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探索的成就给我们的启示

复杂性探索的成就给我们的启示

人类始终在想了解自己从哪里来、来干什么、要到哪里去，这一切随着复杂性科学的研究而愈加复杂，复杂的个体，构成了复杂的群体，面对着思维、行动的有限能力，发觉、想模拟这个复杂系统的行为，实在太难，或许是因为我们都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按照伊利亚·普里戈津的研究，“自组织的宇宙”也是“自发”的世界，它表达了一种与西方科学的经典还原论不同的整体自然观，我们愈益接近两种文化传统的交汇点⁽¹⁾于是，思索一下东西方文化交汇点的景象应该比较有诱惑力。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理性思考打开了科学之门，利用成功的科学分析方法获得了巨大的科学成就，使西方步入现代社会，但鲜明的个性在创造着若干传奇的同时也带来许多思想和观念上的极端，引出深刻的社会矛盾，比如说有人认为的:始自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始自卢梭的浪漫主义等，虽然表面看不出有什么不好，但是在时间的长河里到底能出息成什么样子，事实已有定论。而始自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尽管对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到了20世纪还是显示出了弊端。牛顿、爱因斯坦建立了确定性的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并想以此作为解释宇宙普适的自然法则，可复杂性探索越来越揭示了这种确定性的破产。但是，各种鲜明的思想、科学、观念的碰撞，也确实促进了新观念、新思想的诞生。的确，社会是在各种思想的碰撞过程中进步的，碰撞过后产生了问题，也产生了机遇，对于具有一个积极思考、进取、追求真善美的文化心态，显然就注定了社会的进步、文明的提升。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复杂性探索的成果，揭示了社会、科学、人文、自然诸多方面深层次的规律，已经给自然、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复杂性探索揭示了系统整体的演化功能、内部的自组织功能、时间维度上的不对称、不可逆性、对维度不可分割性、过程的随机性与非平稳性，这些越来越表现出与传统的确定性观念的相悖，正如埃德加·莫兰在他的复杂性思想导论中有一段很有意义的评述:“我们生活在分离的、还原的和抽象的原则的统治下，我把这些原则的整体称为‘简单化范式’，是笛卡尔提出的这个西方的主导范式，同时分开了能思维的主体和具有广延性的事物，也就是分开了科学和哲学……这个范式自17世纪起，控制着西方的探险，无疑曾使得科学认识和哲学思考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他有害的最终后果只是在二十世纪才显现出来。这样一种分离削弱了科学认识与哲学思考之间的交流”，这也充分体现了复杂性研究思想与传统的观念的分歧。

如果我们追溯一下西方文明，自古希腊哲学、数学、科学、文化开始，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社会，各种思想、各种探险、各种极端的经历似乎都有过，而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科学各个领域都有重大的突破，甚至有描述宇宙永恒的自然法则的欲望。但正所谓，任何一个成就都必将既是一个辉煌的荣耀，又是继续前进的一个障碍，当然，也必然是下一次浪潮的源头，而且，实现其中一次浪潮都必将实现人类思想、意识的一次真正的飞跃，必将带来对人类社会全方位的深刻的影响。

近现代科学的成就离不开思想的碰撞，必须承认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差距，尽管改革开放使我们奋起直追，但更多地还是以急功近利的跟踪与模仿为主(这也是无奈之举)，尽管在跟踪与模仿的形势下，已经在短时间缩小了不少的差距，但在诸多观念与意识上理解的差距似乎并没有缩小。尤其是在追赶的状态下，为了体现近处的效果，许多意识上的差距是顾及不到，甚至无法顾及。于是就出现恢复高考制度后，男学工、女学医，学了财经没出息，更不用说人文、艺术了。而改革开放后，经济类适用技术类专业的崛起，但即便是专业的铺开，也无法建立起专业之间深刻的联系。这一方面是社会基础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意识问题、传统的文化问题。而对于埃德加·莫兰对传统西方研究的主导范式的批评，相比之下，我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通过跟踪与模仿已经使我们有了长足的进步，那么在这些深层次的思想、意识上的差距的缩小应该是我们更加重要的任务，要知道深刻的思想、意识影响的远不止科学领域，而是文化层面、社会层面、文明层面的，这些深层次的变化，靠跟踪与模仿是无法实现的。于是，自然要想到，我们如何能够使思想跟得上浪潮，而不被覆没。

复杂性探索的成果对人类认识的方法论上带来了冲击，相比于西方传统的科学分析的主导范式，更表明了对世界、自然、人类行为理解的不同，会形成不同认识的组织形式。于是，重大科学突破最重要的、最有意义、最精彩之处还是应该在于它对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的突破，由此带动了人类的创造力的生活、社会的进步，相应地带动着认识的组织、方法的科学，并利用科学造福社会。复杂性探索的成就，确实起到这个作用，也易于抵御传统认识的组织中的盲目性，但对于习惯了习俗的文化，要接受新的思维确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有一点对我们来说很值得欣慰，按着伊利亚·普里戈金的诠释，复杂性的探索研究得出来的思想逼近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的文化是到了东西方应该融合的时刻了。然而，真正实现融合，也需要胸怀，需要妥协，需要从实际出发、从人类自身的需要出发，重新审视我们的思维习惯、文化习惯，于是，仔细思考复杂性探索的深层次的思想，意义实在是重要而且是深刻的、多方面的。

西方文化、西方科学、西方哲学有其弱点，也有其优越性。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似乎是更追求一种整体上的秩序，天人合一的理念，这本来看起来更具有包容性、全局性，也是其优点。但复杂性系统一个精髓是描述了系统是演化的系统，处处充满不确定性，预示着“确定性的终结”，也表明了对于我们身在其内的系统的认识，不能是以前的按照那么一种固定的简单方式来思考问题、处理问题，而要了解系统的动态演化性质，把握系统的行为。追求一种宏观的秩序，应该是具有很宽阔的胸怀、理想，余下的就是更好地理解、认识系统的复杂性，而认识论的问题在我们的文化里处于弱势。

仔细分析一下东西方文化的差距，可以看到，西方文化思想上具有随意性，对实际的好奇、对探险的好奇，个性化的特点，这也是对个人的尊重，并形成了鲜明的个性、活跃的思想，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系统的多样性。而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强调的整体性、秩序性，也必然对系统个体的多样性有所局限，对思想的个性化有所局限。东西方的这种差异，如果说局限在传统确定性的框架下和确定性的因果决定论框架之下，控制好前因，就不必过于担心其后果。可遗憾的是，对于复杂性的系统，恰恰表明了过程的复杂性、演化的复杂性、结果的不可预测性，通常的思考与解决问题的简单性会遇到更多的不适应，系统随时间演化的结果更多地要取决于演化的内部机制，或者说更多地是由系统的内在不可控的机制所决定(这才体现出复杂性的魅力、而不能轻易地分割开来考察的特点)。

时间或许可以包容一切错误，但时间也可以磨灭一切，演化的结果事先难于确定，但活跃的富有生命力的因素必将对演化起到积极的作用。一位哲人说过:“凡是能被控制的决不会完全真实，凡是真实的决不会完全被控制。”那似乎就是说，系统完全被控制，就必然失去真实，自然就应该失去自身的创造力。如何才能控制得合适，东西两种文化习惯似乎各居一端，如果我们能够沿着伊利亚·普里戈金的复杂性探索思想，探索一种使得东西文化能够各自扬弃、并融合为一种新理性、新思想、新理念的方法，那确实有意义。

耗散结构描述的是远离平衡态的系统通过和外部环境进行能量和物质的交换而形成的一种有序的结构，同时无论亚当·斯密还是查尔斯·达尔文都向我们表明了系统在随时间的演化过程中所受到的自下而上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或许可以解释为系统对外界干预的反应，这就是自下而上的进化的作用，进化是个体积极地、自组织地、利用个体的多样性有效地适应外界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集体的行为，只有在远离平衡点的系统才有可能产生这种行为，外界对系统干预不会太强，否则，这种个体之间的利用个体的积极性进行的自组织行为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而如果处在平衡点附近，外界就会给系统施加过大的控制力，于是，系统自下而上的进化就会更多地被自上而下的复制取而代之，形成更多的局部趋同化，从而使个体多样性丧失，这样似乎会带来个性的缺失、积极的创造力的丧失的危险，诸多社会、自然的例子都说明了这一点。东西文化的传统似乎偏向两端，基于复杂性探索的理论建立的思想就应该是两者的交汇，这对于人类社会确实是有意义的。

我们的文化中非常强调注重亲情，这本是理性的，可是系统演化的结果似乎使得这种亲情越来越阻碍着系统演进过程中对内在规律的尊重，从而产生不适应。许多高官似乎更多地被亲情拉下马，许多父母对子女过度的溺爱也使他们在教育孩子方面出现很大的偏差，甚至违反法律。西方现代文化中个体层面上的亲情或许有些淡漠，但并不决定着整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和谐。有趣的一种现象是，从两种文化的比较中还可以发现，时间的魅力、演化的魅力，使演化的结果充满了奥妙。三国演义中的“义气”过重的结局也是我们文化的一个风景，义气过重必然危及规矩、危及规律，产生的是思想的狭义、视野的狭窄；许多政策有很好的出发点，但执行起来就出现很大偏差，对规矩可以随意践踏。过于理性、缺少探险精神、追求物质上的安逸、浓郁的家庭观念，从适用看来，实在无可非议，但演化的结果，必然是创造力的欠缺，同项竞争的加剧；注重实惠、少谈主义、少些虚幻，又会使我们的思维受到太多的局限，缺少了宽阔的胸怀，不仅缺少思想，而且对新思想反应也不敏感，在人口增加的同时，整体素质却不易提高；偏重于理性，无可非议，但结果艺术思维的培养就受到限制，这更危及到对真善美的追求，而对真善美追求的偏颇，那一定是不利的。如此种种，如果只限于表面、只限于确定性，不动态地看问题、不从复杂系统演化的角度看问题，或许不会有什么感觉，但复杂性探索的结论可以让我们冷静下来思考得更多，社会需要引领、文化需要引领，这是一个问题。

复杂性科学探索，至少让我们对两个问题不得不重视，第一是认识的组织方式，对复杂系统的问题不能像以往的思维方式那样简单处之。因为人不可能未卜先知，而是通过学习、认识，在接受知识的同时，提高认识的策略，推敲认识的逻辑。于是，重大新科学的诞生对人类认识的思维形式、组织形式、思维的逻辑都会带来重要的影响。复杂性探索的成果对思维、认知领域的启示，确实值得我们深思，而目前，我们似乎更关心的还是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物质上的实惠，这本身就是功利的意识。知识分子可能考虑更多的是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具体的知识、技术，而似乎没有去追究深刻思想的欲望，这又是我们文化、教育的一个弱点。于是，有知识、无文化，有文化、没思想也成了不少人对我们的教育、对知识分子的指责的痛处，然而，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文化对思想的不敏感，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教育对文化的不敏感，对人文、艺术的冷落，以及大类专业之间的相分离的问题。但凡功利盛行的时候，人文、艺术素质必定不高，思想也必定相对荒漠，因此，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就会有偏差；第二是系统管理的思维，根据中国的文化特点，有人认为，中国的管理是管理的最高境界，思考之后，觉得还是有道理，因为我们讲究宏观的秩序。但如何能够达到这种境界，达到管理的最高境界所能达到的效果，我们的背景文化有这个特点，但也有诸多弱点，造成管理过程中，弹性因素太多，或制约太多，或者说该弹性的没有弹性，该制约的可能制约不住，都会直接影响到系统内部的协调，造成紊乱，也就是说对管理的对象内部机制尊重得不够，没有从演化的过程去更好地控制系统的演进过程，其深处原因仍然是文化思想思维习惯问题。

复杂性探索的成果对于我们重新思考教育问题有太多的启示。多年来，学生只注重知识、不关注文化，也就没有思想(有的是说教)；我们关注情面，说的通俗一点是为了拉关系；我们甚至关心脑筋急转弯(那时功利)而不关注长线文化基础；人文、艺术修养本来是大事，可我们更多的是儿童时期的速成的工夫培养，而学校里的人文、艺术、文化、思想的修养基本没人关心；学校的培养是功利的为了业绩的培养，短期效益的培养，于是，专业的支离、知识的支离只局限于短时、局部的工夫；知识分子不仅要有知识更要有文化、有思想，可我们似乎只关心知识，所以培养出的学生也是同样，管理上就更相差得太远。

一种科学能够从根基上推动着文化的发展，足见其重要性，而能够对其保持足够的嗅觉，跟上其思想的脚步，那应该是文化的功能，良好的文化环境才能对社会起到引领作用。

虽然多年来社会的进步一直处于跟踪模仿状态，但毕竟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果再能够在思维、思想、观念上跟上步伐，有比较敏感的嗅觉，社会必将进步得更快。

这个世界很大，因为太复杂，面对知识的膨胀、人口的剧增，确实感觉到压力；这个世界也很小，因为思想的关联、科学知识的关联、工具的现代化、系统复杂的关联，使距离的概念越来越不明显，使我们对泰戈尔的诗句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感受，如果有意强调或拉开事物的距离，都会有破坏圆满的危险。这个世界很精彩，也很有诱惑力，因为复杂性确实包含了太多的美妙和期待。

面对现实、复杂的世界需要人的宽广的胸怀，希望我们的文化、教育能够负起这个责任。

【注释】

(1)［比］伊利亚·普里戈津.确定性的终结.湛敏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