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留学生教育的两方面
1.留学生教育与国家利益
正如前文所述，日本的教育界对接收中国留学生是非常热心的。对于之所以会持有这么热心态度的原因，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在法政大学的“法政速成科”（以下略称为法政速成科）担任政治学课程的小野塚喜平次总结了以下四点。
第一是因为诸君为做学问而来到日本，我们应以学友相对，日本的有识之士特别是从事教育的人们由此点欢迎诸君的到来；第二是因为诸君来自与将来的世界有着重大关系的清国，对于对清国的未来将产生至要影响的诸君我们不可不欢迎；第三是因为日本与中国的特殊关系的命运，即为使两国的将来文明益加发达，须要互相提携；第四是因为过去日本文明受益于清国匪浅的事实，今日的日本人士欢迎清国留学生，为了归还从前的负债也是原因之一。(9)
考察同一时期发表在各主要杂志的讨论文章可以得知，其论点几乎都不外于小野塚所列举的四点理由。为了使论点更清晰、明了，以下，笔者将小野塚所列举的四个理由简要地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国际关系和中日两国关系，特别是政治上的关系出发来看（第二点和第三点），另一方面从知识分子、教育者的立场出发来看就学生教育问题（第一点和第四点），通过以上两方面来考察这一时期的教育者们的论点。
首先，从第一个方面来看，将留学生教育与日本在中国大陆上的权益结合起来的看法在教育界亦大有人在。
例如，早稻田大学的总长大隈重信对留学生教育采取了十分积极的态度。他将对中国留学生的教育看作是日本的“天职”。他说道:“先以政治的国旗面向中国，待文明的曙光遍及中国四百余洲，然后诉诸伴随国旗的商业政策和伴随国旗的政治手段，余信应以此为顺序且此为急务。”(10)
在此，留学生教育成为为构筑日本向大陆扩张的基础的手段。教育与政治被直接地联系在一起。
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的教务主任青柳笃恒的主张也与此看齐。他在《外交时报》发表文章，将对中国留学生的教育作为教育界的任务，留学生教育的成败在他看来，“关系到国际间的亲谊；关系到保全东亚的大局；关系到在中国的列国势力的消长；关系到将来早晚必将到来的在就中国问题的列国会议上的发言权的大小”(11)。正因为青柳赋予留学生教育如此重要的意义，他批判日本政府的对清政策没有定见，他引用有贺长雄的主张说道:“有贺博士……曾论述道，日本如一跃而为世界的第一等国则意味着欧美诸国的对东亚措施非得日本的同意则难以实行，吾人相信此点乃主要关系到中国问题。然则日本得为永保第一等国的地位，必早日确定对清国之国是方针乃自明之理”(12)。对于青柳来说留学生教育是与日本的国策和对外权益是紧密相连的。
当时，随着留学生的不断增加，日本国内建起了许多单纯为了营利的私立学校，面对这种唯利是图的私立学校的泛滥而又无人管理的状况，原高等商业学校校长寺田勇吉也撰文批判道:“尽管清国留学生来到了我国，如果放置这种状况，无论如何是无法培养出亲日的清国人的”，他认为:“如欲得到日清战役、日俄战争的完全之效果，且使我国在将来至少成为东洋的中心，以维持东洋的和平，吾人确信清国留学生问题实应具有非同一般的关系。”(13)因此，他主张应将私立学校置于政府的严格管理之下。由此可见，这种将留学生教育与政治直接挂钩，将它作为日本的“大陆经营”的一个环节来看待，这种想法在当时绝非偶然现象。
另外，在同时代欧洲提出的“黄祸论”的背景下，也有人从同为黄色人种的角度出发提倡“日清提携论”和“中国保全论”来支持留学生教育。大隈重信本人就在对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们的演讲中运用黄祸论来强调相对于“欧罗巴”的“东洋”的位置的重要性。他说道:“无视东洋就无法解释世界的问题，无视东洋的文明就无法讨论世界的文明”，“中国的衰运乃东洋之灾，会危及东洋的和平”(14)。在法政大学速成科担任商法的讲师、后赴北京在京师法律学堂教授法律的同时还代清政府起草商法的法学博士志田钾太郎也抱有这种人种间竞争的想法，他作为速成科的讲师的总代表在法政速成科的毕业典礼上致辞时，在谈到自己热心于在速成科教学的根本动机时说道:“人种与人种间的关系乃今日世界的大问题”，“不外于因人种的相异，弱小人种受迫害于强势人种”。“故亦可说同一人种相互帮助以保护其利益，努力保全其面目”(15)。对于志田来说，他热心地从事对中国留学生的教育的根本动机就在于为实现同为黄色人种的日清两国相互提携以对抗西方人种的压迫。
2.学问上的老师
接着，从另一方面来看，日本的教育界对留学生教育的热情是显而易见的。它往往首先是以偿还“文化负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正如研究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大家实藤惠秀所说的那样，“这种诚意之中包含着日本对从中国所受恩惠的感谢之念”(16)。也正是由于这种感谢之念，使得不少日本教育者对沦为弱者、备受侵略之苦的中国深抱同情之心。
例如，青柳笃恒在他的文章中就充满感情地写道:“余每见清国留学生增一人，尤其是每见头发斑白缺少活力的老书生、拖着不惯步行的双脚拿着书踏着雨中泥泞里来上课的女生，不禁思其不幸，为清国国家而慨然浩叹，为清国学生洒万斛泪。”(17)为此，他在自任文明开化的先觉者的同时，批判蔑视中国、将中国国民看作未开的野蛮之民的态度，主张应以“清净无垢之亲切心”来对待留学生。
如果说，青柳对从事留学生教育的热情，不仅出于他对中国国家命运与留学生的同情，同时还主动地直接将教育与政治挂钩，使教育的目的从属于政治的需要的话，那么，在法政速成科担任国际公法课程的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教授的中村进午则不同，他更强调“学问的独立性”，他对留学生们说:“学问上的重要性不能因政治上或人情上的因素而被歪曲”，“希望大家对学问上之必要的事与其他政治上的事要加以明确区分。”(18)
同样，同是速成科教员的志田钾太郎在谈到教授留学生的动机时，列举了两点。第一点是为了帮助留学日本研究法政诸学科以报国的留学生们的“衷情”；谈到第二点时他说道:“自我邦在世界上的地位看，不可说拥有政治上的经纪人的天职，但撇开政治问题，我确信，在学术上拥有以所谓的经纪人为己任的天职是不错的”(19)。也就是说，他认为，先中国一步吸收了西方文明的日本有向东洋诸国介绍西方文明的不可推辞的“天职”。
以上两位法政速成科教员强调学问的独立性，严格区分学术与政治的区别，以这种态度对待自己所从事的留学生教育中，这种姿态在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以上从两方面考察了近代日本对待中国留日学生教育的态度。当然，这两方面并非处于二者择一的关系。从整体来看，当时各杂志的讨论中，一味地强调国家利益，或是单纯地强调知识的传授和“文化的负债”的讨论反而是少数，更多的情况是这两方面互相交杂在一起，构成了讨论人主张中的不同侧面。近代日本的中国留日教育就是在教育者们这样一种复杂交错的心情和想法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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