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

第三节　中国现代文学

甘肃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1976年前为一阶段，1976年以后为一阶段。

50年代，甘肃各大专院校中从事该专业教学的教师，可以说是甘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先行者。其成果零散且未产生大的反响，但却在学科建设、培养后备人才等方面意义深远，功不可没。60年代，一批步入现代文学教学科研领域的青年教师，大大加强了甘肃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力量，也带来了新的生气。吴小美、胡复旦、支克坚、孙克恒、李树凯等人都有文论陆续发表，显示出研究的新进展。比如，孙克恒关于《王贵与李香香》的研究论文，胡复旦关于《白毛女》的研究论文等，产生了较大反响。陈诵在《甘肃文艺》发表的关于鲁迅小说研究的长文，代表着当时我国鲁迅小说研究达到的新水平，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研究界严重受挫。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甘肃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由于多种原因所限，尚处于一般水平和较低的层次。

“文化大革命”以后，甘肃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得到了全面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研究者素质的提高。70年代后期，从事本专业教学和科研的人员增加到近40人。同时，兰州大学、西北师大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培养的研究生，不断为研究队伍补充新生力量。研究队伍的变化，不仅表现为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素质的整体提高。50～60年代开始本专业教学科研的中老年学者，迎来了“收获季节”，其研究成果基本代表了甘肃的学术水平。一批中青年研究者，则以新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显示出他们的优势和特点，在某些方面后来居上，其成果亦引人注目。可以说，进入新时期，甘肃逐步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智能结构都较为理想的现代文学研究队伍，这是取得新的研究成果的首要条件。

第二，研究领域的拓展与视角的变化。一批具有专题性质的重要研究课题的提出和展开，如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老舍研究、叶圣陶研究、中国现代新诗的系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等等。选题的重大、新颖和涵盖面的延展，以及研究者的自觉主动意识，使甘肃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与全国同样的起点和同步发展的基础。与此相联系，研究者也自觉地转换和调整研究视角，积极而又理智地更新研究方法。使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两个向度深化发展，这是这一时期我省现代文学研究不断取得重要成果的主要原因。

第三，研究成果显著，水平整体提高。公开出版著作（含合编、合著）计有：孙克恒《现代诗话》（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吴小美的鲁迅研究专著《虚宝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程金城参与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刘洁参与编著《现代台湾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西北师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支克坚、孙克恒、万嵩、赵开泉、李树凯、于河生合著）《中国现代作家选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赵学勇《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张建生《艺术创作的深度表现——鲁迅创作新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吴小美等《中国现代作家与东西方文化》（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支克坚主编、李树凯副主编《简明鲁迅辞典》（甘肃教育出版社，1990年）。万嵩《叶圣陶新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常文昌《中国现代诗论要略》（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支克坚著《冯雪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这一时期甘肃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在300篇左右，在一些领域的研究处于全国学术前沿。

一、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

（一）鲁迅研究

鲁迅研究历来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也是甘肃学者的优势之一。1961年第10期和1962年第1期《甘肃文艺》发表了陈涌的《鲁迅小说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的论文，对鲁迅小说的“内在真实”、“道德情感”、“道德力量”和“艺术力量”诸方面作了精到的分析。文章指出，鲁迅作品以“深刻的道德感情和道德力量使它的读者在精神上逐步踏上人生的阶梯。”陈涌的论点在当时不仅对于理解鲁迅小说的艺术真髓有很大的启示意义，而且其评价角度和尺度也有独特之处。代表着60年代我国鲁迅小说研究的实际水平。60～70年代，甘肃还有一些学者在鲁迅研究方面付出了心血，但因客观原因而少有（也难有）见之于世的真正的研究成果。

“文化大革命”以后，甘肃的鲁迅研究又有了重大发展，并成为最早取得显著成果的一个领域。最先显示这种实质性进展的是支克坚、吴小美的研究。

支克坚的鲁迅研究，1979年10月，支克坚的《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文学评论丛刊》第4期）一文发表，该文从分析鲁迅对生活的独到认识和艺术上的独创性的角度，指出鲁迅在《阿Q正传》里，没有一般地来表现农民的苦难、表现自己的同情；而是根据自己对生活、对文艺的社会使命的独有的认识，集中地描写了阿Q的落后和不觉悟，对阿Q的思想性格作了彻底的否定和批判，从而把中国社会经济上的小生产方式和政治上封建专制统治延续几千年所造成的最严重的恶果之一摆在了读者面前。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所涉及的问题，实际提出了如何理解阿Q“革命”这一具体问题的范围，它所提出和探讨的问题的实质是，围绕对阿Q这一典型的理解，如何在整体上把握和理解鲁迅关于农民问题小说的思想特点，从而认识鲁迅创作的独到与深刻之处。文章发表后，《新华文摘》作了转载，并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和一些争议。1981年支克坚为纪念鲁迅百年诞辰撰写的论文《一个被简单化了的主题——关于鲁迅小说及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发展中的个性主义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3辑），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个性主义主题的发展演变问题，对这一关系整个文学发展历程的认识、估价的重大课题，他发表了自己新的见解，引发了一些新的争议，这在当时有利于启迪人们深入思考一些重大文学史现象。支克坚此后的文章里，如《〈阿Q正传〉与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文学评论》1981年第3期）、《论“为人生”的鲁迅小说》（《鲁迅研究》1983年第6期）等，都以鲁迅研究为核心，辐射其它方面，旨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全局性的理论问题。在全国引起了较大反响。

吴小美的鲁迅研究，涉猎了这一领域中一些具有相当难度且在当时还不被重视的几个重要方面。她陆续发表的几组文章，后结集为专著《虚宝集》。其中《论〈野草〉》和《〈野草〉艺术谈》等文，联系中国社会历史实际、鲁迅思想发展的历史特征以及鲁迅的其它著作，对这部散文诗集作了深入细致的思想艺术分析，特别是对其中一些难于理解和有争议的篇章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解释，得出令信服的结论。鲁迅杂文研究，是一个较难突破的研究领域，吴小美寻求新的研究角度，侧重从鲁迅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特点所达到的深度方面进行开掘，把鲁迅杂文概括为“一部旧中国特别的‘人史’”，明确提出“对奴性和奴才传统的批判”是鲁迅杂文中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这些见解独到深刻，给人以新的启示。论文《创作就是关注现实——论〈故事新编〉的特色》，在分析《故事新编》的创作特色的同时，特别探讨了其“创作情绪的现代特征”，指出，鲁迅在创作中表现的现代化的情绪，“改变了历史题材的构思方向，使历史的构思转化为构思现实。”这些见解都是新颖独特的，对《故事新编》中一些难于理解的现象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

张建生的鲁迅研究，又有自己的研究个性和思路，形成自己的特色。1985年发表了《鲁迅个性气质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2期），此后张建生从各个方面深化和丰富了这一研究成果，使其形成自己的研究系统和较完整的研究格局。论文《论鲁迅与变态心理的审美——情绪机制》（《兰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鲁迅与东西方文化》（《中国现代作家与东西方文化》，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鲁迅的创作与父亲的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4期）》、《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标示着这一方面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他的专著《艺术创作的深度表现——鲁迅创作新论》（青海人民出版社》，以其研究的深入和思路、体例的新颖而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在鲁迅研究中发表的成果还有不少，如李树凯的论文《协同生长，挣一地位——论“五四”时期鲁迅的思想》（《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中国人民被动精神的艺术概括——论鲁迅的小说》（《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魏泉鸣的《鲁迅与现代派》（《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等。

（二）郭沫若研究

郭沫若研究也是较早较多受到关注的一个领域，林恭寿的研究具有系统性，成果显著。较早发表、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是《论“五四”时期郭沫若的文艺观》（1982年第6期《文学评论》）一文，该文针对以往研究者把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文艺观简单归结为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较系统地分析了郭沫若当时文艺观的基本特色，指出，“他此时的文艺观是一个矛盾的复杂体，一种独具特色的浪漫主义文艺观。”认为，“其主要方面是革命的、积极的，必须肯定；同时，也不应当忽视其局限性。”

孙克恒的《时代精神与诗人的创作个性——读〈女神〉中的〈湘累〉》（《现代诗话》），从对人们较少注意的诗剧《湘累》的具体分析，着重指出《女神》是五四时代精神与诗人创作个性的完美结合，诗剧《湘累》是诗人以后历史剧创作的契机，实际上是后来大型历史剧作品的雏形。”它在诗人诗作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女神〉论》（《中国现代作家选论》），则从新的思想艺术高度，对《女神》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现代意识作了阐述。唐祈的《论郭沫若的〈女神〉》（《河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李宛的《史剧、历史、现实——郭沫若历史剧理论综述》（《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等论文，或对名著提出新意，或涉猎较少引起关注的课题，都有研究者自己的见解。

（三）叶圣陶研究

对叶圣陶创作全貌的系统研究，历来显得较弱。万嵩的叶圣陶研究起步较早，精力集中。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他陆续发表的系列论文，涉及叶圣陶创作道路、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散文、童话、文艺思想，以及叶圣陶创作的艺术特征、语言风格及其文学史意义等各个侧面，几乎包括了作为文学家的叶圣陶的所有方面，且都有具体的艺术分析。其中一些论文，如《试评叶圣陶第一个十年的创作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在这一基础上结集内部印行的《叶圣陶创作论略》，在当时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叶圣陶创作的著作，在省内外引起了一定反响。随后，万嵩致力于撰写《叶圣陶新论》，并于1990年定稿，1991年出版。该书对叶圣陶自童少年时期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生活和文学活动与创作作了全面论述。

（四）茅盾研究

赵开泉陆续发表的这一专题的论文有《试论吴荪甫的形象》（《茅盾研究》第1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子夜〉人物琐谈》（《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一个反动工业资本家的艺术典型——对吴荪甫形象的评析》和《夜气压重楼，茅公笔更遒——重评〈腐蚀〉》（《中国现代作家选论》）等。在这些文章中，赵开泉针对研究界对茅盾作品评价的某些观点，阐述了与众不同的见解。如他针对有的学者认为《子夜》所提供的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典型形象，而不是“反动工业资本家”的典型形象的观点，认为作者把“民族资本家”换成“反动的工业资本家”，“是不可非议的，完全切合《子夜》的实际内容。”赵开泉还注意探讨茅盾的创作与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联系，茅盾对民族文学现代化建设的贡献等，并对海内外一些论点进行了辩驳。

（五）老舍研究

1981年在老舍的巨著《四世同堂》英文节写本首次与读者见面之际，吴小美的长篇论文《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评老舍的〈四世同堂〉》（《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发表，第一次对这部被长期埋没的作品作了全面而独到的分析。文章以“被征服者的‘愤史”’，“写人的杰作”和“喷怒傲烈的‘心灵的音乐”’三部分，分别深入分析了作品在深刻独到地反映抗日战争、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独特的艺术个性和深沉的感情色彩等方面的突出成就和价值。正确地评价了这部巨著在老舍个人文学道路和整个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吴小美的老舍研究充分注意作家创作全貌及其发展变化，突出对其艺术轨迹的勾勒和分析，贯串着历史意识。其论文《在嘻笑唾骂的后边——谈老舍的前期的长篇小说》（《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在对老舍的“幽默”等艺术特色的分析中就体现出这种特点，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之后，吴小美与魏韶华合作，其研究重点逐渐转向文化学的角度。在他们合著的专著《老舍与东西方文化》中，全面论述了多重文化冲撞融合与老舍的文学世界的关系，从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民族精神的比较中确定老舍创作的意义。魏韶华还有《论老舍笔下的“人足”世界》（《兰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等论文。

（六）曹禺研究

70年代末到80年代，李树凯专注于中国现代戏剧、主要是曹禺戏剧的研究，取得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论文有《〈北京人〉人物论》（《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后收入《曹禺研究专集》上下册，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蘩漪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和《曹禺戏剧思想的几个问题——兼论曹禺的早期世界观》（《中国现代作家选论》），《用抒情的方法把生活组织起来——论曹禺和契诃夫的戏剧艺术》（《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曹禺美学思想三题》（《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这些论文，主要集中研究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对几十年来学术界有分歧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清理，力争全面、准确给以论述，如曹禺戏剧中的宿命论问题、非理性主义问题、“复归原始”问题、神秘主义问题等等。这些课题在曹禺研究中可以说是难度较大却具有价值的选题。第二，是将曹禺与契诃夫等人进行横向比较，意在探讨曹禺戏剧艺术的独特风格和创作经验。研究曹禺戏剧的论文还有徐肖楠的《〈雷雨〉对封建精神道德的暴露》（甘肃省文学评论学会编《文学评论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赵开泉的《略论〈日出〉的思想与艺术》（《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和《〈日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名著选讲》）等。

（七）沈从文研究

沈从文研究是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难点。赵学勇在这方面的研究及其成果引人注目。他的《在历史的反思中探索——近年来沈从文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全面系统地考察分析了70年代后期以来沈从文研究的状况，评估了各种研究角度和方法的特点及其达到的研究水平。从中体现出自己对沈从文研究的独立思考。此后，他在陆续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都从新的视角重新观照沈从文及其创作。1990年出版的专著《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兰州大学出版社》，有学术特色、有理论深度。他把沈从文放在世界大文化背景中去透视，选择文化——心理视角，从“生命——哲学”、“审美选择”、“人性、伦理、道德”、“文化重构”等几个方面和层次，论述了沈从文在中国现代社会、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赵学勇正是以他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具有“互补”性的研究方法，“发现”了沈从文的特殊意义，并使他的研究具有个性色彩和新的突破。

（八）丁玲研究

于河生的《新文学交响乐中一个跳动不安的音符——论丁玲及其创作的精神特征》（《中国现代作家选论》），从丁玲“总是不满现状，总是爱飞”的精神特征入手，研究丁玲的创作基调、内在精神特征、精神发展线索、基本美学风格及其发展轨迹，旨在说明丁玲的精神特征对其艺术创作及发展的内在制约作用，并揭示女作家的自我意识演进史与其客观外部世界认识史的必然本质联系，从而对丁玲创作的独特性及其对新文学史的独特贡献作整体性、规律性的认识。他的《丁玲小说的创作特色及艺术创新》（同前），从艺术视角、艺术结构和审美风采三个方面，对丁玲小说创作的特色及其艺术独创性作了探讨。《登高山观日出，在海上看激浪——丁玲散文的艺术风格》（同前）则指出，构成丁玲散文风格的要素是：深刻真挚、清雄精细，是“刚中寓柔，以柔写刚”。这些研究，都具有新意和理论价值。研究丁玲小说的还有刘洁，她的《重评〈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的形象》（《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是丁玲复出后，较早重新评价其有争议作品的研究论文之一。

除以上作家的专题研究外，甘肃学者还在巴金研究、郁达夫研究、徐志摩研究、赵树理研究、“左联五烈士”研究等方面也有论文发表。

二、中国现代文学史专题研究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专题性研究，既有以不同文学体裁的发展轨迹为对象的分类研究，也有对于现代文学史重大现象的系统研究，还有对某些问题的综合的理论探索与思考。

（一）中国现代新诗和诗论研究

对中国现代诗歌进行系统研究。从60年代初开始，孙克恒的注意力就着重于新诗方面，此后逐渐形成具有专题性质的研究课题。1981年他的专著《现代诗话》（青海人民出版社）问世，当时这类著作还不多见。《现代诗话》的一部分，“是对我国五四以来新诗发展中有代表性的诗人、诗作的介绍、评述，以期对新诗的历程做一极简略的勾勒”，书中所论述的十二个方面的选题，涉及从五四到40年代的诗歌现象。“诗论”另一部分则是对当代诗歌现象的探讨和诗歌创作技巧与规律的探索。孙克恒对现代和当代诗歌的系统研究，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

对中国现代诗论的系统研究。常文昌在对现代新诗较为系统研究的基础上，从1985年开始，即有意识地把重点转向诗论方面。至1990年，已有对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梁宗岱、朱光潜、臧克家、何其芳等诗论研究的八篇论文发表，自然形成系列。在这些论文中，作者力求从总体上勾勒出中国现代诗论的坐标图形和发展轮廓，考察中国现代诗论对传统诗论的继承发展和突破以及对当代诗论的影响，认识东西方文化交汇中的中国现代诗歌特点。研究主要从美学的角度进行，同时还借鉴了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方法。取得了好的效果。常文昌199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诗论要略》，是当时国内仅有的两本研究现代诗论的专著之一。出版后已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

（二）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

在这一领域，支克坚用力颇多，成果显著。他的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几乎都涉及现代文学思潮问题。其特点是选择现代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家、理论家为突破点，一方面把他们的作品和理论观点放在整个现代文艺思潮乃至社会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上，着重研究它们与主潮的关系和在主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透过对它们的深入剖析，具体地分析和勾勒现代文学思潮的特点及其演进轨迹和达到的深广度。同时，对于文学思潮的研究，他还主张应该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注意到历史的必然性与局限性两个方面，方才谈得上研究具有真正的历史感。在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中，支克坚关注和探讨的核心是现实主义理论和文学主潮的发展演变。他的鲁迅研究、冯雪峰研究和胡风研究都具有这些特点。鲁迅研究，他主要通过对鲁迅小说及其文艺思想的研究，阐述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的特点及其发展，其论文如《〈阿Q正传〉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就是这一特点的体现。他的冯雪峰研究，着重于研究作为文艺理论家的冯雪峰，集中探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30年代后冯雪峰在现代文学思潮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意义；二是冯雪峰在鲁迅研究中所表现出的独特理论观点。他的论文《中国现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主义主张——冯雪峰文艺理论研究》（《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等及此后出版的专著《冯雪峰论》等都是带有这种特色的研究成果。支克坚的胡风研究，基于同样的动机，他认为：“胡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理论家，跟另一位重要的理论家冯雪峰一样，从30年代起，就认真地思考着现代革命文学发展中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胡风文艺思想的特点是由此决定的。”（《胡风与中国现代文艺主潮》，《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

程金城《文艺理论体系的调整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坚持和发展》（《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3期），比较系统深入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文艺运动中所曾发挥的不同功用及其对于形成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的影响，分析了现当代文艺思潮在不同时期的特征及所达到的实际水平，提出了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讨。其《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一文，在20世纪世界文学的总体背景上，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中两种不同艺术倾向的发展演变轨迹，对现代文艺主潮的形成与现代文学格局的形成及其前因后果、利弊得失进行了分析。他的《文学：发展与进步区分说》（《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对文学的“发展”与“进步”两个概念作了区分，对于如何评价分析文学运动以及运用怎样的客观尺度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独立性和责任感的阻隔与沟通》（《文论报》1989年第22期）、《文学角色的喜与悲——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机遇与难题之一》（《飞天》1989年第6期）等论文，分别对作家的责任感与独立性的关系，文学角色的独立特性、独特功用与社会历史发展、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索，并把这些探索与对现代文学思潮的思考结合起来。

此外，甘肃还有一些学者发表了虽不成系统但同样涉及文学思潮的一些论文，如尚延龄的《评四十年代中期国统区的一场文艺论争——五戌与邵筌麟、何其芳争辩新识》（《九江师专学报》1990年第4期）等。

三、比较文学研究和跨学科研究

吴小美及兰州大学中文系陆续毕业的一批研究生，在这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优势，80年代中期吴小美的《〈野草〉与〈爱之路〉——鲁迅与屠格涅夫散文诗的比较研究》、《“北京的苦闷”与“巴黎的忧郁”——鲁迅与波特莱尔散文诗的比较研究》（均见《虚室集》，是两篇比较文学研究的力作，它拓展了《野草》以至整个鲁迅研究的新领域，在起步较晚的中国比较文学界十分醒目。王喜绒的《欧洲文学与二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则在对欧洲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研究中，贯穿着参照比较意识，通过比较，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吴小美、魏韶华《比较文学的开放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开放——评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比较研究》（《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是一篇当时尚不多见的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进行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的重要论文。“本文关注的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开放性如何适应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放，并最终推动了这种开放。”基于这一出发点，文章全面考察了70年代末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轨迹：“1978—1981年：复苏、起步”；“1982—1984年：开放、探索”；“1985—1986年：突破、深入”。在对每一阶段的成果和发展水平作了具体分析后，指出：“比较文学作为诸种合力之一正在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改造和重建；比较研究横向的拓展与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纵向的上溯及下伸，正在完成着这种改造和重建，固有的传统僵化模式及学科本身难免的学究气又被生命的绿色所覆盖。”这些见解和观点相当深刻，对于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及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正因为有理论上的探讨和指导，此后的几年便有了较集中的学术成果，这主要有吴小美等《中国现代作家与东西方文化》、吴小美、魏韶华《老舍与东西方文化》、赵学勇的专著《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等。这种研究力量较为集中，研究目标大致相近的“集体攻坚”，成果显著，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也是比较文学（文化）研究界的新收获。

除过中外文学的比较之外，“比较”意识还表现在其它一些方面，如中国现代文学现象与当代文学现象的比较，现代作家与当代作家的比较，现代作家之间的比较等。这方面的成果有赵学勇与魏韶华关于现当代文学中两次“生命意识”的自觉的研究，吴小美的《何其相似又十年——二十年代与新时期小说创作之比较》（《飞天1989年第5期）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研究。这里说的跨学科研究，主要是指在把握研究对象所包含的跨学科要素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以期更深刻地、多层次地认识其丰富内含和本质。程金城的系列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价值观念系统〉引论》（《甘肃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1、2期）、《中国现代文学价值观念系统论纲》（《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中国现代文学价值观念系统的动态描述》（《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依照系统论原理，引进价值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观念系统进行了具体剖析。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理想人格设计”概观》（《文艺研究》1989年第6期）、《人格观念在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意义及其在现代的嬗变》（《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则借鉴人格理论，从文化精神现象的角度探讨文学现象。周瑞桴的《试谈传统民族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赵学勇的《二十年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意识》（《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李馨《对父权本位思想的反驳——朱自清〈背影〉的深层思想内涵》（《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等，都程度不同的具有跨学科综合研究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