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桂林师范学院与中国现代文学

第三节　国立桂林师范学院与中国现代文学

国立桂林师范学院⁽⁴⁶⁾（今广西师范大学的前身），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地区驰誉社会、颇有影响的高等学府。作为广西第一所正规的师范学院，她不仅承担着“培养西南各省中等学校师资、地方教育行政人员，与从事高深教育研究之学者，及辅导本区内之中等教育”⁽⁴⁷⁾的重任，为西南各省的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师资和教育管理人才；而且以自由、民主、进步的优良校风成为抗战时期享有盛誉的“桂林文化城”重要组成部分，是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胜利后西南地区新文化、新文学和民主运动最活跃的院校之一。本书从新文化、新文学入手，试图对桂林师范学院的新文化、新文学活动进行梳理，力求回到历史的现场，展示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新文化和新文学风貌。

一、异彩纷呈的社团、刊物与文艺活动

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是在抗战时期桂林形成“文化城”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创立于1941年11月，结束于1950年2月。近十年的办学历程，可谓是在艰难中崛起，在曲折中壮大并走向辉煌，校园内的新文化和新文学活动也经历兴起—高潮—平稳的发展轨迹。其间，大批文化名流、知名学者和作家的加盟，为学院带来了浓厚的新文化和新文学气息，异彩纷呈的文学活动蔚然成风，成为校园内最动人的风景，而文艺社团和刊物不仅是师生们主要的活动阵地，也是校园文学有效的传播和生存空间。

在十年历程中，学院师生组织成立了各种社团，创办各类刊物，并举行了多姿多彩的文化文学活动。不仅每个系有学会，学生自己也组织了各种团体，而壁报是这些团体最主要出版物。据统计，仅1946年全院就有20多个壁报团体，参加“出联”登记的就有24个出版单位。这些壁报团体和刊物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一种全院性的：如学治会的《师声》、《壁联》，女同学联谊会的《女联》，各系选出代表组成编委的《生活导报》；二是各系学会的：教育学会的《教育新哨》、史地学会的《直笔》周刊、理化学会的《共鸣》和《幻》、国文学会的《国文半月刊》、英语学会的《Eug She I Echo》；三是同学自由组合的：独秀峰社的《独秀峰》、南方社的《南方》、诗潮社的《诗潮》、小钢炮社的《小钢炮》等；四是个人出版的：《血花》、《星火》等。这些壁报的内容有专题讨论、学术专论、时评、政论，还刊登许多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散文、小说、诗歌、短论、杂文、通讯、报道、短剧、漫画等；这些壁报张贴在一条长廊上，因而被称为“民主走廊”。⁽⁴⁸⁾

除了大众型的普通壁报外，师院师生在校内外还创办了一些铅印文艺刊物。首先，学院先后创办《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院院刊》（月刊，1942年12月创刊）、《国立桂林师范学院院刊》（半月刊，1944年创刊）和《国立南宁师范学院院刊》（半月刊，1948年11月创刊）三种院刊，院刊为公报性质，内容包括“院闻”、“简讯”外，“演讲纪录”主要刊登院内外专家、教师的演讲稿，“师生园地”主要刊登师生的一些随感、散文。同时，为了推进学院的学术研究，于1942年4月学院“师范研究所”开始编辑发行《广西教育研究》（月刊）⁽⁴⁹⁾和1946年9月创办了侧重刊载学术专著的《国立桂林师范学院丛刊》（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教育、文艺等方面），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其次，老师、学生社团创办了几种文艺刊物。1946年，在谭丕模、穆木天教授的主持下，国文系出版了两种文艺杂志，一本叫做《只有战斗》，由穆木天、彭慧老师和秦振武同学主编，以刊载诗歌、散文为主，学生吴天佑和秦振武的新诗《夜平越》和《在小滨村》就发表于此刊物；另一本是谭丕模主编的大型文艺杂志《收获》，以刊载小说为主，创刊号就刊登了国文系学生谢敏的小说《丰收之后》和吴天佑的长诗《妈妈告诉我的》等作品。这两本杂志都以争取民主和平、反对内战独裁为主要内容，作者包括学院许多师生和桂林各界的进步人士，在当时桂林中山南路兴华教育用品社公开出售，得到读者们的欢迎，在校园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在谭丕模、穆木天、彭慧和徐演初等老师的支持下，师院学治会于1946年5月4日创刊了八开对外铅印报刊《学生生活》（半月刊），潘澄熙任主编，黄启成、刘冬安任副主编，李德韩、秦振武、高言弘、龙万积任编委，吴天佑为副刊主编，谭丕模为编审；创刊词为《为真理而生活》，把“为真理而学习、而斗争”作为指导思想和办刊方向；报刊除刊登消息、通讯、社论和时评外，还设立了“文艺”专栏，刊登师生的文艺作品；在创刊号就刊登了谭丕模的《“五四”话青年》，灼夜的论文《论“水鸟型”人物》，散文有云彬的《迎接新的时代》、支华的《夏天的断想》、麦地的《渎神》，还有力戈的新诗《从战场上退下来吧》等。1947年2月师院迁至南宁无形中停刊。此外，1944年春，黄日昌和梁哲等同学组织了文艺团体“虹社”，请宋云彬为指导老师，创办了文艺刊物《野地》，经常刊登鞭挞现实黑暗的文艺作品。第三，国文系在校外报刊开辟了一些文艺副刊。1945年在贵州平越时国文系就在贵阳的报纸上开辟“文艺园地”副刊，刊登学院师生的文艺作品和一些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文章。1946年3月国文系国文学会先后还在《广西日报》（柳州版）和桂林的《工商报》开辟了副刊《艺文旬刊》和《艺文周刊》；前者由国文系毕业、奉派赴柳教书的张绍昌负责，谭丕模给予指导、支持，共出版了11期，主要刊登师生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和译作，每期2—5篇文章不等；后者由学生吴天佑、黄叠纯负责，谭丕模审阅稿件，共出版了7期，主要刊登学生创作的小说、诗歌、杂感和短论等，每期3篇或4篇文章。此外，师院还在《广西日报》（桂林版）开辟《文史地周刊》（共8期）、《文艺园地》等副刊，刊登师生们写的论文及文艺作品。这些刊物的创办为学院师生新文学创作提供了发表的平台，在提高师院教学质量和影响力的同时，也有效地推动了新文学在校内外的传播与发展。但这些刊物存在的时间都不长，这也折射出当时学院的不稳定和社会环境的严酷。

与此同时，师院还开展形式多样的各类学术和文艺活动。敦请名流学者、专家作演讲和报告是学院最为普遍的一种形式，从1946年4月复刊的《国立桂林师范学院院刊》五期的“演讲纪录”栏目来看，仅记录在案的4个月时间就有11次之多。学院创办之初，除了延聘进步人士和学者教授来校任教外，为了活跃学术思想，还邀请院外的专家学者来院作报告，如请梁漱溟作关于中西文化交流和印度佛学的报告；请白鹏飞作宪政问题的报告；柳亚子作关于评价《甲申三百年祭》的报告；熊佛西作戏剧评论的报告；田汉作关于戏剧改革的报告……⁽⁵⁰⁾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2月，师院回桂林后，谭丕模、欧阳予倩、曹伯韩、穆木天、彭慧等联系桂林的文艺作家、诗人，恢复“文协桂林分会”，成立了“桂林文化界联谊会”；其后以桂林文协名义举办青年文艺训练班，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还以分会名义举行庆祝“五四”诗歌朗诵会，对抗战胜利后广西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5月4日，桂林师院学生自治会联合文协桂林分会、桂林文化界联谊会、美术工作者协会、桂林职业妇女联谊会召开“五四”纪念会；教务长林砺儒主持，穆木天、欧阳予倩、靳为霖和两位青年学生发言，对当前文艺工作者的任务进行了新的阐释，指出“现在文艺工作者，应当认定目标，应当为和平民主而战斗，一切文艺上的题材，都应以争取民主为主……”⁽⁵¹⁾可以说，他们的讲话为当时桂林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规约文艺创作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此外，还经常举行诗歌朗诵会和作品讨论会，例如，1946年国文系组织了一次大型诗歌朗诵会，朗诵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浪漫主义叙事长诗《茨冈》，采用集体朗诵的形式；诗潮社和南方社组织解放区文艺作品讨论等。

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师院剧团的戏剧活动，他们不仅在校内而且还在校外公演，演出的剧本达20多个，大致可分为平越、桂林、南宁三个阶段。与20世纪初期先有话剧演出之后才成立社团一样，师院的戏剧演出也开始于1942年年底至1943年年初上演的独幕剧《孤岛黄昏》；之后在西南剧展的影响下于1944年4月1日院庆时又演出了话剧《两面人》，连演两晚（第一晚是师生，第二晚是外宾）；在戏剧热情高涨的情况下，1944年5月12日成立师院第一个剧团——青年剧社（一个戏剧教育团体），设社长、副社长各一人，下设演出、剧务、总务三股，社员达40多人；1945年元旦在贵州剑河县为当地居民演出了独幕剧《连升三级》。到达贵州平越后，为适应环境的需要和更好地组织和团结广大同学，1945年2月1日成立了师院剧团，郑仲坚为剧团团长，团长之下分导演、剧务、总务、宣传诸部，全团达100多人，自此师院的戏剧演出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先后演出了《胜利第一》（独幕剧）、《少年游》（三幕剧）、《结婚进行曲》（五幕剧）和大型歌舞剧《沙漠之歌》、多幕话剧《金玉满堂》等。⁽⁵²⁾抗战胜利回到桂林后，师院剧团演出更是高潮迭起，不再局限于校内，还走出校园在外公演，1946年春为了赈灾，师院剧团在正阳路南强戏院公演《雷雨》三天，欧阳予倩为导演，黄曼山为总负责人，在桂林产生很大影响。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学治会与艺术馆合作，又举办独幕话剧晚会，演出《凯旋》、《艳阳酒家》、《十三年》等剧，在校内外人士中产生极大反响，场场座无虚席；特别是独幕广场剧《凯旋》的演出，有力地揭示了国民党军队残杀抗日英雄，发动内战的丑恶行径，从而引发了桂林《中央日报》与《学生生活》、《民主星期刊》（桂林版）之间的一场论战。1947年迁到南宁之后，剧团演出影响虽有所减少，但仍然“几乎每学期都演出一个多幕剧，每学期都举行一次大型的歌咏晚会，这些演出都带有公演的性质”。⁽⁵³⁾1947年先后演出了解放区的流行秧歌剧《兄妹开荒》、独幕话剧《寄生草》、多幕话剧《心狱》、三幕新歌剧《草原之歌》、独幕话剧《墙》，并在市内公演多幕话剧《日出》；1948年至1949年年底，先后演出了话剧《重庆二十四小时》、《家》、《阿Q正传》、《火的洗礼》和大型歌剧《大家喜欢》等，在南宁产生较好的反响。虽然至今没有发现师院剧团自己创作的话剧作品，但这些戏剧活动的开展不仅丰富校园生活又加深了学生对文艺作品和新文学创作的理解，提升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与精神境界。

二、踏实丰硕的创作实绩

在桂林师范学院十年办学历程中，以知名人士、著名学者、作家和教授的云集而成为广西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这其中以文学史家、文艺理论家、新文学作家、诗人兼教授身份的就有谭丕模、欧阳予倩、穆木天、宋云彬、彭慧、林焕平、王西彦、方管（舒芜）、高天行、张毕来等；他们紧密关切社会实现，积极参与民主运动，在上课之余积极从事学术研究，继续着自己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社会批评及文化批评，创作了一批富有时代气息和战斗精神的作品；同时在他们的熏陶和指导下，一批热爱民主、自由和文学的青年学子也积极投入到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创作中，创作大量反映现实和时代精神比较稚嫩的习作；师生们的创作不仅使校园里充满着新文化、新文学气息，而且丰富和充实了20世纪40年代新文学。

从教师们的个人创作来看，在桂林师范学院工作期间创作或发表的作品，从目前的材料初步统计，小说14篇，出版小说及小说集8部，诗歌9首，译著16篇（部），散文、杂感、短论等几百篇。其中作品最多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乡土作家王西彦，从1947年9月至1949年4月，⁽⁵⁴⁾一年半时间里先后发表（出版）共26篇（部），其中发表的小说有《还乡三记》、《幸福之岛》、《寻梦者》（追寻之二）、《在网署里》、《假希腊人》、《虎溪行》、《破了壳的蜗牛》、《失败了的约伯》、《蜜月旅行》、《意志的叛逆》共10篇，出版的集子有长篇小说《村野恋人》、《寻梦者》、《神的失落》，中篇小说《还乡》、《风雪》，短篇小说集《乡下朋友》、《人性之杀戮》和中短篇小说集《眷恋土地的人》共8部，以及散文《蔓荆草》、《埋葬与伪装》、《感伤的旅程》3篇和论文《泥土——〈眷念土地的人〉题记》、《关于文学和生活》、《独立的知识者及其他》、《论罗亭》、《柴霍甫和他的“可爱的人”》、《挽歌与赞歌》6篇；⁽⁵⁵⁾这些作品虽然有的是以前创作结集出版或再版的，但其中《寻梦者》、《蜜月旅行》、《村野恋人》等小说不仅是王西彦的代表作品，而且也是40年代小说甚至现代乡土小说中的精品力作。其次要数女作家彭慧，她从1942年夏到1946年年底离开师院创作（翻译）和发表的作品共23篇（部），⁽⁵⁶⁾其中小说有《巧凤家妈》、《四姑娘的喜事》、《母亲》、《黑水岩》4篇；译作有契诃夫的小说《想睡觉》、《山谷中》、《在磨房》、《芦笛》，班台莱耶夫的《致胡佛总统的一封信》、《小姑娘们》、《死胡同里的一所房子》、《卡尔卢什迦的戏法》，涅克拉索夫的《卡特林娜》和托尔斯泰的中篇《哥萨克》共10篇（部）；诗歌有《勇敢地爱罢》、《悲剧之夜》2首，以及散文（短论）有《妇女与文学》、《“班门弄斧”》、《我的今年》、《三八妇女节的过去与现在》、《什么是新文学》、《谈培植民主思想》6篇和传记《简单的自传》。作为女作家，彭慧的创作自然对女性的命运和生存现状予以了深情的关注，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女性意识，对当时桂林的女性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她的译作有效地推动了契诃夫等外国作家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以致在师院校园中掀起了一股读外国文学的热潮，她在提升自己的创作水平的同时也间接地培养了学生的文学素养。另外，林焕平也是创作比较多的作家，从1943年7月到1944年6月初在桂林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时期，他共创作了文艺性作品12篇，政论文章14篇，翻译4篇。他自己曾写道：“我在桂林的著作和翻译，也可说是丰收的。我工作虽然十分繁忙，但我作为一个左联老作家，时刻未忘职责，我写了大量文章：包括文艺评论、诗歌、散文、政论，也翻译了不少外国作品和理论文章，作为一个作家，是多产的。”⁽⁵⁷⁾这只是他多产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赚更多的稿费来养家，他在桂林时一家七口，生活十分困难，只好在两所学校兼课。在林焕平身上折射出当时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而中国诗歌会的发起者、左翼作家穆木天，⁽⁵⁸⁾在桂林师院时期反而创作的作品较少，仅仅只写了诗作《赠耘夫》、《真令人回答不出了》、《谢谢你美国人》、《二十七年了》、《为死难文化战士静默》5首和散文《我确信第三次大战不会再来》、《笔是干什么用的》2篇，而他在来师院之前却翻译了30多篇（部）巴尔扎克、雨果、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等作家的作品，从这也可看出大学的教学和迁徙漂泊对穆木天的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1946年谭丕模、宋云彬、张毕来、陈竺同、曹伯韩、杨荣国、靳为霖和徐演初等老师在桂林《工商报》的《笔阵》副刊、《民主星期刊》（桂林版）、《广西日报》和复刊后的《新道理》等刊物发表了大量短论、杂感、散文、文史掌故和政论文章，特别是张毕来除了翻译诗歌2首外，仅在《新道理》发表的文史掌故类文章就有20多篇。从这些作家的创作看，翻译和政论性、议论性的散文数量较多，一方面，“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强了对桂林的统治，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后，国内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时局动荡不安；另一方面，这些作家几乎都是30年代的左翼作家和民主进步人士，他们密切地关注着民族解放战争和积极配合着现实的政治斗争；因此，翻译作品和政论性、议论性的散文创作能更好地表达他们对现实的看法。

教师们除了自己创作外，还通过课堂的教学、课外的指导、创办刊物和主办讲座的方式来引导青年学子进行创作。师院学生发表了大量诗歌、散文、小说、短论和时评，一方面在师院各壁报、公开发行的铅印刊物《只有战斗》、《收获》、《学生生活》和在校外报刊开辟的《艺文旬刊》、《艺文周刊》、《文史地周刊》和《文艺园地》等副刊上发表，另一方面也在校外的桂林《工商报》的《笔阵》副刊、《民主星期刊》桂林版、《广西日报》和复刊后的《新道理》等刊物发表。仅从1946年国文学会主编的《广西日报》（柳州版）副刊《艺文旬刊》（11期现存9期）和桂林的《工商报》副刊《艺文周刊》（7期）来看，共发表了小说22篇、诗歌12首、散文（短论）18篇、译作3篇，如支华（吴天佑）的小说《在粉馆中》（《艺文周刊》第2、3期连载），海萍的小说《旅途中的一夜》（《艺文周刊》第4期）、散文《教师生活片断》（《艺文旬刊》第4期），卡林的散文《童年一片断》（《艺文旬刊》第3期）、小说《白粑粑》（《艺文旬刊》第7期），白浪的诗《留别》（《艺文旬刊》第6期），以及灼夜的散文《一代胜过一代》（《艺文旬刊》第10期）、《论“静水里的鱼”》（《艺文周刊》第2期）等。这些作品基本上是发生在他们身边、反映现实的写实之作，或写童年趣事或写物价飞涨，或对板车夫生活的悲悯或对“人民的母亲”的赞颂，充满着浓厚的乡土气息、现实精神和人文情怀，虽然在艺术上还显得稚嫩，但已充分展示了师院学生对新文学的热爱和创作水平，也显示出新文学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学生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围绕着这两个副刊逐渐形成了以支华（吴佑天）、海萍、白浪、灼夜、柏寒、辛榆、雷谈、王章焕、依坤、秦振武、泊生、阿伦等二十多人组成的青年学生作者群，这一学生写作群体的出现，不仅打破了战后沉寂的桂林文坛，也为新文学队伍补充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促进了战后桂林文坛的复苏。

国立桂林师范学院的新文学活动不只这些，但由于资料有限（保存的原始材料较少），不可能详尽地展现师院当时的新文学活动全貌，只能是尽量地接近历史的现场。虽然文中叙述的主要是抗战胜利后的新文学活动，但透过这些已经达到了“窥一斑而知全豹”效果，足以让我们想象师院当时蓬勃发展的活跃的新文学景象。可以说，桂林师院虽然没有像西南联大那样培养了一批全国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为现代文学贡献出一批经典作品，但作为一所地方性的、培养学校师资和教育管理人才的师范院校能取得如此大的新文学成绩已经是非常可贵的，它应该成为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中不可轻易抹去的存在。

【注释】

(1)杨素芬：《中大校史》（上），《中大八十年》，中大八十年校庆特刊编辑委员会，1995年版，第14页。

(2)陆志韦：《自序》，《渡河》，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1页。

(3)胡适：《胡适日记全编4》，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45页。

(4)朱自清：《新诗杂话》，《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96页。

(5)朱自清：《论雅俗共赏》，《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84页。

(6)卢前：《春雨·后记》，《春雨》第三版，开明书店1937年版。

(7)李清悚：《读〈春雨〉》，《卢前诗词曲选》，中华书局2006年4月版，第40页。

(8)卢前：《春雨·诗序》，《卢前诗词曲选》，中华书局2006年4月版，第7页。

(9)卢前：《春雨·诗序》，《卢前诗词曲选》，中华书局2006年4月版，第8页。

(10)参见朱禧：《卢冀野评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91页。

(11)卢前：《T与R》，《三弦》，泰东图书馆1928年版，第56页。

(12)卢前：《落花时节》，《三弦》，泰东图书馆1928年版，第106页。

(13)②　侯曜：《悲欢离合的生活》，《和平之神》特刊，民新影片公司，1926年9月25日出版，转引自郦苏元：《中国现代电影理论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98页。

(14)侯曜：《复活的玫瑰·卷头语》，《复活的玫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初版。

(15)王式禹：《复活的玫瑰·序》，《复活的玫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初版。

(16)杜甫：《佳人》“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17)③　侯曜：《弃妇》，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7页、第56页。

(18)胡梦华：《表现的鉴赏》，1984年台湾自费印本。

(19)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53—254页。据说《悔与回》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但本人未查到。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1月所出陈梦家的《陈梦家诗集》中收有《悔与回》一诗。新月书店1931年9月又出陈梦家编的《新月诗选》。

(20)陈梦家：《新月诗选·序》，《新月诗选》，新月书店1933年版。

(21)闻一多：《论〈悔与回〉》，《新月》第5、6期合刊，1931年4月。另见《闻一多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49—450页。

(22)吴晓东：《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249页。

(23)③　常任侠：《土星笔会和诗帆社》，《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24)张春晓：《微笑地承受苦难》，《读书》1998年第8期。

(25)关露：《新旧时代》，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62页。

(26)吴贻谷：《武汉大学校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5页。

(27)张传敏：《晚清学制改革中的白话与文学——作为“五四”新文学发生的前奏》，《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28)水野幸吉：《汉口——中央支那事情》，上海昌明公司发行，出版时间不详。

(29)李俊民：《落花如雨拌春泥——郁达夫先生殉国四十周年祭》，见《回忆郁达夫》，陈子善、王自立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25页。

(30)邓正兵、欧阳君：《试论武汉的早期现代化》，《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3月，第22卷第1期，第15页。

(31)刘大杰：《追求艺术的苦闷》，见《我与文学——〈文学〉一周年纪念特辑》，郑振铎、傅东华编，生活书店1927年版，第55页。

(32)刘大杰：《追求艺术的苦闷》，见《我与文学——〈文学〉一周年纪念特辑》，郑振铎、傅东华编，生活书店1927年版，第56—57页。

(33)《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影印版），黄山书社，1994年12月版，第35册，第85—87页。

(34)“1929年5月22日在国立武汉大学欢迎王世杰校长莅校大会上的演讲”，《名人名师武汉大学演讲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09页。

(35)朱东润：《朱东润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170页。

(36)《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十九年度），《文学院概况》，武汉大学档案馆，第7页。

(37)《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十八年度），《国立武汉大学教员聘任规则》，武汉大学档案馆，第37页。

(38)《新文学补充材料》，武汉大学档案馆。

(39)苏雪林：《我的教书生活》，《苏雪林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88—89页。

(40)以上讲义除沈从文的讲义1931年由武汉大学印行以外，朱自清和废名的讲义均系后来编印。

(41)《新文学补充材料》系苏雪林在沈从文《新文学研究》讲义基础之上补充的手稿材料，武汉大学档案馆藏。这份材料题为“本校1945年编印讲义《新文学补充材料》苏雪林著”，后查其中内容，其中前半部分为苏雪林为新文学研究这门课所写的总论和周作人文艺批评的一部分，后半部分为这段时间苏雪林所写的几篇文章的草稿，其中有《寄华甥》、《献给阵亡战士的英魂》、《告祖国的儿女们》、《母亲节给中华儿女们》、《悼杨荫榆先生》几篇文章，这些文章从时间推断均写于抗日战争之后不久，《寄华甥》一文中提及逛东湖，可见那时武大还未迁至乐山，由此推断这篇补充材料写于1938年之前（武大于1938年迁至乐山）。

(42)《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武汉大学档案馆。

(43)陈学勇编，凌叔华著：《中国儿女——凌叔华佚作·年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128—173页。

(44)见《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发刊词，《武汉日报》1935年2月15日。

(45)国立武汉大学系国民政府所办，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30年代左翼文学盛行的年代，武大并不提倡左翼文学，加上来此办校的人物基本上为自由主义文人，所以新文学在武汉大学发展有其鲜明特点。

(46)国立桂林师范学院经历四个发展阶段：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1941．11—1942．3）、省立桂林师范学院（1942．4—1943．7）、国立桂林师范学院（1943．8—1947．5）、国立南宁师范学院（1947．5—1950．2），虽然名称和师资有所变化，但在办学方针、理念和目标上基本一致，本文把它们看作是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发展中的前奏和延伸，统称为国立桂林师范学院。

(47)曾作忠：《五年来的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原载《广西日报》（桂林版）1946年4月1日。

(48)卢志坚：《民主走廊》，《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实录》（桂林文史资料·第36辑），漓江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32—233页。

(49)《广西教育研究》，月刊，创办于1941年1月，1944年6月休刊，1946年1月复刊，共出7卷33期，最初由广西教育研究所编辑发行，1942年4月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与广西教育研究所合并为省立桂林师范学院后，从第3卷第4期起由桂林师范学院附设“师范研究所”编辑发行。

(50)李德韩、曾度洪：《林砺儒与桂林师范学院》，《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实录》（桂林文史资料·第36辑），漓江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6页。

(51)谢敏、吴天佑：《抗战胜利后桂林师院的新文学活动》，《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实录》（桂林文史资料·第36辑），漓江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38页。

(52)威廉：《本院剧运的回顾与前瞻》，原载《国立桂林师范学院院刊》复刊第1卷第1期，1946年4月1日出版。

(53)马韵致：《风雨声中弦歌不断——1946—1950年桂林师院的文艺活动》，《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实录》（桂林文史资料·第36辑），漓江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48页。

(54)在刘剑虹、赵则玲的《王西彦年谱简编》（原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中认为王西彦在1949年初就离开南宁去长沙，但根据汪士楷《劳人日记》和蓝少成、刘贤英的《敢诩邕江教泽长——记王西彦先生》（《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实录》，第148—166页和第142—147页）中记载，王西彦离开南宁的时间应该是1949年4月6日。

(55)刘剑虹、赵则玲：《王西彦年谱简编》，原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56)蔡清福、穆立立的《彭慧的著译编目》（原载《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2期）关于彭慧在桂林师院期间著译其实不全，其间彭慧还有译作《卡尔卢什迦的戏法》（班台莱耶夫）原载《中学生》第59期（1942年），《卡特林娜》（涅克拉索夫）原载《广西妇女》第30、31期（1942年）；散文（短论）《三八妇女节的过去与现在》原载《民主星期刊》第6期（1946年）、《什么是新文学》原载《新道理》复刊第4期（1946年）、《谈培植民主思想》原载《民主》第19期（1946年）。

(57)林焕平译著年表编写组：《林焕平文艺著、译年表》、《林焕平政论著、译年表》，原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和1988年第1期；林焕平：《理想，指引我走过二十世纪》（回忆录二），原载《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3期。

(58)关于穆木天何时来师院任教说法不一，吴天佑在《穆木天、彭慧在桂林》（《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实录》，第115—126页）中认为1943年就到师院任教了；而穆木天的女儿穆立立在《从不停息的脚步——诗人、诗歌评论家、翻译家穆木天的一生》（载《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3期）中认为是在1944年秋在丹州开课时受聘师院任教；根据寒流的《桂林作家群》、《桂林作家群》（续）（载桂林《大公报》1943年9月25日、26日）叙述和穆木天创作数量的变化，我觉得穆立立说法应该是准确的，穆木天应该是1944年秋才在师院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