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劳作学校要义》

《劳作学校要义》

时间:2022-03-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劳作学校要义》是凯兴斯泰纳基于国家教育理念,阐述其通过构建国家职业教育框架,来实现提升整个民族教育水平、培养爱国忠诚的人才目的的教育思想著作。1912年,他出版了《劳作学校要义》一书,这本书成为“劳作学校”理论的奠基之作。凯兴斯泰纳将国民教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核心。

凯兴斯泰纳:《劳作学校要义》

本书精要

一、本书内容简介

《劳作学校要义》是凯兴斯泰纳基于国家教育理念,阐述其通过构建国家职业教育框架,来实现提升整个民族教育水平、培养爱国忠诚的人才目的的教育思想著作。本书通过对国民学校的任务、职前教育、劳作学校以及师资培养等几个方面来论述其教育思想,在文章的末尾还使用了大量的篇幅对自己整部书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总结,站在其整个教育理念的高度重新整组这些观点,将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这些思想具有很多的独创之处,将教育提升到了国家意义的高度,虽然也导致了这种教育容易受到政治纷争的影响,但凯兴斯泰纳的职业教育思想对各国都有着充分的借鉴意义。

二、历史名人对该书的经典评价

“《劳作学校要义》是德国教育家、职业教育运动的倡导人G·凯兴斯泰纳的教育理论代表作,书中体现了他的劳作学校理论和实践,与欧美的‘新教育运动’、‘进步教育运动’有着许多共同点,推进了资本主义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

——方克明(中国教育协会试验专业委员会成员,浙江大学副教授)

“作者(凯兴斯泰纳)在《劳作学校要义》中,以其渊博的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和教育学的知识,以其丰富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科学地论证了劳动与教育、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指出了劳动集体是进行性格教育的最佳手段,提倡一切教育、教学活动都要从教育对象的实践兴趣出发,同时又主张将文科学习与手工劳动结合起来,进一步阐明了劳作学校的概念及其所产生的教育财富和教育价值。”

——郑惠卿(首都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凯兴斯泰纳教育论著选》译者)

作者简介

乔治·凯兴斯泰纳(Geoge Kerschensteiner)于1854年出生于德国的慕尼黑。1895年,凯兴斯泰纳开始担任慕尼黑市教育局长,直到1920年退休。在任25年间,他从协调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切入,对慕尼黑市的学校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同时,还积极进行职业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宣传工作。1901年,他出版了《公民学校》一书;1905年,他首次正式提出了“劳作学校”的概念;1908年,在瑞士纪念裴斯泰洛齐的大会上,凯兴斯泰纳作了题为《裴斯泰洛齐精神中的未来学校——劳作学校》的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自此以后,“劳作学校”理论在欧洲很多地区得到积极响应,并引发了一场“劳作学校运动”,而凯兴斯泰纳则被人视为“劳作学校”的先驱。1912年,他出版了《劳作学校要义》一书,这本书成为“劳作学校”理论的奠基之作。1918年,凯兴斯泰纳被聘为慕尼黑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的兼职教授,在大学中讲授教育问题。1932年,凯兴斯泰纳在慕尼黑去世。

作品内容

凯兴斯泰纳将国民教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核心。国民教育是19世纪出现的一种教育理论,属于国家教育的范畴,注重国家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属于集体教育的范畴,将教育从个人上升到了团体的高度。国民教育的出现,既体现了社会教育学的影响,显示了社会与教育的交融,同时又是基于实际的需要,体现了国家对于教育的需求。这种需求,一方面来自国家间政治、经济竞争趋向于综合实力的考量,所以任何国家要在国际上占据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就要培养各种忠于本国的人才;另一方面,这种国家的需求也体现了个人对于教育的需求,任何一个公民,想要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就必须在拥有社会所需才能的基础上,成为一个被该社会所认可的个人,也就是说,要具有该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共鸣。这双方面的需求,就成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宗旨。

凯兴斯泰纳在本书中一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国民教育思想,同时也将之从思想的层面置于实践的层面。他尝试分析他想要建立的国民教育体系的各方面的具体内容,同时提出了具体的实行措施,最后提出了“劳作学校”,使之成为他教育思想的实践载体

一、国民教育的载体——国民学校

凯兴斯泰纳分析了他所要求的实现国民教育的学校——国民学校——所应承担的教育任务以及所应实现的教育目的。

凯兴斯泰纳是19世纪社会本位主义教育中国民教育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所要实现的国民教育,是一种要为国家培养有用的忠诚公民这一目标服务的教育,他将国家定位为引导人民进入正确的道德生活的人类集团,所以他视国家这一概念本身为具有正确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可以明显看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教育和学校中涌动的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思想倾向对他的深刻影响。

这一时期,整个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变革也引发了社会思想文化上及至政治上的重大变革。德国从独立战争时期就已开始高涨的民族意识,在这些变革的促动下达到顶峰。高涨的民族意识,必然导致对国家的狂热和对其他国家与民族的隔阂甚至仇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就逐渐演变为民族利益的专属工具,开始了推行民族文化和民族理想的行动。于是,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兴盛和发展,另外一方面,教育就成为民族文化和理想的奴仆,大大地削弱了它的民主和交流作用。

从这种意义上,凯兴斯泰纳在本书中论述的国民教育及其载体国民学校,也有着上述教育的特点和缺陷。他在著作开篇就论述了国民教育中的科学教育的地位和意义,将教育上升到了国家利益的高度,将科学教育作为教育中极其简单的一个成分,而不是教育的意义之所在。

首先,凯兴斯泰纳将普通科学教育者所主张的教育与他的国民教育做了一个比较。他在承认科学教育的必要性基础上,提出国家伦理的地位必然建于其上;同时对那些注重个人能力培养和财富追求的人进行了批驳,着重论述了这些培养和追求在缺乏外界条件的情况下的不可能性。他指出,脱离群体的个人是不能存在的,所以脱离群体利益的个人利益也是无法实现的。由此推知,教育的最高目标和意义,必然是基于群体利益的,个人的努力必须将集体发展作为前提才能充分实现其价值。

在这样的基础上,凯兴斯泰纳进一步将集体利益提升到了国家伦理的角度。他不仅认为教育应该服从于社会的最高任务,而且将这个任务直接放置到国家道德伦理的位置。换言之,他将国家置于最高伦理思想的位置之上,将每个个体的发展与国家的历史性发展联合到一体,自然地将“个人利益”的替换作“国家伦理”的。他将这种国家控制下的集体伦理比作人类外在伦理的最高财富,与人内在伦理直接相对,并且他还继续强调国家教育的双重目标,即利己主义(包括国家的利己主义和个人的利己主义)与伦理的发展(国家在法制和文明中的发展)。

紧跟其后,凯兴斯泰纳概述了“国民学校”作为他国民教育思想的现实教育载体所应实现的教育目标。自始至终,凯兴斯泰纳都认真贯彻着他的教育目标双重性理念。简言之,他的国民学校就是培养有用的国家公民,而他对于“有用的国家公民”的理解,就是那些能够切实从教育的双重任务角度服务于国家的人。根据这一根本性目标,他制定了详细的学校制度章程,并依次规定了学校的组织形式。而这一组织形式,被他称作“劳作学校”。实际上,在这里,他使用“劳作学校”来概括那些能够按照他的思想下的教育目标、任务、方法来运作的现代国家型学校。

“劳作学校”概念的使用,体现了瑞士大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对他的巨大影响。裴斯泰洛齐作为社会本位主义教育的代表,也十分重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正是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将“劳作”的概念应用到了教育中,虽然他没有将劳动与教育有机结合,使得劳动真正促进教育的作用力发展,但是凯兴斯泰纳将他的思想扩大到了应用层面,将裴氏的分离的劳作教育真正地结合起来,也就充分地促进了德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大发展。可以说,凯兴斯泰纳领悟到了裴氏教育之内核并将之与德国国情相联系,应用自己的德国式思维,提出了“劳作学校”的概念。

凯兴斯泰纳从自己的观点中归纳出国民学校的三项任务。引用他书中原文,就是“职业教育的任务,或者就业前的预备教育任务”、“职业教育的伦理化教育任务”和“人们在其中工作的集团的伦理化教育任务(当然也包含了个人的伦理化教育任务)”[1]

在这里,首先是“职业能力”的培养。换言之,作为总的教育目标之下的第一项任务,国民学校首先要培养的是具有承担国家赋予其责任的能力的公民,或者说,要培养的是拥有从事具体职业并因此而促进国家目标实现的能力的公民。将这个作为最先提出的任务,是因为这是后两项任务的基本条件。从逻辑上说,凯兴斯泰纳正是按照基础到高级的顺序提出这三项任务的。

第二项任务是基于职业能力之上的职业精神。如果说他将“科学教育”放置到第一项任务里,那么在这里,已经进入到精神层面的培养。也就是说,个人除了具有某种职业能力之外,还要对这种职业抱有内心的积极情感。从事一项职业的个人,不是将获得一定数额的报酬作为促进力,而是利用内心的积极情感倾向来促使自己更好地工作,并以此为满足。即使这些职业不能直接与集体利益联系到一起,从事该职业的个人也应该看到自己的职业性质更为深远的意义。每项具体的职业,都可以看做是国家利益实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个具有职业能力的个人都应该将自己的职业提升到精神的高度。

最后的任务就是将职业精神上升到集体的伦理化。既然凯兴斯泰纳将“对国家有用的公民”作为他的教育目的,顺理成章,他绝不会允许教育培养出对国家无用的人才,所以,他将国家道德作为加诸在“孙悟空”们头上的“紧箍咒”——一个为了国家而清扫马路的清洁工比一个背弃国家的高级人才要高尚得多、“有用”得多。

虽然前一项任务是后一项的条件,但是凯兴斯泰纳认为如果没有对后一项较高任务的清醒认识,那么本项任务也无法圆满完成。

二、将实行职业教育作为首要任务

凯兴斯泰纳首先批判了对于职业教育的误解,提出公立学校(传统意义上与职业教育相对的教育系统)的首要任务是职业教育。他借用裴斯泰洛齐的观点,强调“职业生活”的重要性和教育性,强调教育的实现需要外在氛围和内在的意义。即使是就文化与劳动的关系而言,正是由于劳动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所以劳动才是最适合于文化教育的场所和方式。只有当手工劳动占据整个教育一定的比例时,脑力的培养才能更好地实现,培养出的人才才能更加符合教育目标的要求和国家的需要。

作为实现国家教育目的的学校——国民学校——即使是普通公立学校,也必须把职业教育作为首要任务。这种职业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培养一些有限的知识和技能,更多的是为了一个健全的职业教育做准备。这种职业预备教育,十分注重培养良好的思维方法和职业习惯,或者说是为职业精神和伦理化提供坚实的基础。

在这里,凯兴斯泰纳提出了一种理想:尽早地发现儿童的才能和兴趣倾向,并据此对他的未来职业进行培养。除了学校的职业教育之外,家庭应该充分参与其中,儿童的生活环境和未来职业环境是应该有所联系的。当然,由于实际所限,凯兴斯泰纳特别反对形式主义的联系,所以这也只能存在于他的理想之中。

在论述职业教育的基础上,凯兴斯泰纳也翔实论述了后两项任务的实现。

学校中,将职业教育与职业精神相联系还属于尝试阶段。凯兴斯泰纳借英美的教育经验,反观德国的教育实践,提出职业教育的伦理化应该真正走进课堂,否则职业教育也不能很好地实现。他的职业精神和伦理化教育着重于培养学生在集体中的良好适应性和对集体的自觉贡献精神,更有助于学生职业教育的良好实现,也充分发挥了集体职业教育的优势。他将国民教育定位于促进国家利益的教育,那么个人的职业发展倾向也必然要符合集体的利益乃至国家这个大集体的利益。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凯兴斯泰纳的领导观显示了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对思想家个人的影响。他认为,即使是所有群众都跟随某位领导者而前进也是可以的,只要这位领导者真的具有领导能力,或者说真正能顺应国家利益来领导人民。这意味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并充分显示了这种力量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强有力的地位。他甚至还对某些国家(比如法国)的政治思想对于教育的影响颇有微词。

对于第三项任务,凯兴斯泰纳将目光集中到了高年级学校上。高年级的学生更具有体力、年龄、心理成熟度等方面的优势,同时他们互相之间有更多的接触机会。同时,在高年级中,他们已经开设的科目也更容易与职业教育相结合,提升到国家伦理的高度,实现学校的第三个任务。也正因为如此,凯兴斯泰纳才特别痛心于本国的高年级缺乏这种教育,他批评那种将高年级学校视为培养学者的工具的思想,认为整个欧洲都存在着这样的趋势:将教育,尤其是高年级教育的目标设定在培养优秀的国家公民的高度。

三、国民学校具体组织形式——劳作学校

在论述国民学校时,凯兴斯泰纳就提出了学校的具体组织形式“劳作学校”。这种学校是国民学校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与国民学校相对的一种新的学校形式,所以它最终要实现的正是国民学校的教育目标,也就是凯兴斯泰纳所论述的教育之于国家的三项任务。在他的论述过程中,“劳作学校”的概念是慢慢清晰起来的,首先他提出了教育应承担的任务,然后再提出这样的教育应以什么样的学校为载体,接着才论述了这样的学校应该有怎样的组织形式。

关于劳作学校,凯兴斯泰纳在本书中讨论了它的教学法、课程和师资问题。

在之前的章节中,他着重于国家伦理层次的讲解,而在劳作学校教学法中,则将第二个层次——个人性格特征培养——提炼出来进行详细地解释。所以,这种分析就有了心理学分析的特征。凯兴斯泰纳将人的内在精神概括为四种力量:意志力、判断力、灵敏性和易激发性。前三者之间互相牵绊的关系以及与第四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复杂的人性特点。这种特点通过教育对人的作用力而充分地发挥出来,最终集合成国家的伦理力量,也就完成了凯兴斯泰纳心目中的国民教育。

本书对于其所概括的四种力量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论述,特别是对前三者的关系及权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凯兴斯泰纳举出了许多实例来进行论证。首先,他详解了意志力、判断力和灵敏性之间的作用关系。在这种论述中,作者举出了当时学校中单方面教育缺失的例子,并分析了这可能造成的危害。他还特别探讨了教育中感性和理性的应用问题,提出劳作教学法可以更好地提供感性认识的平台,同时又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将之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因为只有当抽象概念来自于个人日常生活的实际经验,而不是其他人为的感性材料,这种抽象概念才更容易被提炼抽象和掌握。这样的方式既符合人的心理规律,也符合学校的教学实情,所以在这种原则下的教学方式应该获得推广的机会。

换言之,这样切实来自于劳动中的教育,才能更有助于学生的精神作用力的发挥,也就更加能发挥个人的创造力——这样的教育才可以避免当时学校中存在的机械化的纯粹独立的活动性教育。在这里,凯兴斯泰纳反复强调了学校对于学生创造力的培养义务。诚然,当时的德国教育对于学生创造力的培养有着很大的忽视;正如他所言,反复重复的机械劳动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既不能增加社会财富也不能有助于国家伦理的形成与发展。观之现代,德国的职业教育如此发达,很少有人批判他们培养出的是一些机械劳动的人力机器,而我们的教育反而被称作缺乏创造力培养的教育。且不说我们的普通教育,单是我们的职业教育就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其中对于创造力培养的忽视问题就非常值得关注。

在凯兴斯泰纳的思想中,物质财富的目的是为了文化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而与物质财富不同的是,文化和精神财富是极富个性,甚至可以说是深深打上了制造者的烙印,代表着该民族该国家,那整整一代人的特点,这种个性化的财富是完全归属于制造者的财富,即使是被后人不断地翻版或者重复,也不会变质。所以,以三个任务为根本的国民教育,就必须培养公民具有充沛的创造力,才不会丢失国家既有的传统,也才有可能将民族的和国家的精神发扬光大,甚至具有超越性和“侵占力”。基于这样的文化和精神财富之上,才能建造出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统一的精神结构,而这种统一的精神结构才能最终架构国家伦理。同时,个人在受教育过程中会不断把自己的思想和这种统一的精神结构相对比,随着教育的深入和社会化程度的加深,个人的思想将最终与这种统一的精神结构相吻合。这又回到了教育中的第三个最终的目的。

在劳作学校教学法中,就是要把这些抽象化的概念充分与个人劳动有机结合,也就是说,单纯的体力劳动是没有意义的,而要充分考虑到个人细微的心理、生理变化,在这种劳动中融合进系统的意志训练和判断力的训练,通过各种有意义的训练,培养个人的创造力以及进行精神的锻炼。劳动是载体而不是目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是方法和手段而不是知识和内核。

在将劳作作为广泛原则的学校中,劳作也是一门应该受到充分重视的专门课程。这门课程之所以必须且必要,是因为它将被用来培养学生的理性、情感、创造力和塑造性,这些就是个人内在四种品质的外在能力体现。凯兴斯泰纳特设专节论述了作为课程的劳作教育。

我国在初等教育中普遍设有劳动课和劳作课,但是这种课程形式大于内容,除了一些简单的生活常识和基本劳动技能之外,对于学生内在品质的形成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无论将来从事何种职业,学生们都应被教育成优秀的劳动者,而不是“业余爱好者”,因为他们将来承担的是整个国家和社会所赋予的责任,即使是进行简单的物质财富创造,也应该含有更深层的精神含义。所以,凯兴斯泰纳认为,劳作课程进行中,应该以培养学生内在的精神品质为最终目的,所以这些课程必须经过自始至终的严密的思考和谨慎的设计,成为他所说的专业劳作课。

凯兴斯泰纳提出了专业劳作课的两个原则。第一个是严格要求学生进行一丝不苟的劳动训练。由于劳动本身目的的要求,不需要学生以爱好劳动这样的艺术性思想为基础,而应该按照培养良好劳动习惯的模式进行劳动训练,这样一丝不苟的习惯也会被学生自然迁移到其他活动中去,甚至是他们的思维习惯。在这里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德国自古有之的严谨的思维习惯和认真的工作作风,即使是作为思想家,也将这些民族品质贯彻始终,而在他们的教育之中,就可以看到对于这些品质的培养更是受到了极大地重视,甚至成为一种思想之内核。通过劳动的手段培养学生的意志力和判断力,这样的劳动就必须是在严格管理之下的,而劳动中的学生的态度也必须是认真的,可想而知,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性格必然具有德国人所特有的严谨刻板踏实认真。

第二个原则是基于意志力之上来培养创造力。前文已经详细论述过创造力的重要性,在这里重提时,凯兴斯泰纳强调了它的另外一个方面:以良好的意志力为前提。简言之,劳动要从基础的简单的开始,或者说,从模仿开始。学生无论学习何种科目,都必须孜孜不倦地从认真“模仿”开始,通过学习他人而达到获得基本知识积累的目的。当这种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教育者才应该开始给予指引,激发学生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创造。虽然他不反对学校为学生提供大量的自由操作的时间和机会,但这种自由操作的目的,在开始的时候更多地倾向于模仿而不是创造。诚然,在这些模仿而成的个人创作中必然会显示出学生创造性的才能,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从最基本做起,或者说,他们仍然要从零开始,从模仿开始,知识的原始积累是十分必要的。

四、师资培养问题

沿着凯兴斯泰纳思考的顺序,他逐渐将教育问题缩小到一个个单独的点,教师的培养就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枢纽点”。在其国民教育实现的过程中,教师既是国民学校的一部分,同时也具有独立的地位:他们的影响范围是超出学校教育的。特别关注到国民学校的组织形式——劳作学校上来,作者强调了所谓“第二种教师”的必要性。

这种教师是相对于普通教育中那些承担着普通教育任务的教师而言的。普通教师具备良好的理论素养,接受了严格的知识训练,但是相对于劳作学校的特殊性而言,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劳作学校中将专业劳作课作为一个重头戏,所以“第二种教师”——技术教师就应运而生。

技术教师并不一定具有统一的来源,但他们必须接受过严格的职业技术训练,同时具备很好的职业精神,有能力帮助学生获得职业教育之外的伦理教育。当然,通过师范学校来培养技术教师才是长久之计。因为技术教师不同于普通的技术人员之处在于,前者在专业技术素养之外,更加需要教师职业的素质,比如接受心理学、教育学、伦理道德等方面的专门培养和严格训练。而一旦在劳作学校中将大多数甚至所有课程都与劳作挂钩,那么技术教师就是教师的必然前景,普通教师就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技术能力。凯兴斯泰纳提出,对于现有的教师培养模式,可以进行一些改进,帮助普通模式培养出来的普通教师进行技术训练的改造,成为技术教师的后备力量,或者说,成为未来劳作学校的后备力量。当然,技术教师的重点仍然在于“教师”,技术熟练程度并不能代表一个人能成为优秀的教师,尤其是技术教师。只有具有一定技术水准的优秀教师,才能实现劳作学校的真正内涵,从而实现国民学校的教育任务。

在这里,凯兴斯泰纳还补充道,当时许多学校的劳作课程水平还停留在比较低级的阶段,通过大批技术教师的补充有望提高这些课程的水平;通过大批职业教师的补充,也可以较快速地达到国家深化教育的目标。

五、全文观点总结

凯兴斯泰纳在本书中所论述的几个主要观点都在最后的总结语中进行了归纳和总结[2]

三任务。他将前文所提的三个任务作为所有公立学校应该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进行重申:“为国家里的每个个人的未来职业做准备”、“使这种职业教育伦理化”、“使学生有能力参与本人为其成员之一的集体本身的伦理化”。于是,作为国民学校具体组织形式的劳作学校,也就相应地应该完成三个要求,这三个要求是对前文中对于劳作学校相关论述的总结。

劳作教学法应该达到创造具有精神结构的教育财富的目的。教学法实行的学校,应该将劳作课作为一门专业课程开设。道德教育更容易在集体性的劳动教育中进行。教师的培养问题也得到了总结。

四素质。教育在完成国家层次的任务,同时也应完成对个人的四种内在品质的培养。在这里,凯兴斯泰纳再次花费大量篇幅论述了“创造力”的培养问题。他再次重申了创造力——独立判断力的首要地位以及获得的途径——独立思考。文中在这一问题上举了大量的例子,详细地说明了应当如何培养学生的良好品质,同时也避免他们可能产生的坏习惯。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古典文学阅读兴趣”培养的例子。作者用这个例子来说明高年级如何进行“劳作学校式”的创造力培养。

关于教学法,凯兴斯泰纳认为,解决好逻辑的、心理学的和与外在环境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就可以得到比较有实用意义的教学方法。教育应该具有实际的价值,而不是外表光鲜内在腐朽的摆设,所以,学校的课程从设置之初就应该注重它的表达方法和使用效果。对于学生而言,不具有实际价值的课程所带给他们的知识,只能作为一种涂在表层的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剥落。这正是国民教育所应避免的。

简要评述

对思想家的评价需要充分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所代表的利益阶层。凯兴斯泰纳的劳作学校思想顺应了当时德国以及欧洲的工业发展、政治需求,从而发挥了巨大的教育作用。他科学地论证了劳动与教育的关系,同时将劳动的培养目标定位到精神的高度,着重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和劳动品质,对后世的职业教育与教学工作来说,有着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时代层面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整个西方世界进入到独占和垄断阶段,这些更加促进了已经逐步统一而强大的德国民族意识充分觉醒。国家逐渐把教育收归到政治的高度,强调要把青年培养成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强调一切学校教师都是德意志帝国的官吏,为德意志国家服务。鉴于当时德意志帝国对内实行专制统治、对外采取侵略扩张政策的现实以及帝国经济发展对具有生产技能的忠顺工人的需要,凯兴斯泰纳从国家和国家利益出发,提出公民教育和劳作学校的主张,为培养新时期国家需要的既忠诚又有用的公民这一目标服务。这一思想符合20世纪初西方政治与经济发展对人的需要,迅速为西方国家所接受,并形成欧美的“劳作学校运动”。

从思想渊源上看,在19世纪欧美出现的诸如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杜威等教育家和费希特、赫尔巴特等哲学家,对凯兴斯泰纳的教育思想影响很大。凯兴斯泰纳直接吸取前人的知识,因此,凯兴斯泰纳倡导劳作学校运动绝不是偶然的,劳作教育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但是,他的国民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国家对于教育和思想领域的控制,有助于政治专制的形成,所以,作为凯兴斯泰纳教育思想核心的国民教育思想受到不同人士的公开批评和指责,而与国民教育思想互为补充的劳作教育思想也同样受到了质疑。但客观而言,他的许多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他对传统“读书学校”的批评,击中传统学校教育脱离实际的弊病,对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凯兴斯泰纳的“劳作学校”与普通的学校有着很大区别,凯兴斯泰纳在强调劳动教育的同时,非常注重科学知识的教学,将两者结合起来,有利于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效率。而他的“劳作”含义又完全区别于“游戏”、“运动”等无意义运动,“劳作”是通过具有客观目的的艰辛过程来培养学生的内在品质并借此达到共同的外在伦理的活动。这些有见地的思想,反映了教育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客观上促进了德国工业的发展,也成为其他许多国家职业教育借鉴的对象。同时,凯兴斯泰纳虽然强调国家至上,教育必须为国家服务,同时他也认识到教育必须注重个人能力的培养和个性完善,更加强调以能力为本的意识;而他的教学法也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注重在集体中培养学生、注重职业精神培养等等。

总的说来,尽管招致诸多批评,凯兴斯泰纳的国民教育理论和方案在专制统治结束之后仍然发挥了很大作用。1918年德国颁布的新宪法的第148条明确规定,所有学校须按照德意志民族性的精神及各民族和解的精神努力进行道德、公民意识、个人技能和职业技能方面的教育,公民课和劳动课应纳入学校教学科目范围。从而凯兴斯泰纳关于国民教育和劳作学校的主张得到正式采纳,并具有法律上的地位。他的思想对1945年之后德国社会进步尤其是二战后教育民主化改造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张青林)

【注释】

[1]凯兴斯泰纳.凯兴斯泰纳教育论著选[M].郑惠卿,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6.

[2]凯兴斯泰纳.凯兴斯泰纳教育论著选[M].郑惠卿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51.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