作用。当时北大教员的讲义多是随讲随印随发，由于将讲演内容印成讲义分发，与口授不同，教员编写时自然格外要求材料精确明晰；课堂讲授时也不便简单重复讲义内容，这就需要择其要求作新的补充和发挥；同时也不能年年照发旧讲义，而必须有新的增订和安排，所以这样做对教学双方都大有益处。当时北大一些教员为学生所编写的讲义，经过修改润色后，就是一部学术著作。由学校出版的一套《北京大学丛书》，其中如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许宝衡的《新闻学大意》，胡均的《中国财政史讲义》，陈映璜的《人类学》等，都是由讲义而成书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对中国小说史具有开山意义的辉煌著作，它也是鲁迅这时在北大讲课用的讲义修订而成的。

1917年6月与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第一届毕业班师生合影，前排右五为蔡元培

第四，对教员的教学任务也提出了一定要求，原先北大教员中兼课之风很盛，而法科教员中也多是有政府官吏兼任。蔡元培到校后，增加了专任教员。并发出通告规定教员担任教课钟点办法。按照这个办法，本校专任教员不得在他校兼课，而政府官吏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这时北大教员分教授、讲师、助教三种，助教不授课，志在系里任制定的助理工作，教授与讲师均授课。教授为专任教员，如教授改在其他机关任职，其在本校职务改为讲师。

可见，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并不是一种无原则、无目的，新旧、良谤混杂的放任方针，而是以扶植新派人物，促进新思想传播，以适应革新需要为前提条件的。

三、学制改革与课程建设

（一）实行选科制

蔡元培在对北大的改革中，确立了以文理两科为主的预科，本科和研究所三级学制，并规定了相应的学习年限。与此同时，还改年级制为选科制，这是蔡元培对北大进行学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表现了他尊重个性、反对强求一律的教育思想。

按照原来的旧学制，各系所开设的课程，对本系学生均为必修科，且各系学生不能兼习他系课程。蔡元培认为：“年级制之流弊，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几门课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兴味毫无，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阅他书及时时旷课之弊，而其弊又传染于同学。”实行选科制，学生除了本系规定的必修科外，还有在总学时中占有一定比例的辅助学科作为选修课程，可供自由选择；选修科可以听本系开设的课程，也可以选习相关学系开设的课程。这样可以发挥学生之所长，研究他们所向往的学科。学生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即可结业。

（二）融合中西文化

蔡元培在课程改革和建设上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反对专己守残之陋见，对中西文化要兼收并蓄，择善而从，融会贯通。

首先，积极主张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提出大学教学内容要对“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北大原来设有“中国哲学门”，一位学生曾建议改为“哲学系”，不局限于一国哲学，而要包括世界各国的哲学。这个建议和蔡元培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相一致，因此他接受了这个青年人的建议，后来就在北大成立了哲学系，讲授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哲学史和哲学流派。理科的一些课程教材亦多采用各种的科学新成果。

为了更好地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蔡元培是重视学生的外语学习的。以世界语为例，北大是我国提倡世界语较早的一个学校。蔡元培主持北大后，即聘世界语学者孙国璋来校主讲世界语，于文科设立讲习班，参加学习的达到五百多人。

其次，认为对外国学术文化应重在消化，反对简单模仿和全盘欧化的错误倾向。蔡元培认为：“人类之消化作用，不唯在物质界，亦在精神界。一人然，民族则然。”“消化者，吸收外界适当之食料而制炼之，使物化为本身之分子，以助其发达。”因而消化是以“我”为主体，对于欧美各国的学术文化，“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切忌“浑沦而吞之，致酿成消化不良之疾”。他引用孔子的的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蔡元培既承认我国的古代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值得后人继承发扬，又反对“全盘欧化”，反对简单的模仿，生吞活剥外国的东西。他殷切地告诫人们，在向外国学习时要重在为我所用，要吸收而消化之，切忌为他人所同化。

再次，蔡元培认为吸收外国文化，不仅要吸收外国文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方法，并运用这种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旧有文化，以创造新义，求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他主张中国不但在“发明的科学”（指自然科学）方面应采用“西洋方法来试验”，而且“就是中国固有的学问”，即人文方面，“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他。”1921年6月，蔡元培到美国考察教育时，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讲演中，曾阐述了人类文化历史演进的规律，他说：“综观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生一种新文化。”这种借鉴与创新的统一，表现了蔡元培进步的中西文化观。

北大学生感谢校长蔡元培（中坐者）发起救灾活动时合影留念

蔡元培在关于融合中西文化主张中，还提出要开设中外文化相比较的课程。他说：“治一国文化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这时国文系除开设本国文学、文学史课程外，还开设了外国文学著作宣读、外国文学史等课程，以资比较。

值得指出的是，蔡元培在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中，还明确提出：“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注意我国文明输出。”在他看来，国际和平的取得，是以互相了解为前提，而“现在欧美大势，中国人已经渐渐了解；独是西方人对于中国，不了解的很多”。

除了在课程建设上注意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文化外，蔡元培还重视直接邀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校讲学。1921年蔡元培到欧洲考察教育时，曾亲自分别访问了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邀请他们来华讲学。

（三）注重学理研究

在课程设置上，蔡元培十分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

他在解释学术这一名词时，认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而文、理两科都属于学理的范围。这里所说的学理，就是指基本理论的学术和研究。他论及中小学基础教育（即普通教育）和大学专业教育（即职业教育）时，都很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他认为基础教育有如房屋的地基，专业教育有如地面上的亭台楼阁，未有地基不牢而能建起高屋的。他不赞同中学实行选科制和文理分科制，就是重视基础知识的教育的表现。他强调中学的主要课程，特别是语文和数学两科所学的内容，是学生毕业以后无论学文或是学理都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在大学的专业教育中，他同样重视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学习，强调学生必须具备比较全面的知识。他曾说：“大学宗旨，凡治哲学文学及应用科学者，都要从纯粹科学入手，治纯粹科学者，都要从数学入手，所以各系次序，列数学为第一系。”

为了使学生具备比较全面、宽厚的基础知识，蔡元培还提出沟通大学文、理两科的主张。他认为文、理两科的截然划分，和近代科学相互联系的事实不相符合，他说：“文科的哲学，必植根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

为了不断提高教学质显，加强学生对基本理论的学习，蔡元培还十分重视教师的科学研究工作。他认为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一个教员如果不从事科学的研究，则他的教学就难免不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的状态。在蔡元培的提倡下，这一时期北大文、理科教员中的学术研究取得了进展，对教学起了促进作用。

思考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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