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纪云
（临安市档案局）
摘 要:《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无论是档案的凭证价值、文化与教育作用，还是档案整理、编纂的基本原则，都在《论语》中有所体现。孔子的档案意识在中国档案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关键词:论语 孔子 档案意识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还是一位古文献整理家，曾修《诗》《书》，订《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同样，蕴涵在孔子脑海中的档案意识也对档案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孔子的档案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足，则吾能征之——档案的凭证价值观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意思是，孔子说:“夏朝的礼仪制度，我能够说明白，不过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做证明；殷朝的礼仪制度，我也能讲清楚，不过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以做证明。这是因为文献不足的缘故，若是文献充足，我就可以引以为证了。”
孔子的这一思想，体现了档案具有凭证价值这一属性。档案之所以有凭证价值，是因为其是历史的真凭实据，是由档案形成过程及其结果的内容和形式特点决定的。[1]毋庸置疑，档案是确凿的原始材料与历史记录，它自然成为查考、研究、争辩的依据，同样也是认定法律权利、义务与责任的证据。夏朝与殷朝这两个朝代具有丰富的文化精神，随着周朝分封诸侯，将夏朝贵族的后代封于杞，殷朝贵族的后代封于宋，所以说杞国文化是夏礼的代表，宋国文化是殷礼的代表。夏朝和殷朝两个时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孔子能为大家说清楚，但作为夏的后代的杞国现在施行的礼制却不足以作为考定夏礼的证明，同样作为殷的后代的宋国现在施行的礼制却不足以作为考定殷礼的证明，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杞、宋两国保存下来的文献典籍不足，熟悉夏礼、殷礼的贤人也不多，没有足够的证据，孔子也就不能考证出夏礼、殷礼。可见，文献典籍的保存和流传是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大事，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本。
孔子作为一个思想家，非常重视历史，重视对既往礼仪典章制度的总结，他志向远大，除了研究和宣扬周礼，他还为不能挖掘和整理夏礼、殷礼而遗憾。孔子考证历史典章是非常严格的，除了法令条文，还要有充足的文字材料作为佐证。从这可以看出，孔子非常注重文献的凭证价值，远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有这一宝贵的档案意识，实属难得。
二、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档案的文化与教育作用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意思是，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是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知识，依靠勤奋敏捷去求来的人。”
在《论语》中，孔子以自己为例明明白白地表述了对“古”的观点，就是要“敏以求之”，对于前人的遗典、古代典章，孔子主张要善于学习，从这也反映出遗典、古代典章对于后人具有文化与教育作用，孔子的这一档案意识，正与档案的文化与教育作用不谋而合。
档案的文化作用主要是指档案是人类所创造的一种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以及对于人类社会文化的积累、传播、发展与进步所发挥的各种功能。[2]教育，指的是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以影响的一种有目的的、有计划的活动。在诸多的社会教育素材中，档案以其独特的历史性、直观性和原始性，成为宣传教育的重要资源。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人的经验教育对于后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需要加以借鉴，发扬原先的优良传统，改进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这样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三、述而不作——档案整理的基本原则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意思是，孔子说:“只叙述和阐明前人的学说，自己不随意创作，相信并爱好古代的人、事物，私下里把自己比作老彭。”
档案整理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应该充分利用原有的整理基础，保持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孔子这一“述而不作”思想正符合了档案整理工作的基本要求。孔子整理六经时，更是严格遵循这一思想，经他筛选编入六经的文献档案，全部保留了原来的文字，没有凭个人主观意志对它作丝毫改动，他要保留档案原来的面貌，使其真实可信。孔子倡导的这一史料整理的思想，为我国历史档案文献的编纂开创了科学的原则，也为我国自古迄今历代治学严谨的学者所推崇和遵行。
四、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档案编纂的基本原则
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意思是，孔子说:“多听别人说，保留那些有疑问的部分而不要轻易议论，谨慎地表达自己确信的有把握的部分，这样就可以减少错误，减少失言的怨尤；多观察，保留有疑惑的部分而不要轻易行动，谨慎地实行自己确信有把握的部分，就可以尽量避免轻举妄动导致失败的懊悔。”
孔子是我国档案文献编纂的创始者。在孔子的生涯中，他曾退而修书，整理档案文献，孔子的档案文献编纂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时有诗三千余篇，孔子删除其重复的，选取其“可施于礼仪”的，形成了三百零五篇的《诗经》文本。[3]
档案文献的编纂不仅需要深厚的文化功底，更需要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孔子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档案意识正是档案编纂基本原则的体现。档案编纂工作，是以馆（室）藏档案为主要对象，以满足社会利用档案的需要为主要目的，在研究档案内容的基础上，编辑史料，编写档案参考资料，参加编史修志，撰写专门著述。[4]可见，档案编纂必须以史料为依据，切忌自己胡乱猜测，更不能妄加评论。
总之，作为儒家思想代表者的孔子，虽然其身上体现出来的档案意识在当时并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可以说除了孔门弟子，没有获得整个社会的广泛认同，但对我国档案学的发展却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注释】
[1]冯惠玲、张辑哲:《21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2]冯惠玲、张辑哲:《21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3]李淑芳:《从档案文献编纂管窥孔子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兰台世界》2005年第1期，第57—58页。
[4]陈兆祦、和宝荣、王英玮:《档案管理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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