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融合下的情报学方法论研究[1]
查先进 吕 彬 曹 晨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摘 要】 情报学方法论是情报学基础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构建学科理论结构的“催化剂”，情报学研究的发展离不开情报学方法论的创新。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应用学科，情报学方法论尚不成熟和完善，对于情报学方法论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另一方面，由于情报生产与利用矛盾的普遍存在，情报学研究的触角几乎涉及科学的各个学科和领域，情报学的学科任务要求情报学必须与其他相关学科交叉渗透，从而提升情报学研究解决信息问题的能力。多学科融合趋势拓展了情报学的研究内容、丰富了研究方法，对情报学方法论体系构建也产生了影响。本文从回顾国内外情报学方法论研究历史沿革入手，重点探讨了多学科融合趋势对情报学研究方法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就情报学方法论体系在多学科融合背景下的变化进行了描述，并提出了一种创新情报学方法论结构体系的设想。
【关键词】 情报学 方法论 学科融合 趋势
Study on Information Science Methodology towards Multidisciplinary Amalgamation
Zha Xianjin Lu Bin Cao Chen
(Center for Studie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fundamental theory，information science methodology plays a catalytic role to construct 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frame.It can't be imagined that any great progress would be made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f without the innovation in methodology.At the same time，information science is a newly emerging applied disciplinary，which methodology still has many blank and argument spots which require more academic attention to perfect it.On the other hand，information science regards 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information producing and information utilizing which lie in the different research fields and disciplinaries in science.Under the phenomenon，in order to resolve the“information problem”emerging in crossover fields between disciplinaries，information science must amalgamate with other disciplinaries consistently.The trend of multidisciplinary amalgamation expands the research field and innovates a variety of research methods in information science，which also changes the structur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methodology system greatly.The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made by studies on information science methodology at home and abroad firstly.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act made by the trend of multidisciplinary amalgamation which may bring out opportunity or risk towards the innovation of research method in information science.Finally，the paper tries to describe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 methodology system and presents a tentative idea concerning on the innova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 methodology system.
【Keywords】 information science methodology multidisciplinary amalgamation trend
1 引言
根据层次的不同，方法论可划分为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以及具体科学方法论。其中，哲学方法论是指在一定世界观的指导下，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与理论;一般科学方法论是指涉及众多科学领域，并适用于多门具体学科的方法理论;而研究某一具体学科或具体学科领域的方法理论则为具体科学方法论[1]。人类科学发展史表明，科学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离不开正确的方法论。方法论不是方法的简单集合，而是建立在一定科学理论基础之上，通过长期科学研究实践总结得来，并进而不断建立与完善学科理论体系的工具。情报学与其他学科领域一样，其研究的目标是揭示情报活动的规律，建立并完善该学科的理论体系，从而指导人们的情报活动实践。情报学研究同样需要借助一整套的方法论工具。作为介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边缘学科，情报学自诞生之初在研究方法上即借鉴并应用了其他相关学科的大量理论与方法，并在数十年的学科研究进程中，建立、健全了该学科的方法论体系。伴随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信息技术应用的日益深入，人们的情报需求与时俱进，情报活动出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情报学研究与其他众多学科交汇融合程度不断加强，学科发展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走向多学科融合的情报学需要在学科方法论上不断丰富并加以创新，才能在新形势下保持情报学科的生命力，研究多学科融合下的情报学方法论体系的构建业已成为情报学研究的热点课题。
2 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轨迹
情报学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为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克服大科学时代的情报危机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在60多年的学科研究实践中，方法论研究始终居于情报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由于学科方法论研究与学科理论研究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的历史沿革可以依据情报学理论的发展轨迹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初创阶段的方法论研究(20世纪40—50年代)、快速发展阶段的方法论研究(20世纪50—80年代)、走向深化阶段的方法论研究(20世纪90年代至今)[2]。
2.1 学科初创阶段的情报学方法论研究
情报学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是科技、经济、文化和情报工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类进入20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产生的科学技术文献不断增加，情报生产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情报爆炸”的产生;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了获取情报，世界各国重点发展了以密码编码与破译、缩微技术、机器翻译、计算机检索为代表的情报技术，从而为情报学的创立做了技术上的储备[3]。1945年，富有传奇色彩的美国科学家、教育家布什(Vannevar Bush)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著名的《诚如所思》一文，首次明确提出了科技情报在大规模研究与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并设想了未来用于机械信息搜索的设备雏形——MEMEX，该文的问世被学界普遍认为是情报学发展的起点。布什在文中提出了将计算机技术与传统存储和检索相结合的方法[4]。1948年，香农(C.E.Shannon)发表其著名的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将通信理论与数学方法引入情报测度领域[5];同年，维纳(N.Wiener)的《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一书出版，该书融合了来自心理学、生理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物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成果，阐述了控制论的理论基础[6];而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udeig von Bertalanffy)1947年在美国讲学时，重新提出了他在1945年的研究成果——一般系统论。一般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用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信息论、控制论、一般系统论，即所谓的“老三论”的出现极大地扩展了当时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视野。虽然“老三论”来源于不同的学科领域，但是拥有共同的理论研究基础，例如:香农与维纳在提出各自的理论时，都引入了来源于波尔曼兹(Ludwig Boltzmann)热力学第二定律中“熵”的概念。同时，“老三论”都注重应用数学方法来进行逻辑推理和科学抽象。由于在科学的各个学科、领域都存在着“信息、系统、控制”，因此作为方法论，“老三论”具有极强的适用性，几乎可以应用到科学研究领域的每一个角落。情报学也不例外。伴随信息论方法、系统论方法和控制论方法在情报学领域的应用，使得情报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不断丰富，研究方法也从传统的文献检索与存储和情报的简单分析不断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老三论”方法论在情报学领域的应用，为情报学方法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在此阶段，哈佛大学的语言学家齐夫(G.K.Zipf)在《人类行为与最小努力原则》一书中，基于“最小努力原则”就较长文献中词频与词的等级之间的常数关系给出了经验公式，即“齐夫定律”;普赖斯(D.Price)在《小科学，大科学》中结合“洛特卡定律”提出了“普赖斯定律”，这两个定律被称为文献增长定律;维克里(B.C.Vickery)在1948年对布拉德福(B.C.Bradford)定律进行了推论，验证并修正了文献分散定律。三大经典定律的确立，标志着情报学开始拥有本学科的专门研究方法——文献计量学方法。学科专门研究方法的出现，体现了情报学的学科独立性，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学科界限越发清晰[7]。
实践研究与理论研究是方法论的两大来源。在情报学方法论的初创时期，学科的奠基者们就十分注重实证方法的应用，在此期间最著名的实验莫过于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英国的C.W.Cleverdon领导的Cranfield实验。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委托，为了比较国际十进分类法、字顺标题目录、分面分类法以及单元词法这四种标引方法的效果，C.W.Cleverdon选定了三名具有不同信息检索经验的标引员，制定了详尽的实验流程，对四种标引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Cranfield实验共进行了两期，第一期的目的在于找出最佳的标引方法，第二期的实验则是扩大实验所采用的标引方法的测试范围。虽然Cranfield实验得到的结果在学界存在一些争议，但是由于不少学者将该实验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引入情报学研究活动中，从而大大推动了情报学方法论的研究[8]。有学者认为，欧美情报学领域在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方法研究热，即是受Cranfield实验的影响与启发[9]。
2.2 快速发展阶段的情报学方法论研究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出于“冷战”的需要，跟踪竞争对手综合国力的最新动态，为本国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决策提供情报保障成为各国重视情报工作的诱因，情报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此阶段，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网络技术初见端倪，情报学研究的手段和工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研究的领域日益丰富。以计算机为中心的情报检索技术成为该阶段情报学方法研究的重点。信息检索的概念由Galvin.W.Mooers在1949年召开的国际数学会议上提出。Mooers认为“信息检索是一种时间性的通讯形式”，主要研究信息的获取、表示、存储、组织与利用[10]。在20世纪60—70年代，随着文献检索系统、联机检索系统中开始广泛应用计算机技术，信息检索成为情报学与计算机科学的交叉领域，计算机信息检索技术中所引入的布尔检索模型、概率检索模型、向量检索模型、相似性检索模型、模糊检索模型等检索模型，也将数学模型方法、运筹学方法、认知学方法融入情报学研究中。在信息检索的实证研究方面，Salton等人以SMART文件检索系统为实验对象，进行了跨语言检索实验，首次尝试将语言学方法应用到信息检索中。
此时期，大量的新兴学科不断兴起，社会信息量不断增加，情报学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情报学方法论研究开始出现“百家争鸣”的现象。随着系统科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对客观事物进行综合分析，认识事物内部之间以及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的多维联系，耗散结构论、协同论以及突变理论出现在科学研究的历史舞台上，即所谓的“新三论”。1969年，理论物理学家普里高津首次提出一种关于非平衡系统自组织的理论——耗散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不管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乃至社会的、经济的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这种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形成的新的稳定的宏观有序结构，由于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或能量才能维持，因此称为“耗散结构”。耗散结构理论方法在情报学领域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研究情报系统的结构序化，分析情报系统各要素的功能上。1976年，原联邦德国物理学家哈肯将统计学与热力学相结合，系统地阐述了协同理论，该理论认为:尽管系统间存在着属性上的差异，但在整个环境中，系统间是存在由无序向有序转化的关系，这种系统间相互作用、相互合作的关系，即是协作关系。协作理论方法可以用于研究情报系统中各子系统间的关系以及对情报的整序等方面。1972年，法国数学家托姆在《结构稳定性和形态发生学》一书中阐述了突变理论，突变理论主要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分析和预测客观世界中非连续突然变化现象的科学理论。突变论方法在情报学领域的应用主要是结合耗散结构理论、协作论，利用数学工具来研究人通过接受情报所引起的知识结构的质变过程等。“新三论”方法在情报学的应用，使得数学方法、模型方法在解决情报学的客观问题中的作用愈发显著，对理解情报系统内各要素间的变量关系，并使之序化以发挥系统最大功效具有重要意义。“新三论”方法的出现进一步完善了情报学方法论体系的根基[11]。
在学科专门研究方法方面，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在引文索引的基础上发展了引文分析方法，在1963—1978年，编成并出版了《科学引文索引》(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艺术和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即著名的三大引文索引。加菲尔德在引文分析方法上的贡献，不仅为情报学在检索方法上开拓了新领域，也为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以及后来的网络计量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检索途径与方法[12]。
1973年，艾瑟顿(P.Atherton)对情报学研究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他通过对4种情报学期刊两年内发表的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认为论文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有一半不够严谨，提出了情报学研究方法论的“贫困说”。而巴特勒(P.Butter)、谢拉(Jesse Hauk Shera)、兰卡斯特(F.W.Lancaster)等人从科学学、认知学、统计学的不同角度探讨了情报学方法论的问题，并将方法论研究提升到了学科建设的高度上，从而在欧美情报学界掀起一轮研究方法论的热潮[13]。
1957年，前苏联领先美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前苏联的情报研究工作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科学情报交流学派的奠基人——前苏联著名的情报学家米哈依洛夫分别在1968年、1976年发表了《情报学基础》和《科学交流与情报学》两部专著，从科学交流的角度研究了科学情报，认为科学情报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文献科学情报的分析和综合加工，情报学研究是一项复杂系统工作，需要应用到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14]。
萨拉塞维克(T.Saracevic)、高夫曼(W.Goffman)等人以“相关性”理论、传染疾病原理、人本主义理论为基础，将社会传播学研究方法运用到情报学研究中，认为情报学研究应当从动态上把握情报传播的规律，情报传播过程不仅仅局限于科学交流过程中，而且广泛存在于社会领域中。社会传播学派的学者们开创性地将社会传播基本理论和模型运用于情报学，对情报学方法论体系的构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5]。
这一时期，约维兹(M.C.Yovits)从决策学的角度，概括出一种广义的通用情报系统模型，通过系统分析方法，利用动态概率矩阵来判断人们在信息不确定状态下的决策行为[16]。约维兹在研究中应用了包括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学模型、系统分析等方法，充分发挥了定量分析方法在情报学研究中的功能。
哲学方法论是方法论的最高层次，是对各种科学方法的概括与总结，是指导一般学科方法论和专门学科方法论、构建学科理论基础最一般的方法论。由于情报学的出现是为了解决情报需求与情报利用之间的实际问题，“重应用、轻理论”的情报学方法论研究使得情报学在诞生后的较长时间没有发展出本学科的哲学方法论，直至1983年，布鲁克斯(B.C.Brookes)发表了题为《情报学基础》的系列文章。在该系列文章的开篇中，布鲁克斯开创性地将波普尔(Karl R.Popper)的“三个世界”哲学理论运用到情报学研究中，认为情报学主要是研究世界2(意识状态和主观经验的世界)与世界3(客观知识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认为“情报是使人原有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那一小部分知识”，并提出了著名的知识结构方程式。虽然布鲁克斯对于情报学哲学基础的观点在国内外的学者间产生了很大的争议，但是他成功地将哲学方法应用到情报学研究中，在运用哲学方法来探索和解释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17]。此后，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amual Kuhn)的“科学范式”理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托卡拉斯(Imre 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等理论都作为哲学方法论对情报学方法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1982年，未来学家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出版了其代表作《大趋势》，在该书中，其创办的都市研究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利用内容分析方法在连续十几年的时间内不断对数千种期刊、报纸所刊载的内容进行跟踪、分析，从而得出美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与方向。内容分析方法虽不是奈斯比特首创，但是他系统化了内容分析方法的应用，规范了该方法的操作流程[18]。正是《大趋势》一书的成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内容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作为对文献内容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的方法，内容分析法自然而然地渗透到了情报学领域，成为情报学研究广泛应用的一种专门方法。
2.3 走向深化阶段的情报学方法论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网络环境下的情报学研究成为学科研究的热点与难点，而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迅猛发展，则为情报学研究提供了更多、更强有力的工具和手段。这一时期的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研究的领域不断深化，涉及的学科领域不断延伸。
网络计量学是“采用数学、统计学等各种定量方法，对网上信息的组织、存储、分布、传递、相互引证和开发利用等进行定量描述和统计分析，以便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它主要是由网络技术、网络管理、信息资源管理和信息计量学等相互结合、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也是信息计量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和重要的研究领域。”[19]网络计量学的概念是在1997年由T.C.Almind和P.Ingwersen首先提出的，一般认为网络计量学是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即“三计学”)在网络环境中的运用。在研究方法上，网络计量学综合了传统“三计学”的研究方法，但是研究对象和技术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自诞生以来，网络计量学已经在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两个方面发展出了一系列专门方法，如:网络链接分析法、网站双引聚类分析法、网络影响因子、网络信息流量计量方法等方法，这些专门方法的出现使网络计量学成为情报学新的研究领域，网络计量学方法是情报学学科专门方法在网络环境下的应用。
伴随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向情报学研究的深层次渗透，信息组织和检索方法日趋多样，如超文本方法、自由文本方法、主页方式、搜索引擎方法、主题树方法等得到广泛应用。而信息检索也引入了如基于可能世界理论的信息检索模型、情报检索主体在检索过程中的认知模型、引入演绎推理能力的逻辑理论的信息检索逻辑模型(即基于模态逻辑的信息检索模型)、基于映像的信息检索模型、基于近似理论的信息检索模型、基于机器学习的知识检索模型研究、分布式信息检索模型、语义检索模型等新的模型。信息检索方法在此阶段实现了由文献信息检索向网络信息检索的跨越。
信息构建(information architecture)是建立在情报学和建筑学交叉领域的信息组织方法，由美国建筑师沃尔曼(Richard Saul Wurman)在1976年美国建筑师协会会议上首先提出。在2000年由美国信息科学技术学会举办的第一次信息构建年会上，与会者将信息构建研究领域定为:在信息系统中导航、标识、组织和检索系统工具的设计、用户测试和标准、提供丰富的多存取点的浏览和搜索以及提供详细类目、信息目标的标识、信息结构中令人感兴趣的和有创新意义的形象化的概念、超链接的连接作为信息的多样化入口等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网络信息量的激增，使得网络建设环境下的信息组织成为研究的热点，信息构建方法在网络环境中的应用受到了广泛重视。1998年，美国学者Louis Rosenfeld和Peter Morville开始将信息构建方法引入网络建设环境中。在实践中，网络信息构建方法主要包括:了解雇主对于信息构建的愿景、以用户为中心的互动式信息构建、信息内容的分析与组织、信息构建流程规划四类方法[21]。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始终贯穿于情报学研究领域，作为研究人的信息需求、信息行为、信息交流的一门学科，以人为本是情报学研究的鲜明特征;而研究信息的产生、处理、存储、利用以及处置的信息生命周期中，技术工具与手段的应用直接决定着情报学研究的进展与成果。由于情报学研究长期以来重视技术应用、忽视人文精神，使得情报学方法论体系的理论基础比较薄弱[22]。20世纪90年代以后，情报学界开始认识到片面重视技术应用研究的结果是情报学“元理论”的缺失，一些学者如Brain Vickery、Floridi、Hjorland等人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将阐释学、信息哲学、后现代主义等哲学方法引入到情报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之中，由此掀起了情报学哲学方法研究的又一次高潮[23]。
这一时期，情报学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融合其他学科特点，形成了众多的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的形成，拓展了情报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力地促进了情报学在社会情报实践中的应用，从而壮大并发展了情报学。
2.4 我国的情报学方法论研究溯源
我国学者对情报学方法论的研究起步较晚，最早的论文是在1981年《情报科学》第1期上张保明发表的《数学在情报检索中的应用》一文，文中阐述了数学方法在信息检索中的应用情况[24]。1983年出版的《情报学概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情报学一般科学方法以及文献计量学方法等专门方法的教材。该书介绍了“观察实验与调查统计法”、“分析与综合法”等情报学研究方法的相关概念，并详细地对布拉德福定律、洛特卡定律、齐夫定律等定量研究方法进行了描述[25]。黄海燕在《情报学方法论的思考》一文中，从国内引入情报学方法的角度对我国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的状况进行了总结，认为方法论研究是情报学理论建设中的自身需要，情报学方法论研究中对理论的验证必须应用到实际问题的研究中。她认为当时我国的情报学研究尚处在“殖民时期”，情报学研究仍需要从其他学科“植入”方法[26]。卢太宏在《情报科学的三个研究规范》中，根据情报学研究的对象、内容、手段等，将情报学划分为面向情报源的S规范、面向情报学传递的T规范以及面向情报用户的U规范三个研究规范，并认为三个规范间轴向原则、问题域、研究对象和方法、研究基点和目标不同，且三者间又存在迁移互补关系，具有明显的时序性。“三个规范”理论以及“问题域”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情报学界开始尝试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情报学方法论学说体系[27]。刘植惠在《情报学研究方法论探索》一文中论述了情报学方法论之“层次论”各层次间的相互关系，并将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分为研究方法和研究技巧，完善并充实了“层次论”的情报学方法论体系[28]。
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的评述研究受到了重视，《二十年来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综述》[29]]、《20世纪9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述评》[30]、《近十年来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综述(1990—1999)》[31]等论文利用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对我国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的状况和进展进行了综述与总结，对未来的研究重点和趋势进行了分析，并就方法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盲点进行了探讨。总结与反思是构成该时期方法论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情报学与其他多学科融合、交叉渗透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张永军[32]、袁静[33]、王春梅[34]等分别从情报学研究方法源流、多学科方法移植、情报学方法论体系创新、情报学研究范式认同等不同角度对情报学方法论进行了论述。这一时期我国情报学方法论研究从质和量上都取得飞跃，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的体系呈现出多体系并存的局面，“层次论”、“过程论”、“系统论”的共存互补使得我国的情报学方法论研究在争鸣中不断突破与发展。
3 多学科融合趋势下的情报学研究方法
作为一门介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性边缘学科[35]，情报学同现代科学一样，处于综合和分化的趋势，特别是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融合。在情报学研究中，不仅需要借鉴和应用大量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及技术，而且需要吸收众多相关学科的专家加入到研究队伍，共同切磋。在美国，由A.Debons等人撰写的《情报科学:一种综合观》[36]，曾获美国情报科学学会最佳情报科学著作奖，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作者在该书中阐述了情报学的研究前提之一是:情报学具有跨学科特性，它是关于记录知识的存储和检索，或认知心理、人的信息处理、交流技术的一门学科。所有这些领域以及其他的领域都将为情报学做出贡献。可见，情报学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多学科融合的方向。基于以上理解，研究多学科融合对情报学方法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理论上，由于方法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因此，研究多学科融合对情报学方法论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情报学理论;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情报学与相关学科交叉的现象越来越多[37]。情报学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使情报学不断发展壮大;在实践上，研究多学科融合对情报学方法论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促进情报学与社会经济、管理、科技等方方面面的密切结合，提升情报学服务社会的本领，同时也有助于情报学在时机适宜的时候向其他学科输出新的理论和方法，帮助解决其他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大量实际问题。
3.1 情报学研究的多学科融合趋势
情报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初创时期，来自不同领域的学科奠基者们就将源自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移植到情报学研究中。移植就是将某一领域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引用于另一个领域内，移植的优势在于通过引入成熟的理论与方法避免在某一领域内的重复研究[38]。例如:齐夫将马赫的思维经济理论中揭示人类行为和活动过程中追求“省力”的规律移植到文献计量学研究中，总结出“最小省力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齐夫定律”，成为情报学的经典定律之一[39]。1968年，美国文献学会更名为美国情报科学学会时，时任美国情报学会主席的Harold Borko将情报学定义为:“情报学是一门研究信息属性与行为的学科;是一门研究信息流控制力的学科;是一门研究信息处理方式以使其可以获取并加以利用的学科。情报学关注与信息的产生、采集、组织、存储、检索、解读、传递、转换以及利用有关的知识体。情报学研究领域还包括在自然系统与人工系统中的信息展示、用于有效信息传递的编码等。情报学源自并与之相关的学科和领域有数学、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计算机技术、运筹学、图形学、通信学、图书馆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类似领域，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40]Harold Borko的经典定义被欧美情报学界所接受，而提出情报学的跨学科特性是该定义的重要贡献之一。
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上，情报学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存在许多共通之处，因此情报学与很多学科存在各种联系和结合。Gray John和Perry Brian曾列举出与情报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相关学科和领域，如数学、语言学、心理学、工程学、逻辑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复制技术、人体工程学[41]。可以说，多学科融合是情报学研究的背景特征。米哈依洛夫从科学交流过程的角度，阐述情报学同社会科学、精密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等学科存在着联系，并与符号学、心理学、教育学、图书馆学、书目学等学科以不同形式相结合。虽然米哈伊洛夫认为情报学研究的多元化需要综合研究方法，但是他不赞成依据与科学情报交流过程有关的各学科的发展过程，硬性地将情报学分为某几个研究阶段。他认为情报学研究不应当局限在研究某个领域的规律性，而是要确定情报学及其相关学科在整个情报交流系统中的地位，以揭示在情报交流中的特殊性和规律性[42]。
萨拉塞维克从“相关性”理论出发，认为情报学具备三个基本特征:情报学的本质属性是跨学科性，情报学与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始终处于变化中，情报学的跨学科趋势仍在不断深入;信息技术的演变对情报学的演变起着或推动或限制的作用;情报学与其他学科一样，是信息社会演变的积极参与者，情报学较之信息技术具有更强烈的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元素。通过探讨与图书馆学、计算机学、认知学、通信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萨拉塞维克认为情报学的演变面临来自三个层面的压力，即在“后工业”或“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信息活动的社会作用和经济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甚至迫使着信息服务、信息产品、信息系统和信息网络不断增长并发生变化;信息问题不断发生变化，情报学与众多学科之间的联系也不断深入。由于面临诸多压力，情报学需要与更多学科领域进行跨学科交流和跨学科合作，情报学研究不能局限于解决本学科领域内的信息问题，而应当将其他领域内的信息问题都纳入情报学研究的“问题域”中。他认为情报学要在信息社会演变进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并解决现代社会中存在的重要信息问题，需要对学科进行“再定义”和“重构”，而情报学跨学科的本质属性无疑会在上述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43]。
在早期的情报学研究中，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比较单一，主要局限于科技文献资料。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新兴学科纷纷涌现，学科交叉现象越来越多。在这样的背景下，情报学开始更多地融合其他学科特点，形成了相应的情报学分支学科，如情报学史、情报社会学、比较情报学、情报计量学、情报心理学、情报管理学、情报服务学、情报经济学、情报检索学、情报系统理论、情报技术、科学技术情报学、社会科学情报学及其他学科等[44]。这些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是情报学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表现，不仅突破了早期科技情报的局限，大大拓宽了情报学的研究领域，还从多个侧面丰富了情报学的研究内容，完善了情报学的研究方法。通过与社会经济、管理、科技等方方面面的密切结合，情报学的服务方式得以改善，服务功能也得以增强，并能为其他学科提供成熟而系统的研究方法，帮助解决大量的实际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加速向情报学研究领域渗透，网络环境下的情报学研究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显现，学科研究的热点和创新点不断涌现，研究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网络时代的情报学的学科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在情报学领域的应用和渗透使情报学在“理论－应用－技术”三个层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45]。在理论层面，信息的载体和内容均发生了变化，基于科技文献交流的情报活动规律有些已不完全适应网络环境下的情报学研究;情报理论的思维方式开始向实体化与虚拟化的双重世界思维范式转化;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资源管理、知识增值、用户行为研究成为网络时代情报学的研究重点。在应用层次，情报工作的每个环节都应用到现代信息技术;网络化的信息资源共享要求建立规范的网络环境，从而为信息政策和信息法研究拓展了空间。在技术层面上，以知识工程技术、多媒体技术、文献数字化、信息安全与保护技术、搜索引擎技术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为基础，逐渐形成以数字化信息为主导的“数字化秩序”;网络环境下的情报学系统向开放性、多样性和个性化方向发展以满足不同的用户需求[46]。网络环境下，信息用户的情报需求的进一步扩大，要求情报学必须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结合，社会需求与科技进步共同促进了情报学的发展。
情报学的发展历程显示，跨学科性始终是情报学的基本属性，情报学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和数学结合，实现了情报研究指标和研究方法的定量化;它和计算机科学结合，使得情报计量、情报检索更为简便快捷，情报分析和处理更加深入;它和经济学结合，形成了情报经济学，对于研究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它和管理学结合，更易于达到强调以人为本，面向用户的管理目标;它还与哲学、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全息论、伦理学、通信工程等其他一些学科相结合。正是通过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情报学不断发展并完善自我，最终由新兴的独立学科走上了综合化多学科发展的道路。
3.2 多学科融合对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在科学实践中，方法是指认识的途径、理论或学说，或指为解决具体问题而采用的手段、工具或操作的总和，以及解决这一问题所需的一套程序。研究方法不是主观自生的东西，它们来自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研究方法会随着认识对象、认识内容的拓展而拓展，[47]情报学也不例外。情报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变化与拓展，必然会导致研究方法的拓展。在情报学发展初期，严怡民教授曾将情报学研究方法大致分为以下四大类[48]:观察试验与调查统计法、分析与综合、数学方法和系统方法。而如今，在社会需求和科技因素的影响下，信息产业化、信息服务业兴起，伴随着产生了社会信息化浪潮，这些都向情报学提出了大量的综合性问题，诸如数据库生产、信息咨询、通信技术、信息资源开发、信息立法等问题，都要求多门学科协作，共同解决问题。作为一门边缘性、交叉性很强的学科，情报学尚在逐步成型和发展的过程中，它需要不断地与其他学科融合，并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情报学仍需要移植来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乃至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与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交叉的同时，吸收它们的经验方法、理性思维方法和社会调查方法;在与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自然科学学科的融合中，吸收它们的实验方法、数学方法等;在网络时代，网络信息流量计量方法、超链分析方法(网络引文分析方法)、网上调查法、网络访问记录分析方法等则构成了网络环境下情报学新的研究方法。多学科融合趋势下的情报学研究内容不断拓展，研究方法和途径更为丰富。情报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充实与创新反映出情报学作为一门新兴综合性基础学科的发展态势与旺盛的生命力。但另一方面，多学科融合对情报学的基本任务与学科定位产生了冲击，学科研究内容的泛化与学科界限的模糊对情报学在研究方法上带来了诸如方法滥用、硬性移植以及研究方法割裂等消极影响。
3.2.1 多学科融合对情报学研究方法的积极意义
首先，情报学研究方法是情报学与多学科融合的产物。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情报学的研究方法总是从移植、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入手，或是在大量移植、借用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改造，以适应情报学研究的特点，随后加以创新，从而形成本学科的研究方法[49]。学科研究方法是建立在一定理论基础之上，用于完成学科研究任务，解决具体学科问题的手段与工具。情报学与多学科的融合，使得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呈现不断拓宽的趋势，来自不同学派的理论拓荒者们将认知理论、决策理论、运筹学理论、哲学理论、心理学理论等引入到情报学基础理论范畴中，而基于这些不同学科理论之上的研究方法也随之引入，情报学的研究方法因此体现出多元性、边缘性、综合性等特征。另一方面，来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的其他学科与情报学的交叉渗透，使得情报学研究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各个领域，学科的研究对象与内容不断充实、丰富。因此，为了解决诸如数据库生产、信息咨询与服务、通信技术、信息资源开发、信息立法等来自不同领域和学科的综合性问题，需要情报学在移植和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加以利用，再根据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具体任务对这些方法加以改造和创新，最终形成本学科的专门研究方法。
其次，多学科融合是情报学研究方法发展的动力。学科研究方法的选择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与任务，研究方法是伴随学科研究对象和任务的变化而变化的。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发生过两次大的转变，即从文献到信息再到知识。每一次主要研究对象的转变，情报学与多学科融合的趋势就进一步加强。例如在以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阶段，情报学的主要任务是文献资料的组织、分类、编目、索引、检索等。为了实现文献管理的自动化，将人们从繁重的手工情报组织和检索中解放出来，情报学将计算机科学应用于情报工作，情报检索由此成为情报学与计算机科学的交叉领域;在以信息为主要研究对象阶段，情报学与管理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交叉融合，形成信息管理学、信息经济学、信息工程学等新兴学科;而在知识经济背景下，情报学的主导研究方向从以信息系统为主的信息搜集、组织、存储、检索和提供利用转向知识的发现、捕获、创新、吸收、分类、传播和评估，情报学的发展需要结合更多相关学科元素[50]。情报学与多学科进一步融合使得情报学研究任务不断深化、发展，学科研究的问题更加纷繁复杂，而情报学正是在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发展了学科研究方法。
再次，多学科融合为情报学研究方法的检验提供了途径。科学研究方法的来源一是源自研究实践总结;二是源自理论推导转化[51]。无论源自何种来源，任何科学研究方法都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与理论的推敲。没有得到验证的研究方法，特别是移植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会对学科的研究进展乃至学科发展产生阻滞甚至误导的负面作用，情报学也不例外。但是，由于情报学研究的动态性、复杂性、多元性和边缘性，对于情报学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和科学性往往难以在本学科领域内得到验证。因此，根据情报学研究方法中很多源自情报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阴影部分”这一特征，我们可以通过利用其他学科成熟的理论与方法来检验情报学研究方法。例如，信息可视化方法是将抽象数据用可视的形式表示出来，以利于分析数据、发现规律和决策制定[52]。信息可视化不仅用图像来显示多维的非空间数据，使用户加深对数据含义的理解，而且用形象直观的图像来指引检索过程，加快检索速度。它显示的对象主要是多维的标量数据，该方法的研究重点在于设计和选择什么样的显示方式才能便于用户了解庞大的多维数据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由于信息可视化方法所展示的信息检索结果既直观又客观，使我们大可从统计学、图形学乃至心理学的角度做出判断，而不仅仅局限于从情报学角度来对该研究方法的成果进行检验。
最后，多学科融合为情报学输出研究方法创造了条件。英国著名的情报学家布鲁克斯曾预言:情报学将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就像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一样。我国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未来情报学将像数学一样成为各门学科的工具。作为一门应用学科，情报学是通过指导社会、经济、科技各领域的情报活动，解决情报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将研究成果应用于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来体现学科价值的。随着信息社会化和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科学信息迅速增长，情报交流日益广泛和复杂，人们对情报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专深化。为了满足来自社会、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不同的信息需求，情报学与多种学科交叉融合，充分发挥其情报利用和服务功能。例如，在管理咨询业，通过引入信息分析与预测方法，能为用户提供解决信息问题的方案，为其做出正确的决策给出积极有益的参考信息;在企业，竞争情报融合了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建立基于数据挖掘的竞争情报系统模型，运用专业人员的智慧，分析竞争对手的情报，制定“克敌制胜”的竞争战略，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在信息系统的开发和管理领域，通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机分析处理方法等，可以提高信息系统的工作效率并增加工作效益。多学科融合下的情报学研究方法在社会各行各业中的广泛应用，为情报学向其他学科输出研究方法，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创造了条件[53]。
3.2.2 多学科融合趋势下情报学研究方法面临的挑战
伴随着大量新兴学科的兴起，信息技术的引进，社会信息量急剧膨胀，情报学也逐步融合了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通信工程等诸多学科，迈向一个新的里程。在多学科融合背景下，不少专家学者对于情报学基本任务和定位的把握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马费成教授认为在我国扩大和缩小情报学的倾向都存在，而扩大的倾向与影响更为严重。他认为:“不少学者的确忘记了情报学的基本任务，自觉或不自觉地扩大情报学的对象和范围，偏离情报学的目标，凭自己的想象，动辄一个体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缺乏围绕基本任务的执着精神。尽管某些研究不乏新颖的见解、闪光的思想，但从学科建设的整体角度看，终究无功而返，留下的仅仅是支离破碎的框架，少有价值。”[54]多学科融合趋势下，情报学在研究对象和学科定位上的模糊，对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发展造成了挑战。
首先，由于情报学产生的时间并不长，情报学的基础理论并不完善，人们情报需求的变化却又促使着情报学研究对象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向其他学科寻找理论基础，移植研究方法似乎成为情报学研究的“传统”。在多学科融合趋势下，新的分支学科和交叉领域的不断出现使得情报学的学科边界似乎可以无限拓宽，情报学研究过程中遇到的跨学科、跨领域的信息问题也在不断增多，于是习惯了“拿来主义”的一些人在尚不清楚移植目标与移植效果的情况下，便将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了情报学。而实际上各种研究方法往往具有不同的特点、应用领域和要求，在应用过程中也许不能相互替代。例如在信息分析方法中，时间序列分析法适合于纵向分析和发展趋势预测，要求在均匀的时间间隔上大量采集历史数据和当前数据;而交叉影响分析法则适合于横向研究若干个事件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55]。因此在多学科背景下，情报学研究方法的移植与选择必须依据情报研究活动遇到的实际问题来决定，否则盲目移植、硬性移植研究方法只会带来方法滥用、重复研究的消极影响，并加剧学科的泛化。
再次，多学科融合下的情报学在理论与方法上与其他学科相渗相融，情报学研究呈现出综合性、多元性与复杂性特征，情报学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涵盖了文、理、工、管等众多学科。然而学科差异与学科研究视角的“坑道视界”，使得情报学研究者们在研究范式上难以达成认同。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由于研究角度、立论过程、研究取向上存在差异，导致一些研究成果方法先锋，却知者甚少[56]。这种由于“学科壁垒”的存在造成研究方法上割裂的情况突出地体现在情报学研究的“信息”与“情报”之争上。有学者认为，一直以来“在信息管理领域存在两支研究队伍:一支是原来的情报学研究队伍，他们一方面在研究原来的文献、文献信息和文献情报，同时又不断将这些概念淡化和宽泛化;另一方面也在研究信息、信息管理和信息资源管理。另一支是由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等学科专业综合而成的研究队伍，他们主要研究信息经济、信息管理系统、信息技术、信息市场等内容”。[57]他们虽身处同一专业领域，但在教学科研征途中却分道扬镳，无知识交叉带，在研究方法与成果上都存在较大差异。虽然这种混合研究模式是多学科融合下情报学的特色之一，但是混合研究未必能促成同一研究领域内来自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的整合。因此，多学科背景下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发展需要消除研究方法割裂的现象，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应当在学科研究中“求同存异”，以共同促进研究方法的创新。
最后，在多学科融合的过程中，情报学在拓展学科研究领域的同时，却也受到了来自强势学科的入侵。特别是在与信息技术及其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过程中，情报学的发展出现了泛信息化和泛技术化的问题。在情报学研究方法上的反映，就是“唯技术论”，即过分注重改善情报过程的技术方面和满足人类情报需求的技术手段[58]。诚然，重视技术方法的应用使情报学研究成果更加系统化、规范化与精确化，但也造成了情报学理论研究的薄弱，使得情报学理论无法揭示与解决情报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唯技术论”是对情报学“计算传统”的偏重，而忽视了“文献传统”。在情报学基础理论体系中“文献传统”是注重文献对象的描述与利用，是情报学的源头[59]。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唯技术论”是一种实用主义思维模式的体现，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情报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脱节，或是理论研究落后于情报活动实践。因此在多学科融合趋势下，情报学应发挥“文献传统”与“计算传统”互补整合的作用和效果，充实、丰富情报学研究方法，建立健全情报学研究的方法体系。
4 多学科融合下情报学方法论体系的创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方法是探寻学科基础理论“内核”，获取理论知识的手段与工具，情报学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研究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情报学本身就是方法的产物[60]。然而长期以来，习惯于移植和引入其他学科方法的学科研究者们没有自觉地、认真地总结研究方法，使得情报学方法论研究始终处于“自在状态”，造成了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的薄弱[61]。缺失完善而成熟的方法论去指导情报学研究，是造成情报学在多学科融合过程中陷入学科地位弱化、学科独立性受到挑战的困境的重要原因[62]。而另一方面，多学科融合趋势为情报学构建了多学科交流的平台。在多学科融合背景下，情报学需要研究的问题不是在减少和简化，而是呈“爆炸式”增长并日趋复杂，这就要求情报学必须“博采众家之长”，移植、消化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并根据实际问题加以选择运用，这无疑为丰富与充实情报学的“方法库”创造了条件。因此，无论多学科融合趋势给情报学带来的是机遇还是挑战，都要求情报学加强方法论研究，并构建起该学科完善的方法论体系。
4.1 情报学方法论概念及其研究内容
迄今为止，学界尚没有对情报学方法论的概念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情报学方法论是指情报学中为探索研究对象——情报与情报过程——的规律性所采用的一切方法和技巧的总和[63]。也有学者认为情报学方法论是关于情报学的理论，主要研究情报学研究方法的结构、功能与特点，阐述研究方法的应用、发展规律和方向，以及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64]。国外学者一般从哲学和认识论的角度来探讨方法论，认为方法论是对方法的抽象与逻辑[65]。严怡民认为情报学方法论属于个别学科的专门方法论，是关于情报学学科认识方法和建立情报学学科体系方法的学说，情报学方法论由基础理论和方法体系两个部分组成[66]。本文认为，方法和方法论在概念上存在显著的差别，方法论是人们在一定世界观指导下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来源、功能和应用的理论，不应是具体方法的简单集合。
情报学方法论的研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研究情报学方法的来源与发展;根据不同方法的属性和特征，研究情报学方法的功能和适用条件;研究不同情报学方法之间关系，构建情报学方法体系;结合研究实践对研究方法的特征和效果进行评估。在多学科融合趋势中，情报学不断与相关学科交叉渗透，在研究方法上不断开拓创新，方法体系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在多学科融合趋势下，情报学移植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输入”、情报学中特有的研究方法向其他学科移植的“输出”以及情报学方法论体系的“重构”均应成为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的内容。
4.2 多学科融合背景下的情报学方法论体系
4.2.1 关于情报学方法论体系的几种观点
作为情报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完善而成熟的情报学方法论体系是情报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情报学矗立于“学科之林”的体现。从我国对情报学方法论研究情况来看，对于方法论体系的研究主要有“层次论”、“过程论”、“系统论”等几种观点。
“层次论”由乔好勤首先提出，他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将科学方法论的层次划分运用到情报学。他认为情报学方法论体系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哲学方法是方法论的最高层次的方法，是对一切具体方法的抽象和概括，是对一般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具有指导意义的方法;一般科学方法是对于多数学科具有适用性、普遍性意义的方法，是从个别研究方法中提炼概括出来的具体泛化方法;专门科学方法是某一具体学科领域在研究实践中总结和运用的特殊研究方法，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的出现，是情报学学科独立性的体现[67]。王崇德从情报学研究的特点着手，构建了情报学方法论树状结构体系图，分别列举了一般方法中的现代科学法、历史方法、社会调查法、逻辑推理法等研究方法，并将文献计量学法与引文分析法归纳为情报学专门方法[68]。邹志仁认为，鉴于系统方法、信息论方法和控制方法的适用性以及渗透性，应当将它们与数学方法单列为“中介方法”，应当将情报学方法论三层次体系发展为四层次体系[69]。而刘植惠则认为情报学专门方法要揭示情报活动在内部规律上的运用方式，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也应当体系化，由研究方法和技巧构成[70]。还有学者对“层次论”进一步细化，提出了情报学方法论体系的“五层体系”以及“非层次体系”划分。“过程论”则强调情报学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和联系性，认为情报学研究是逻辑思维的过程，根据情报学研究的不同阶段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与应用来设置情报学方法论体系。例如，靳娟娟曾以科学方法的形成逻辑及情报学认识过程为结构主干构建情报学方法论体系[71]。“系统论”认为情报学研究方法论是一个复杂系统，而构成该系统的子系统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来自不同层次的各种研究方法。要全面、深入地了解方法论系统内的有机联系才能把握情报学方法论的本质。因此，应以系统方法来构建情报学方法论体系[72]。此外，一些专家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理论基础还提出过情报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构建的“实用论”、“综合论”等学说观点[73]。
情报学是研究情报的产生、传递、利用规律，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有效地管理和利用情报的一门科学。情报学方法论体系的构建不能脱离科学方法论范畴。而“层次论”由于其科学的理论基础以及将科学方法论引入情报学方法论研究中，在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我国大多数的情报学研究者都是以“层次论”作为主流分析方法来研究情报学方法论体系[74]。
4.2.2 多学科融合趋势下情报学方法论体系的变化
情报学在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融合过程中，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不断开拓和创新。多学科融合拓宽了情报学的学科边界，加快了情报学从相关学科移植和引入最新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的步伐。与此同时，由于情报学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交叉边缘学科，再加上信息问题日益普遍，众多的其他学科加入到信息现象的研究行列，如传播学、认知学、决策学、未来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种相关学科向情报学领域渗透，也促进了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内部创新。在研究方法的外部移植和内部创新的共同作用下，情报学方法论体系出现新的变化。
(1)哲学研究方法上的探索和思考
在哲学研究方法上，英国著名情报学家布鲁克斯曾指出:“情报学还处于被哲学遗忘的角落里，没有什么基础，它的基础像白纸一样干净，以至于情报学仍漂浮于常识性实践应用的海洋中。”[75]而哲学研究方法作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对所有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情报学也不例外。因此，探寻情报学研究的哲学基础，运用哲学研究方法来认识和掌握情报活动的本质规律始终情报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情报学发展史告诉我们，情报学的发展始终与西方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的发展存在着密切联系，从实证主义的马赫“思维经济”到波普尔的朴素伪证主义再到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与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科学哲学的每个发展阶段都对情报学的哲学基础产生了重大影响[76]。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向情报学研究领域的渗透，情报学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进一步加剧，新兴学科的不断涌现，使得情报学研究的“智力结构”(intellectual structure)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萨拉塞维克曾对主要情报学学术期刊论文著者进行文献共引分析，他将1972—2006年的论文著者按1972—1995年和1996—2006年2个时间段将所有论文著者划分为2个样本组，如果每个样本组内若干位作者在其学术论文中共引了同一研究领域的论文，则这若干位作者构成一个簇，簇与簇间根据簇内共引著者的数量进行排序。通过聚类分析，萨拉塞维克得出了1972—2006年情报学“智力结构”的变化(见表1)。
表1 1972—2006年情报学“智力结构”变化[77]
通过萨拉塞维克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情报学“智力结构”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户研究逐渐成为情报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充分体现了情报学研究的人文主义精神。
情报学对用户心理、行为和应用领域的关注，导致情报学研究范式发生了重大变革，阐释学研究范式逐渐进入情报学研究者的视野。阐释学研究的目的是确认词语、文本的真正意义，揭示其普遍规律。将阐释学研究范式引入情报学哲学方法的意义在于:阐释学重视情报学交流过程中人的感知和因素，强调文本信息主体的二元互动，即传递主体与解读主体的互动。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数字鸿沟”的存在导致了情报交流障碍的存在，情报学应当重视信息阐释的研究，使情报产品与服务利于理解、易于使用。阐释学在情报学领域的拓展，反映了情报学向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寻求哲学基础的努力，丰富了情报学哲学方法的理论来源[78]。在多学科融合背景下，伴随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研究的哲学反思促成了信息哲学这一哲学新分支的出现。信息哲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哲学角度对信息本质的研究及其基本原理;二是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在哲学上阐释与应用。由于信息哲学与情报学拥有共同的研究对象与范畴，信息哲学可以作为哲学方法指导情报学确立整体观和基本发展方向[79]。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自我反思，它继承并批判了现代西方哲学，是在批判和反省西方、哲学、科技和理性中形成的一股哲学思潮。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特征是反对基础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抛弃西方哲学中的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构建去主体主义的价值观、对知识与理论采用多元的结构主义分析手段等[80]。王知津认为“情报学的发展具有非表达特质、不确定性、多元化和去中心化”都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特征。在多学科融合背景下，情报学研究的多元化、人文化，以及情报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交叉渗透产生的如人工智能、知识管理、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都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特色。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情报学发展的既成事实”[81]。上述三种哲学理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情报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情报学研究范式、学科思维模式以及理论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阐释学理论、信息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在情报学研究领域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多学科融合背景。此外，还有学者对设计哲学、批判现实主义、结构主义、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等哲学理论进行了探讨[82]，为情报学研究提供新的哲学角度，为认识和解决在多学科融合趋势中出现的新问题寻找哲学方法论上的指导做出了尝试。
需要强调的是，我国情报学界在构建情报学方法论体系时存在着两种极端:一种是对哲学方法加以简单描述，不进行深入地分析;一种是认为情报学哲学方法“无所不包”，仿佛什么样的哲学理论都可以指导情报学的研究。同时，一些学者专家热衷于对情报学哲学基础的研究，而忽视了哲学方法论的作用。实际上，哲学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在情报学向科学哲学、信息哲学、认知哲学寻求理论基础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将这些源自西方哲学的哲学方法论引入情报学研究中，而西方哲学和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存在原则对立。由于西方哲学普遍存在虚无主义、神秘主义以及形而上学的失误，我们在探索和应用哲学方法时，要充分发挥哲学方法的批判功能，对于西方哲学中有利于情报学理论发展、可指导情报学研究的元素加以萃取、选择应用，以充实哲学方法。在科学领域，情报学本身就是一种揭示客观世界规律的方法。事物的发展是普遍联系的，情报研究是人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的活动[83]。因此在情报学哲学方法上，我们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对情报学方法论的指导，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正哲学，是情报学最根本的哲学理论基础与方法论。
(2)一般研究方法的拓展
情报学作为一门年轻、尚不完善的新兴学科，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移植和引入了大量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的共同特点是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学科通用性的特点，如数学方法、系统论方法、实验方法、抽象方法等，能够被大多数的学科加以采用。由于情报学与众多学科存在广泛的交叉融合，因此情报学的一般研究方法最为纷繁复杂。按照方法的形成规律，可以将情报学一般研究方法分为四类:一是理论转化方法，即从已有研究理论或成果通过理性思维推导出的研究方法，这类方法包括抽象方法、归纳方法、类比方法、分析方法、逻辑推理方法等;二是实践总结方法，即如何从实践中直接获得或总结归纳的方法，如实验方法、社会调查法、观察法等;三是源自横断学科的方法，横断学科一般指横贯各个学科领域，起到贯穿和组合作用的学科，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这类方法我们称为横断方法[84];四是引进移植方法，即来源于其他与情报学存在交叉领域、边缘领域的学科中成熟的、适用于情报学研究的方法。在情报学方法论体系的一般方法中，引进移植方法的变化无疑最能体现多学科融合趋势带来的影响。
首先，从相关学科引进移植方法的广度极大地拓宽。由于信息现象的普遍性，情报学研究几乎涉及科学的各个学科领域，使得与情报学发生交叉渗透的学科不断增多，另外很多学科与情报学存在交叉领域、边缘领域，为情报学与相关学科交流研究方法创造了条件。此外，研究方法的选择是随着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的，情报学研究对象的转变，也使其引进移植研究方法的学科发生变化，新的学科不断加入进来成为情报学研究方法的来源。粗略列举，情报学从以下学科引进移植过研究方法:图书馆学、书目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历史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而更为有趣的是，一些从表面上看起来毫不相关的学科，也出人意料地在研究方法上发生了交叉融合，例如信息构建便是诞生在情报学与建筑学结合点上的现代信息组织方法。因此，多学科融合极大地拓宽了情报学引进移植方法的途径。
其次，引进移植方法的深度不断提高。由于情报学研究任务的复杂性、多元性，情报学研究方法的运用需要注重“四个结合”:理论方法与实践方法的结合、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的结合、研究方法联系与发展之间的结合、研究方法评估与选择的结合。因此，对研究方法“生吞活剥”式的引进移植，无益于提高情报学研究的学术质量，也无法用于解决实际的研究问题。在多学科融合背景下，情报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对引进移植方法的消化吸收，并从本学科的角度对引进移植方法加以改良、创新。随着对情报问题认识的深入，情报学引进移植方法的深度也不断向纵深发展。例如在情报检索方法上，为了更好地实现检索过程，除了采用被广泛认可的布尔检索模型、概率检索模型、向量检索模型、相似性检索模型、模糊检索模型外，在情报学研究中还引进了一些新的检索模型，如基于可能世界理论的情报检索模型、情报检索主体在检索过程中的认知模型、引入演绎推理能力的逻辑理论的情报检索逻辑模型(即基于模态逻辑的情报检索模型)、基于映像的情报检索模型、基于近似理论的情报检索模型、基于机器学习的知识检索模型研究、分布式情报检索模型、语义检索模型等。
最后，依据研究任务，注重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引进移植。在多学科融合背景下，情报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涉及众多领域，比如情报用户研究就涉及心理学、认知学、决策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通信科学等众多学科，综合性的问题必须依靠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倚重单一研究方法违背了情报学研究的基本属性。同时，对动态性、开放性和不断发展变化的情报系统而言，单一研究方法无疑有其局限性[85]。因此，多学科融合趋势下的情报学往往需要引进移植多种方法来解决一个综合性问题。
(3)专门研究方法的新进展
情报学研究专门方法的出现，是情报学走向成熟和完善的体现，也是确立情报学学科独立性的标志之一。然而，长期以来，情报学界却始终为哪些研究方法属于情报学专门方法争论不休。潘幼乔等人曾对此做过专门研究，他提出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判定需遵循历史标准和逻辑标准的统一，并认为只有文献计量学和引文分析法可以成为情报学的专门研究方法[86]。刘植惠则认为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还应包括聚类映像法、知识基因法、空白点分析法、等级排序法等[87]。靖继鹏认为分类组织法、主题组织法、元数据组织法、文摘组织法、社会网络分析法也属于情报学的专门研究方法[88]。一般而言，由于判定标准的不同，学界难以对情报学专门方法的认定达成共识，但基本上认为文献计量学和引文分析法是情报学的专门研究方法。但是本文认为，如果情报学专门方法仅仅包含文献计量学和引文分析法，是否过分强调了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的研究内容必须是“文献”，而忽视了在多学科融合背景下情报学研究对象和内容早已发生变化这一研究实际?在此本文仅对有望成为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并可体现情报学多学科融合趋势的两种研究方法略作介绍，即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和网络链接分析方法。
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出现的背景是:在多学科融合的今天，客观的知识总量与人类之间差距越来越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科知识越来越专业化，跨学科的信息传递变得更加困难，同时随着知识持续增长，出现了知识分裂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专业领域的信息可能对另一个领域有价值，跨学科之间可能存在着未被发现的关联。而事实上文献之间隐性的关联数量可能远比显性的关联数多，并且这种隐性关联的发现比信息增长更有意义，例如在医学文献中就存在这样的隐性关联。而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的奠基者Swanson正是在一次偶然中发现了这种隐性关联。198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Swanson博士在桌子上发现两篇医学文献:一篇报导患雷诺氏病的人，血液黏稠度高;另一篇报导食用深海鱼油，可以降低血液黏稠度。也就是说，A表示一种物质的摄入可能导致一种独特的生理变化B，而B又作用于身体的某一器官并产生疾病C，而这种信息却不能从单独的一种文献中得到，我们称AB和BC这两种文献是隐性关联AC。由于这两种文献属于不同专业，很少被共引，也不相互引用，这两类文献是相互独立的，也是非相关的。所以AC隐性关联的发现，表明鱼油能治疗雷诺氏病，称为“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随着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在雷诺氏病与食用鱼油以及随后几个例证中的成功应用，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作为新的情报学研究方法得以确立。由于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的研究对象文献的内容对文献计量学和引文分析具有互补意义，而且该方法主要用于研究跨学科的隐含知识关联，体现了多学科融合的特征，因此该方法丰富了情报学的专门研究方法，是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在多学科融合趋势下的新发展。
链接分析方法，就是使用各种计算机软件工具，综合运用数学、统计学等定量研究方法，结合文献计量学、引文分析法等情报学的专门研究方法，对网络链接自身属性、链接对象、链接网络等各种对象进行分析，以便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并用以解决相关问题的一种研究方法[89]。链接分析方法可以被认为是引文分析方法在网络环境下的运用，通过研究各种链接关系，链接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分析网络信息资源的分布状况，确定网络“核心”信息源，在网络信息组织、检索、评价、服务方面能够发挥重要功能。链接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源自情报学专门方法，而其在网络环境运用中又融合了计算机科学、数学、统计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链接分析方法跳出了情报学传统的文献研究范畴，使情报学研究进入了网络时代，链接分析方法是情报学方法论时代气息的体现[90]。
4.3 情报学方法论体系的创新
在众多情报学方法论体系构建理论中，“层次论”无疑发展得最为成熟、最为完善。“层次论”充分利用了科学方法论原理，对情报学方法论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归纳，并加以划分。“层次论”的“三层法”构建起的情报学方法论体系结构反映了情报学哲学研究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和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能够体现出方法之间的从属和层次关系(见图1)。
图1 情报学方法论“层次论”体系结构图
虽然依据“层次论”构建的情报学方法论体系能够反映出各研究方法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是“层次论”依照研究方法的概括程度和适用范围来对研究方法进行划分，这似乎割裂了方法间的有机联系。在实际研究中，依据“层次论”构建起情报学方法论体系往往单纯罗列研究方法，这种方式难以描述情报学方法论体系的特点，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在多学科融合趋势下，情报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所体现的特征应当是多元性、综合性和动态性的。所谓多元性，是指在多学科融合背景下，由于情报问题的复杂性，需要情报学“兼容并蓄”吸纳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所谓综合性，是指多学科融合背景下，单一的方法已经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认识和解决具体的情报问题往往需要运用方法的“综合体”，比如网络计量学方法就需要综合运用用户行为分析法、链接分析法、搜索引擎法以及统计学、数学等学科领域的方法;所谓动态性，是指在多学科融合背景下情报学研究方法在外部移植与内部创新、继承与发展、方法评估与选择中不断发展壮大，研究方法的汰换、吸收、消化、改良、输入与输出使得情报学研究体系始终处于动态发展的状态。
为了更好地体现出情报学方法论体系的上述特征，严怡民曾提出情报学方法论体系应当是三维立体结构，而非平面结构，三个维度分别为时间维、学科体系维和方法维[91]。本文在其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在多学科融合背景下，情报学方法论体系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吸纳了来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运用到情报学研究领域后虽然在适用领域、应用条件、功能上发生了变化，但是其学科属性不会发生变化。基于上述理解，本文试以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学科属性，即方法的学科来源作为维度构建情报学方法论体系。三个维度分别为:社会科学方法、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科学方法(见图2)。在这个三维空间中，来自不同学科门类的方法素材可以根据情报学研究任务和对象相互组配融合，形成综合、多元、动态的研究方法。例如:源自社会科学方法的社会学方法、认知学、管理学等方法素材，与源自自然科学方法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方法素材，结合源自技术科学方法的计算机技术方法、网络技术方法以及建筑学方法等素材，相互交叉融合成情报学研究领域中的信息构建方法。
图2 情报学方法论三维空间体系结构图
5 结语
巴甫洛夫曾指出:“初期研究的障碍，乃在于缺失研究方法”，“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前景”[92]。情报学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兴应用学科，在学科发展上仍处于初级阶段。相对于其他学科，情报学在方法论研究上明显落后，主要体现在理论基础比较薄弱、方法论体系尚不完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等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普及应用，多学科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强，为情报学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作为一个开放的知识体系，情报学要善于充分移植、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进而加快本学科方法论研究的进程。在信息社会、知识经济背景下，伴随着情报学研究对象、内容和领域正不断向纵深发展，学科边界、研究模式、学科体系正发生着重大变革，要求情报学必须加强方法论研究的创造和创新，丰富和充实学科的研究方法以解决实际出现的信息问题，指导情报学更好地服务社会，使情报学研究始终处于科学发展的前沿。因此，在多学科融合背景下，外部移植和内部创新是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动力。情报学方法论对理论体系的构建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情报学研究工作的进展需要方法论研究上的突破。对情报学而言，在多学科融合趋势下，如何转变学科思维模式，重视众多相关学科作为外生变量对情报学方法论的影响，构建起完善而成熟的情报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是当务之急，广大情报学研究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金炳华，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2]靖继鹏，马费成，张向先.情报科学理论[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3]许志昌.对情报学学科发展历史和现状的反思[J]．现代情报，2004(12):16-18．
[4]Vannevar Bush.As We May Think.The Atlantic Monthly，1945，176(11):101-108．
[5]Claude，E..Shannon.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J]．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1948(27):379-423，623-656．
[6]Wiener，N..Cybernetics:Or the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M]．MA:MIT Press，1948:37-49．
[7]邱均平.信息计量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8]陈光祚.图书馆学情报学探索的足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9]张寒生.当代图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10]Mooers，C.N..Zatocoding Applied to Mechanical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American Documentation，1951(2):20-32．
[11]刘植惠.情报理论基础讲座(九)[J]．情报理论与实践，1989(2):45-47．
[12]Web of Knowledge-ISI Web of Knowledge[EB/OL]．[2010-01-12]．http://www.isiwebofknowledge.com．
[13]周晓英.应重视建立情报学方法论体系[J]．情报学刊，1985，12(3):167-170．
[14]刘植惠.科学情报交流学派奠基人——米哈依洛夫[J]．情报理论与实践，1992(2):53-54．
[15]许志强.情报学多元进化理论研究[EB/OL]．[2010-01-12]．http://lib.nuaa.edu.cn/xxy/fifth/theory/pluralistic.htm．
[16]何绍华，师艳.成本效益驱动下的信息服务模式分析[J]．情报科学，2005，23(3):329-333．
[17]Brooks，B.C..The Founda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Part 1.Philosophical Aspects[J]．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1980(2):125-133．
[18]陈淑平.内容分析发展成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相关问题探讨.情报资料工作，2009(1):19-22．
[19]邱均平.信息计量学(一)[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0(1):75-80．
[20]Almind，T.C.，Ingwersen，P.Informetric analyses on the World Wide Web: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o“webometrics”[J]．Journal of Documentation，1997，53(4):404-426．
[21]周晓英.万维网信息构建的过程和方法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05(4):18-20．
[22]罗爱静，向英明.论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J]．情报科学，2005，23(11):1714-1719．
[23]王知津.情报学理论的哲学研究进展[J]．图书情报工作，2009，53(22):5-10．
[24]张保明.数学在情报检索中的应用[J]．情报科学，1981(1)．
[25]严怡民.情报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26]黄海燕.情报学方法论的思考[J]．情报科学，1986，7(4):58-61．
[27]卢太宏.情报科学的三个研究规范[J]．情报学报，1987，6(1):19-22．
[28]刘植惠.情报研究方法论探索[J]．情报学报，1990，9(4):283-289．
[29]邱燕燕.二十年来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综述[J]．图书与情报，2004(4):2-5．
[30]郭少友.20世纪90年代我国图书馆情报学方法论研究述评[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3(4):6-8．
[31]潘芳莲.近十年来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综述(1990—1999)[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1，21(2):4-7．
[32]张永军，袁维新.继承与超越:新时期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探讨[J]．情报杂志，2009，28(3):58-61．
[33]袁静.2000—2004年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进展.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6(2):26-29．
[34]王春梅，陈文勇.多元范式:情报学研究的第三范式.情报学理论与实践，2009，32(1):10-13．
[35]庞恩旭.从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看情报学的发展.情报杂志，2003(4):8-10．
[36]Debons，A.，Horne，E..Cronenweth S.Information Science:An Integrated View[M]．Boston:G.K.Hall ＆ Co.，1988．
[37]严怡民.情报学研究现状及展望[J]．情报学报，1994，13(1):6-12．
[38]王炼，武夷山.方法移植对科学计量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科学学研究，2006，24(4):503-507．
[39]张恒.情报学研究的哲学理论基础——现代阐释学[J]．情报探索，2009(6):34-36．
[40]Harold Borko.Information Science:What is It?[J]．American documentation，1968(1):3．
[41]Gray.J，Perry.B..Scientific information[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42]米哈依洛夫著.科学交流与情报学[M]．徐新民，等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0．
[43]Saracevic，T..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of Information Science[EB/OL]．[2010-01-12]．http://dici.ibict.br/archive/00000598/01/．
[44]严怡民.情报学研究现状及展望[J]．情报学报，1994，13(1):6-12．
[45]马毓.网络时代情报学理论体系构建与发展研究[J]．情报探索，2007(2):111-112．
[46]王知津，张桂玲.网络化对前网络时代情报学学科体系的影响[J]．图书情报工作，2002(6):57-59．
[47]杨建军.科学研究方法概论[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
[48]严怡民.情报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49]严怡民.现代情报学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50]梁战平，梁建.新世纪情报学学科发展趋势探析.情报理论与实践，2005，28(3):225-229．
[51]党跃武.图书馆学情报学方法形成规律研究[J]．四川图书馆学报，2002(4):1-7．
[52]靖培栋.信息可视化——情报学研究的新领域[J]．情报科学，2003，21(7):685-687．
[53]查先进，严密.走向多学科融合的情报学[J]．高校图书馆工作，2006，26(1):1-7．
[54]马费成.情报学的进展与深化[J]．情报学报，1996，15(5):338-344．
[55]查先进.信息分析与预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56]陈文勇.情报学研究的方法论认同与立论创新问题[J]．情报资料工作，2007(1):10-25．
[57]文庭孝，刘刚，张洋.我国情报发展的危机种种[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5，28(4):342-345．
[58]刘克允，李阳.情报学理念在信息技术下的个性秉持[J]．情报资料工作，2009(1):16-18．
[59]段和平.人文精神与情报学研究的深化[J]．情报资料工作，2009(2):10-13．
[60]马费成，宋恩梅.我国情报学研究的历史回顾(Ⅱ)[J]．情报学报，2005，24(5):515-523．
[61]王崇德.情报学研究方法概论[J]．情报科学，1985，6(6):1-7．
[62]李万辉，陈文勇.情报学多学科研究之评价与超越[J]．图书情报工作，2009，53(2):47-50．
[63]刘植惠.情报学研究方法论探索[J]．情报学学报，1990，9(4):283-289．
[64]靳娟娟.情报学方法论研究[J]．情报杂志，1995，14(3):27-30．
[65]Brian Vickery.Information Science Methodology[EB/OL]．[2010-01-12]．http://www.lucis.me.uk/method.htm．
[66]严怡民.情报学研究导论[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
[67]乔好勤.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J]．图书馆学通讯，1983(1):54-62．
[68]王崇德.情报学研究方法概论[J]．情报科学，1985，6(6):1-7．
[69]邹志仁.论情报研究方法体系[J]．江苏图书馆学报，1990(2):18-23．
[70]刘植惠.情报学研究方法论探索[J]．情报学学报，1990，9(4):283-289．
[71]靳娟娟.情报学方法论研究[J]．情报杂志，1995，14(3):27-30．
[72]郭少友.20世纪90年代我国图书馆情报学方法论研究述评[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3(4):6-8．
[73]张喜武.我国图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述评[J]．长江论坛，1997(4):57-58．
[74]雷泽勇.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历史沿革[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6，22(11):51-53．
[75]刘迅.布鲁克斯情报学思想在中国[J]．情报科学杂志，1990(1):14-16．
[76]俞传正.论科学哲学对情报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J]．情报杂志，2005(3):11-13．
[77]Saracevic，T..Information Science[M]//Marcia J.Bates and Mary Niles Maack，eds..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New York:Taylor ＆ Francis，2009．
[78]周庆山.情报交流研究的文本阐释学取向导论[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2，25(2):84-87．
[79]陈忆金.现代情报学的理论基础——信息哲学[J]．图书情报工作，2005，49(8):55-58．
[80]史斌，吴欣欣.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特征[J]．当代社科视野，2008(5):48-49．
[81]王知津，宋正凯.论情报学发展的后现代主义趋势[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7，30(2):145-148．
[82]石为彩.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J]．图书与情报，1996(4):21-23．
[83]查先进.关于情报研究的哲学思考[J]．图书情报工作，2000(1):10-12．
[84]李玲玲.新的科学体系与图书分类[J]．大学图书馆学报，1987(5):60-63．
[85]从敬军.关于情报学研究方法的思考[J]．情报科学，2001，19(9):897-900．
[86]潘幼乔，邓小昭，刘丽.关于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的思考[J]．图书情报工作，2006，50(6):55-57．
[87]刘植惠.情报学研究方法论探索[J]．情报学学报，1990，9(4):283-289．
[88]靖继鹏，马费成，张向先.情报科学理论[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89]董江山，胡吉祥，邱均平.链接分析法及其应用[J]．情报科学，2004，22(9):1081-1084．
[90]李伟超，王兰敬.链接分析法－情报学研究新方法.情报资料工作，2003(3):11-12．
[91]严怡民.现代情报学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92]巴甫洛夫著.巴甫洛夫选集[M]．吴生林，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
查先进，男，1967年生，情报学博士，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兼任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理事、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情报理论方法与教育培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信息资源配置与管理、信息分析与竞争情报。主持的科研项目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出版著作8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获得省部级奖励多项。
吕彬，男，1980年生，武汉大学情报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信息经济与信息资源管理。
曹晨，女，1988年生，武汉大学情报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信息资源配置与管理。
【注释】
[1]本文系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多学科融合对情报学方法论的影响研究”的研究成果。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