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教育_关于蔡元培的故事

情系教育_关于蔡元培的故事

蔡元培一生著作颇丰，但作为大教育家，对教育的情有独钟决定了他对教育的论述占比最大，这其中就有他对家乡教育的深深情结。下面编选的是他对家乡教育的一些文字，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编印切音课本的说明（节选）

（1898年12月24日）

……(www.guayunfan.com)

今年冬，为中西学堂定蒙学课程，欲以切音为学子识字之初桄，沟通西音之捷径，商量旧学，尤惬心者。于箧中检所谓总□图而读之，持较诸家，实有数善：以入声建首，而公弓孤居，混易辨，一也。以五声均具之十一部为本，而以其溢出为余声，近似者为半声，无杂厕见□之弊，二也。谓第四声及余声大抵有阴声，而阴声大抵有音无字，为前人所未言，三也。惟入声亦有阴阳，而谓阴声与阳声同入。又所著之字，古音、方音多与吾乡不合者，今一切以己意更定之。凡无字之音，用汉人譬□为音，例以吾乡谣谚注焉，期易读而已，不暇为作者计也。郑人买犊，齐匠斫木，张氏见之，盖不免病我狂哉。

（据蔡元培手稿）

题绍兴府学堂养新书藏联

（约1898年）

吾越多才由续学，

斯楼不朽尽在藏。

（据《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会稽徐氏十四经楼藏书记

（1896年11月30日）

名山……三百，支山脉之，径水十二，枝水委之，经书十四，而天下之书胎繁矣。盖古者“六经”，《乐》亡于汉，《诗》 《书》《易》《礼》《春秋》，五而已。自唐及宋，以《春秋》系《左氏传》，益《公羊氏》，若《穀梁氏》，若《周官》，若《小戴记》，为“九经”。益《孝经》，若《论语》，若《孟子》，若《尔雅》，为“十三经”。益《大戴记》，为“十四经”。夫《礼》二记，《春秋》三传，《尔正》，经之孽也。《周官》，经之衢也。《孝经》《孟子》，经之别也。后之儒者，以经之微言大义具焉且古，乃诂而疏之，因类聚以为经。盖先秦经儒之言具备，而后世贤人君子铨才畸士之作，其宗派莫遁焉。是故史官之记，派乎《书》《春秋》；诸子之言，派乎《论》《孟》；诗古文辞，派乎《书》与《诗》；正名辨物校勘考订之学，派乎三《传》、二《记》、《尔雅》；章程律令之属，派乎《周官》；通礼之属，派乎《礼》；方技之流，祖乎《易》。彼夫《七略》《七志》《四部书目》所著录有溢于此者乎？故夫经者，古义之总龟，群籍之□简也。福钦世叔富藏书，而以十三经名其楼。盖所谓读书家之藏书，异于辨板本、较楮墨以横通鸣者。太史公谓儒者博而寡要，刘子骏谓博士专己守残。倾群言之液而衷诸经，非有要乎执经之权而拟议于古今赜动之迹以穷其变化，非爱古而广己者乎。呜呼！学问之道，鉴于是，思过半矣。

（据蔡元培手稿）

记绍兴志学会的三大愿

（1906年）

二十五年前，绍兴有一个志学会。会员的姓字，现在还记得起的，是周亦辉、王积堂、周味莼、戚升淮、程伯棠五君。周亦辉是程朱派，王积堂是陆王派，这两位是领袖，虽然学派不同，在会中却没有闹过意见。后来王君及二周君先后病故，戚君专心做官，程君闻也在宦途讨生活，志学会久已无形消灭了。

他们用功的方法是看书，写札记；把札记互相传观，加以批评。札记的内容，大约与宋儒语录相类，我曾见过一两册，也都忘了。

但闻他们有三大愿：（一）愿天下无贫人；（二）愿天下无病人；（三）愿天下无恶人。当时我的朋友，大半是治汉学的，把他们的三愿传为笑柄。但我觉得这三句话，确是言简意赅，颠扑不破，所以至今还没有忘掉。

现在社会上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贫富不均么？不是资本家与劳动家的关系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现在正逐渐进行。虽然完全解决的希望，一时还难达到，然也不见得永不能解决。将来工作与享用的支配，果能均平，就没有富人，自然也就没有贫人了。

现在卫生学非常发达，似乎人人可以却病。但因贫富悬绝的缘故，贫人的衣、食、住，决不能按照卫生的法则，富人又因有骄奢淫逸的力量，故意造病；医生呢，又因避贫求富的缘故，或者不能御病，反来助病。要是到了没有贫人的时候，这种弊端都没有了。卫生学的进步，就是卫生术的普及，渐渐推行，或者可以达到没有病人的境界。

照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罪恶，都是由贫富差别而起的。俗语说：“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就是这个意义。照犯罪学家的看法，许多罪恶，都是由病而起的。无论何等犯罪人，都是受他生理上病的影响。要是世界上已经没有贫人，没有病人，那里还有罪人呢？

他们的三大愿，照现在社会进行的速率推想起来，不到百年，或者可以完全达到。志学会诸君，虽没有寻到（到达）这种目的的方法，但是他们的志愿是不错的。我所以记出来，兼且说明一番。

（据周祖琛编《惕斋续集》附录，诵芬馆乙亥年夏月刊印）

绍兴东湖二级学堂章程

(1901年7月19日)

一、同志旧拟初级学堂章程，近于各乡试办两三处，确有成效。今特设二级学堂，以为初级卒业生进步之资，略如日本高等小学校。

一、二级学额，佑以四十人为限，自初级卒业生外，凡自修学诣已与初级卒业生相埒者，皆著录。

一、学科仍依初级之例，为五种：

一、经学，本分为伦理通论、政事通论两种，每种分为浅、深两界。今已于初级卒业伦理浅说，当进以伦理论之深者；政事论之浅者，于二戴记、《春秋》三传及《孟子》中，选录演讲。

一、史学，分为地政、国政两种。地政者，由地球上形势、物产而发明其与人事相关之故。国政者，专指君官所图之事。各分详、略两种，略说合全地球言之；详说先本国，次东洋诸国，次西洋诸国，皆据现行事例为说，不及古事。

一、词学，课论说，读诗歌，并授英国语言文字。

一、算学，已于初级卒业数学，宜进以代数初步，几何初步，即以两备旨为课本。

一、物理学，以西学启蒙十六种中之生理学、地质学、动植物学、化学为课本，略购仪器，以备试验。

一、教习四人：日授经学及本国词学者，日授史学者，日授英文学者，日授算学、物理学者。

(据蔡元培手稿）

《绍郡中西学堂借书略例》序

（1899年2月）

甲午以来，屡奉明诏，广厉学官……。吾乡士流，咸兴于有用之学，然而其途至啧，其书至繁，非寒士所能具也。爰有巨子创为借书之约，和咻杂出，事遂中辍。元培闻而甚惜之。今年承乏学堂，悯藏书之寡，购之则绌于费，欲佽助于有力者；又念藏书既多，当广之，使不侸学堂者亦得就而借焉。为学堂立法，而即寓借书约之美意于其中，当亦诸君子所许也。爰缮略例，企欢成。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

蔡元培谨识

（据绍兴鲁迅纪念馆藏件）

绍兴府学堂学友约

（1899年11月）

学堂衰有书院，书院弊有学堂。朝三暮四，新耳目尔。然而据乱而作，一无凭借，教术不一，课本不定，迂道而无津，倍事而无功，使学者群以为外国语之肆，悲哉，与书院何异。虽然，教术可订也，课本可编也。有丁许之助，攻错……之资，何志不成！何弊不绝！爰仿外国学堂评议员之例，广援同志，联为学友。先缮规约，具如左方。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

蔡元培谨识

一、学友须已通国文溥通学，而究心教术，不沾沾于利禄者，始敢引为同志。

一、学堂办事授业之章程，学友有欢成纠正之责。

一、学友有志学算及外国语者，可住学堂，不必出膳金，惟须为学堂编教科书，或任检束学生之责。

一、学友自住学堂外，皆以议期集议于学堂，以每月十五日为通常议期。相去一、二日程者，毕集以孔子生卒日（生日八月二十七日，卒日二月十一日)为特别议期，无论远近毕集。

一、学友有不住学堂而愿自编教科书者，书成，经诸学友评议。足为善本，则由学堂酌赠经费，且为付刻，仍署编者名。

（据绍兴鲁迅纪念馆藏件）

绍兴教育会之关系

（1903年3月8日）

诸君皆绍兴人也，试思绍兴者，何人之给与乎？绍兴一切之事，何人之责任乎？一家之中，家用之备予，子弟之良否，其为家之人之责任，无可疑也。即使家之人以事远游，其恐家用之不足而补助之，恐子弟之荒嬉而劝勉之，其责任终无可谢也。然则吾辈既为绍兴之人，见绍兴一切之事，非即吾辈之责任乎？顾吾辈责任，莫大于高绍兴人之人格，而使无为世界上了无关系之人。请诸先言往事，绍兴之农勤而耐久，二府之中，几无隙地，而浙西江南垦荒之民，绍兴人辄占其一部，南至闽粤，西抵川藏，皆有绍兴人之足迹。酿造一之法，冠绝全国焉，是为买业界之势力。自汉以来，儒林、文苑诸传，无不有绍兴人者，而王阳明氏之道学，及今尚为海外哲学之一派，黄梨洲氏且得东方卢骚之目焉，是为学问界之势力。数百年来，以吏治国，而吾绍兴人能利用之日幕友，日胥吏，此二者在今日既为国人所唾骂为亡国之媒，然其时民权未昌，宪法未立，所谓神圣不可犯者，吏而已矣，因而利用之，是亦天演体合之通例焉，是为政事界之势力。虽然势力无常，与时相嬗，胶柱不变，终以绝灭。

诸君今日之时如何乎？大地交通，智力相竞，实业家无不本学理，洞国情，联群力，有吸收全世界利权之势。彼闽广人农作异国，钤辖外商，尚不免奴役隶齿之苦，而况绍兴人之局促域中者乎？学问家无不通古今，赅中外，因情所近，成一家言，而吾绍兴人自营官立数学堂外，无可硉业；游学日本者，不过二十人，欧美则无势［之］。观地方制度同焉，政治家无不乘民族扩张之道，而吾绍兴人以一朝之例自封者如故焉。鸣呼，率此以往，其趋于衰歇、降于卑贱也不远矣！夫使绍兴人诚不知衰歇、卑贱之将至则亦已耳。

今者，诸君殆皆知之，而卒无以救之者，何焉？教育不兴故也。夫教育者，非徒一二学堂之谓，若演说，若书报，若统计，若改革风俗，若创立议会，皆教育之所范围也。即以学校而言，非以循例之中、小学校而已，自幼稚园以至于成学之研究，其级若干；自农桑商工以至于政治法理哲，其科若干。此尤教育之首要也。

然而，以此烦重之重任，尽委之于家居之绍兴人，风气之未开，交通之不便，即有深识热心者大声而提倡之，殆不足以集事；是非合一切家居、远游之绍兴人而合力以图之不可。上海，全国交通之毂辐也，内之可以输进文化，外之可以联络声气，非于此设一教育会以媒介之无不可。且上海者，欧化输入之第一步，无论工商，势必多见闻，比例视内地各省为开通者也，于此而不能有所立，则亦何怪故乡之无所鼓舞，而流寓各省者之莫视故乡而一无助力乎？诸君果欲吾绍兴人之与世界进化而为世界极有关系之人，以无至于衰歇而行卑贱也，则请于今日赞成此绍兴教育会之举，以为合力行事之基地焉。

（据《苏报》1903年3月12月13日）

绍兴推广学堂议

（1899年12月）

痛乎哉，西人之论中国也，日：“中国号一统，实二十二小国也……。乌呼，岂直二十三行省而已！省之下，道若府又自为国也；府之下，州若县又自为国也；州若县之下，村若肆若塾又各自为国也。举一事，兴一利，名一而实百，甲黑而乙白。由今之道，毋变今之俗，虽芸千圣之粹言，胪五洲之良法，为拙御易车，为拙庖更刀，必无济矣。

且今天下志士，所抵掌奋谭，为保国强种之本者，非学堂也哉。甲午以后，中国睡而将醒，兹事稍稍萌芽矣，然而其数殆可以屈指计。此屈指可数者，犹复府与县相刺，都与省相糅。卒业于此者，不能达于彼。其故何哉？曰：宗旨不一也，阶级不差也，师范不同也，课本不编也，公费不筹也，学友不联也，是以师烦而任难，学散而效寡也。

且夫矫六者之弊，而实事求是，岂难也哉。然而吾欲矫之于天下，而二十三行省者，吾未能户说也。吾欲矫之于浙江，一行省而十一府者，尚未能遍历也。层台基于尺土，乔木孕于寸萌。吾姑起点于吾绍兴。绍兴者，八县而已。言语同，风气同，其贤士大夫，吾所与上下其议论者也；吾亦闻名而心许者也。乌呼，庶亦闻狂瞽之言而欢成之提挈之欤？谨条其大例以俟焉。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

山阴蔡元培识

（据绍兴鲁迅博物馆藏件）

为敬敷义塾所撰楹铭

（1896年11月6日）

师道立则善人多，五品能驯，名义无忘推帝俊；

学馆起而吏民爱，七经还教，循经终古颂文翁。

（据蔡元培手稿）

在绍兴学务公所成立会上演说词

（1906年4月22日）

个人之寿有限，而社会之寿可以无穷。然社会之寿亦有短于个人者，其原因亦复不同。约而言之，不外二端：一内伤，一外伤。个人之内伤，或先天不足，遗传弱证。或七情过度；社会之内伤亦然，或基础本不巩固，或内部自起冲突是也。个人之外伤，或受自然界之影响，或受传染病之妨害，或受仇敌之杀害；社会之外伤亦然，随世界之进化而忽成废物，如因科举而设之社会，至今日而全废，此犹个人受自然影响之例也；外界之社会无一不腐败，则此一社会不能不受其传染之腐败而同归于尽，此犹个人受传染之病也；受反对之攻击而解散，此犹个人受仇敌之杀害也。

故一社会而冀其长寿，（一）基础不可不坚固，（二）社会中人不可不协和，（三）不可不随社会之进化而与之进化，（四）不可不有独立自营之性质，而无为不良之社会所熏染，（五）不可不有自固之力，虽日受反对者之排击而不顾。

今之山、会两县学务公所，亦社会之一种。今日开办之期，□由。

（据蔡元培手稿）

锲斋记

（1896年11月21日）

吾闻之吾友薛君，孔子以后，儒派为二，荀、孟……而已。孟氏尊德性而归于自得，自宋以来，主静以立极致良知以为天下大本者宗之。荀氏道问学而要之于知止，自汉以来，以经义治事、以威仪通礼意、以即物穷理为致知诚意之本者宗之。孟氏之论学也，日养日达，而程其功，则日扩而充之。荀氏之论学也，日蜕而积，而程其功，则日锲而不舍。孟学之徒，尊见而捷悟，其极至于以六经注我，以心之神明为圣，非高明之质，鲜能持其说。而荀氏之徒，沉潜竺实，有坛宇，有阶陛，虽中庸之材，乡曲之士，咸有依据。是以为孟学者，若宋若明，间世而一见。而荀学，则汉之儒林，宋之道学，国朝经史考订之学，皆其家法也。夫经者，所以明道；史者，禅捈事俗之繁变，以证道之赜。为经学者，琐屑于故训，诘屈于物名，牵连于科例，多连博贯，而后识义理之归，其迂回如是。为史学者，校雠于时月之先后，地势之险易，人名、官制之同异，而后有以稽政治之中失，人事之是非，其杂糅如是。呜呼，是皆锲而不已之说也。

上虞陈子级三，勉力经、史之学，而撷荀子语铭“锲”于读书之室，盖审于宗派者。爰推吾友之说，以证成其义。

（据蔡元培手稿）

除了元培先生自己的著作，我们还可以从一些研究蔡元培的文章中看到先生对故乡教育的关心。

蔡元培和绍兴三学堂

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以清同治六年出生于绍兴笔飞弄一个商人家庭里，少年仕途顺利，十六岁中秀才、廿二岁中举人、廿三岁中进士，后选入翰林院任编修；这是当时一般封建士子所梦想而不可得的。如果追求名利，继续埋头经书似乎大有前途。当时他受到中日战争失败的刺激，决心抛弃旧学，开始涉猎西方文化。戊戌政变后，他认为康梁变法维新的失败在于“不先培养革新人才”，于是毅然辞官南归，想从改革教育入手，来拯救国家的危亡。

他首先回到故乡绍兴，实验性地创办起一所废弃封建礼教、宣扬西方文化的学校，名为中西学堂，自任校长。这所新式的学堂比官办的绍兴府学堂早三年左右。在他办的这所中西学堂里，不读四书五经，不讲忠君尊孔，改革了学制，修订了课程，设置了旧式书院里未曾见过的新课目——格致（物理）、化学、数学、生物等，并大力宣扬富国自强的爱国思想。他在办学的实践中，初步摸索革新教育的经验。

在他的影响下，徐锡麟、陈志军办起东浦热诚学堂；徐仲卿也开办大通师范学堂。这便是著名的绍兴三学堂。以上这三所学堂，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摇篮之一，对反清斗争起积极作用。

当时，蔡元培为了扩大影响，从绍兴转往上海，创设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女校，并在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兼课。1904年他组织革命的光复会，担任了光复会的会长。徐锡麟等都由蔡元培亲自吸收入会。在绍兴方面徐锡麟、陶成章后来都成了光复会骨干。著名的女英雄“鉴湖女侠”秋瑾，在这年年底从日本返回绍兴路过上海时，曾亲往虹口爱国女校拜会蔡元培，参加了光复会。1905年，蔡元培和秋瑾都参加了孙中山刚发起不久的同盟会，蔡元培担任上海支部部长，秋瑾担任浙江主盟人，他们成为一条战线上的战友。1907年，蔡元培回绍兴一次，曾去中西学堂讲演。不久赴德国深造。

就在这一年，秋瑾主持大通学堂校务，以大通学堂为革命据点，购买枪械；训练学生，联络会党，秘密组织光复军。陶成章深入民间去广泛发展光复会会员。徐锡麟也离开热诚学堂去安徽策划起义，准备浙皖同时举事。不幸，徐锡麟等杀死安徽巡抚恩铭后被捕；浙江武义、金华的起义也相继失败，清兵包围绍兴大通学堂，秋瑾与一部分学生抗敌被俘。当时在学堂里被搜查出《普告同胞檄》 《光复军起义檄》《光复军军制》等文稿。

这次大通学堂事件和秋瑾等的殉难，震撼了中外舆论，为辛亥革命揭开了胜利的序幕。四年后终于全国爆发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大通学堂惨案发生时牵连了许多人，蔡元培因已远涉重洋未及于难。他虽未直接参与这次起义，然而从他首创绍兴的学堂和首倡光复会革命组织的角度来看，他对这一系列的爱国运动，实在有着一定的影响。

蔡元培后来担任孙中山政府的教育部部长，对全国教育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改革方案，他改订教育工作的宗旨，制订出普及教育的计划。袁世凯复辟破产后，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改组了这座最高学府，把北大办成百家争鸣的园地，并成为“五四”进步思潮的基地，其贡献是巨大的。追本溯源，他对教育事业的尝试是从绍兴和上海开始的；因而他的重大成就，同他在绍兴、上海办学期间积累实际经验具有一定关系。

（作者　邹身成）

蔡元培与绍兴中西学堂

蔡元培实践他的教育救国理想是从绍兴中西学堂开始的。

经十天的行程，蔡元培于1898年10月26日晨，回到阔别多年的绍兴老家。此时的绍兴，与他四年前北上进京任职翰林院时已有所不同。受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的冲击，绍兴城内也出现一批热心讲究西学的有识之士。就在蔡元培回绍兴的前一年春，本城县绅徐树兰和绍兴知府熊起幡利用当地公款，创办了绍兴唯一一所新式学校——绍郡中西学堂。

中西学堂以古贡院山会豫仓为校舍。这里环境幽静：校舍的前面是一条清清的小河，河的对面是葱绿苍翠、拔地而起的龙山，古龙山书院就在山的另一坡。学堂依学生程度分为三斋，略如后来的高小、初中和高中一年级。徐树兰自任督办（即校董），另聘一人为监董（即校长），主持校务。先后出任监董的有何琪、何寿章、章成达。蔡元培回到绍兴后，适逢章成达辞职。于是，徐树兰和绍兴知府熊起磻便于是年12月聘请蔡元培主持校务，名称也由监董改为总理。

蔡元培任中西学堂总理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聘请称职教师。他在接办学校的第六天，便将所聘教员名单报知府熊起磻批示：由马用锡（涓莼）任经学、史学、词学教员，薛炳（阆仙）为经学、词学教员，马章（水臣）、冯学书（仲贤）为词学教员，赏乃勋（星槎）、褚闰生为蒙学教员，蓝寅（筠生）、俞埔（伯音）、陈风锵（子仪）为英文教员，戴儒珍（铭甫）为法文教员，杜炜孙（亚泉）为算学、物理教员，寿辅清（孝天）为算学教员。这些教员，都是当时绍兴“极一时之选”的人物。为提高学堂的教学质量，蔡元培还不惜重金聘请外籍教员，如学堂先后聘请日人中川外雄、藤乡担任日文和体操教员，月薪高达50圆。

蔡元培所做的第二件工作是想方设法购置图书和教学仪器设备。接办学堂伊始，他便在校内设立名曰“养新书藏”的图书馆，并手订借书条例15条，规定除本校师生借阅外，校外凡助银10元以上者，允许1人借书，50元以上者，允许4人借书，其余以此为差。一方面利用社会力量增加学校的藏书，同时学校丰富的藏书有偿向社会开放，取之于社会，又服务社会，使学校、社会双方受益。平时一有机会，蔡元培总是托人求购各种新书和有关教学仪器设备。1899年6月，校董徐树兰前往上海，蔡元培即托其购买日本教育社物理、化学、助力器械及化学药品和动物标本，并写信给上海的张元济，托其代购南洋公学所编书籍。此外，还曾托徐树兰之子徐显愍从日本东京购得日本所制小学物理器械第二号1组，共33种；化学器械二号1组，包括药品共31种；化学标本1组，40种；庶物标本1组，200种；动物标本乙号1组，85种；植物标本乙号1组，105种；矿物标本乙号1组，65种；另三球仪1架，三角及两脚定规3具，助力器模1组，8种，立体几何1组，平面几何1种。由于蔡元培的重视，中西学堂成为当时绍兴藏书最丰、教学仪器设备最好的一所新式学校。

在教学方法上，蔡元培实行因材施教：首先根据学生国学程度的高低分为三斋，分别教授国学课程，第一斋为蒙学斋，第二斋为词学斋，第三斋为理学斋。但同时学生又可按自己算学、外语的程度，到不同的级别去听课，并不受原来所在斋的限制。例如，有的学生根据其国学程度被列在第三斋，但外国语可到第二斋就读，算学或者可到第一斋学习。

但同时蔡元培对同学们管理甚严，手订学堂授课及作息时刻表，规定学生每天早展5点起床、盥洗，6点吃早饭，上午7点外语及算学各班上课，12点吃午饭；下午2点起，国学（读书、温书、讲书）各班上课，6点体操，7点晚饭，8点余课，9点就寝。此外，他还聘请诚实笃厚的胡钟生为监学，在大门左傍辟一房间，监视学生出入，另每一斋派一国学教员督导学生攻读。

在蔡元培的严格管理下，当时在中西学堂就读的学生，不少在后来文教界有所表现。如后来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和地质学教授王烈，便是那时候第一斋小学生。后曾任中央研究院秘书的马禩光和任浙江省教育厅科员的沈光烈，则为第三斋的高材生。其他较有名气的还有许寿裳、寿昌田、李雪身、蒋梦兰、蒋梦桃等。

蔡元培所做的另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是增设课程。在他掌校期间，中西学堂的课程除讲授中国文学、经书和历史之外，还开设了西洋学科，如物理、化学、动植物学、算学（包括代数、几何）、外国语（英文、法文、日文）和体操等。尽管绍兴中西学堂讲授的西学知识还十分粗浅，但在当时却起到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特别是化学、动植物学等课程的开设，不但使学生们接触到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激发了他们的科学兴趣，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观念。

当时在第一斋念书的蒋梦麟后来在《西潮》一书中就提到中西学堂所设课程对他当时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他这样回忆说：“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来的闪光；雷的成因也相同，并非雷神击鼓所生。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从基本物理学我又学到雨是怎样形成的。巨龙在云端张口喷水成雨的观念只好放弃了。了解燃烧的原理以后，我更放弃了火神的观念。过去为我们所崇拜的神佛，像是烈日照射下的雪人，一个接着一个融化。这是我了解一点科学的开端，也是我思想中怪力乱神信仰的结束。”

然而，教育救国的道路也不平坦，同样充满新旧斗争。在绍兴中西学堂，蔡元培、马用锡、杜亚泉、胡道南等新派教员受西方思想影响，笃信进化论，或在校内宣传民权、女权思想，反对尊君卑民、重男轻女，或主张革新政治，改良社会，他们的言行引起校内一些旧派教员的忌恨。特别是在每日午餐饭桌上谈及有关社会风俗和政治问题时，新派教员人多势健，而旧派教员则势单力簿，在辩论中每每居于下风，在学生面前大失面子。于是，他们便迁怒于蔡元培，向徐树兰打小报告，控告蔡元培言论过于激进，用人有误，经费及学校管理不善等等，试图将蔡元培排挤出中西学堂。在旧派教员的鼓动下，校董徐树兰便于庚子年（1900）正月二十六日出面干涉，来书要求蔡元培将本月二十一日清廷一道有关“正人心”的上谕抄录悬诸礼堂。这则上谕是清廷镇压戊戌变法后向同情变法维新人士发出的一道威胁，里面指斥同情与支持变法者为“援引匪人，心怀叵测”，警告士人们今后“自当以名教纲常为己任，以端学术而正人心”。对此，蔡元培断然予以拒绝。他在复徐树兰的信中毫无顾忌地指出，所嘱恭录上谕“皆黎邙之鬼所为”“岂有取顽固者之言而崇奉之之理”，表示自己宁愿辞职，也不做违心之事，“虽迫之以白刃而不从。盖元培所慕者，独谭嗣同耳”。

为表辞意，蔡元培于写信的当日即离开绍兴，前往嵊县。后经他人调解，蔡元培不久又重回绍兴继续留任中西学堂总理。他在3月27日绍兴府学堂学友第一期摄影记中写道：“不数日，督办者悟目论之无状，掣肘之非是，折其前议，以趣于办事者之本意，而办事者亦既感动于许先生之讽议，而无为过激，体力相剂，团结如故。”但经此风波后，校董徐树兰对中西学堂不再如前热心。是年底，学堂经费遇到困难，蔡元培数次前往相商，而徐“终无意”。在此情况下，蔡元培只好于1901年2月离开中西学堂，移交何寿章（豫才）接办。

在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的两年里，蔡元培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同时还关心整个绍兴地区，乃至浙江和全国的教育改革。鉴于当时学堂教术不一，课本不定，蔡元培模仿外国学堂评议之例，于1899年11月发起组织绍兴府学堂学友会，集合有志之士，推动绍兴地区的教育改革。

学友会相约凡“已通国文溥通学，而究心教术，不沾沾于利禄者”，均引为同志。规定学友所做的工作：一、对学堂办事授业章程“有欢成纠正之责”；二、学友有志学习算学及外国语者，可住学堂，并可不付膳金，但须为学堂编写教科书，或任检束学生之责；三、住学堂的学友须以每月15日在学堂集议，离学堂相去一两日路程的学友，在孔子生卒日的特别议期（生日为8月27日，卒日为2月11日），无论远近，都须到会；四、学友住学堂而自愿编写教科书，书成，经各学友评议，足为善本者，即由学堂出资付刻，但仍署编者名。

同年12月，蔡元培又撰写《绍兴推广学堂议》一文，宣传教育救国的主张，指出：“由今之道，毋变今之俗，虽荟千圣之粹言，胪五洲之良法，为拙御易车，为拙庖更刀，必无济矣。且今天下志士，所抵掌奋谭，为保国强种之本者，非学堂也哉。”他呼吁绍兴所属八县改变各自为政的做法，筹集绍兴八县公款，统一兴办学校，在府城设高级、中级学堂各一所，各县城均设一初级学堂，为本省和全国的教育改革树一模范。

蔡元培还曾努力改革绍兴地区的书院制度。在任中西学堂总理期间，他同时兼任嵊县剡山、二戴书院和诸暨翊志书院院长。在为剡山、二戴书院制订的《学约》中，蔡元培提出一套新的办学宗旨和教学方法，规定“学当以益己、益世为宗旨”，求学者“平日当究心有用之学”，力戒徇俗，做到自治自立，不盲从，实事求是，闻一言，见一事，必探源溯由，不为一切捕风捉影之谈、忍心害理之事、附热避祸之术所惑。其中，他特别强调，为学者必须放弃读书做官的思想，指出士者无论做官，还是为师，“实言之，则皆工耳”。他说：“诸生有志为士，当思自有生以来，一切养生之具，何事不仰给于农工商，而我所以与之通易者，何功何事？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怵然脱应试求官之积习，而急致力于有用之学矣。”在教学方法上，他要求学生除听课外，另须准备两本笔记，每月记下读书心得，每月随课卷呈缴，以便院长结合学生课卷和所作日记评议优劣。在教学内容上，蔡元培提倡学生应尽力学习有关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公法学等课程。他本人在讲课中也都提倡科学，劝导学生就性之所近，努力研求，表示：“如有英俊后生，破除俗见，志为实学，以备致用，则鄙人不量识途之微明，愿助及群之孟晋。”至于八股文、八韵诗，“鄙人自二十岁以后，即已屏弃，虽侥幸得第，并不系此。”同样，对翊志书院，蔡元培也建议实行现代学堂制度。但由于当时士人读书做官的思想根深蒂固，蔡元培提出的这套新的教学模式终未能付诸实施。

（节选自《蔡元培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