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理论在档案学中的应用研究

2.2　范式理论在档案学中的应用研究

托马斯·库恩所提出的“范式理论”作为一种学科研究分析方式，进入国际档案学研究领域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档案学界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接触到范式理论。2005年以来我国对范式理论研究进入一个高潮，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到相关论文共22篇，发表时间集中在2005年至2009年(见表1)。

表1　档案学范式理论研究发文数量统计表(2005—2009年)

人们或应用范式理论划分档案学学科发展历程，或分析档案学范式转变与社会转型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或尝试对档案学的研究范式做出分类。2007—2010年，范式理论在档案学领域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档案学自身的范式研究，档案学的范式研究总结，以及档案学范式构想研究。

2.2.1　档案学自身的范式研究

陈祖芬从档案学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角度，依循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模式，即“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的转变，分析了档案学演进历史的前科学时期和常规科学时期，并指出当前的档案学研究仍处于常规科学阶段，而不是“科学革命”或“范式转换”阶段⁽⁹⁾。她应用范式理论，从档案学进入常规科学阶段的应然条件出发，分析了这一时期档案学应具备的学科基质，指出了当前档案学研究符合常规科学阶段的一般特点，即:研究主体类型较为单一，思维收敛;研究客体明确;研究内容相对集中;研究方法复杂多样。她认为，具备范式的理论区别于一般理论的重要特征是共有性，档案学已经具备核心共有理论——来源原则及其研究成果《荷兰手册》，这证明了档案学范式已经形成⁽¹⁰⁾。

2.2.2　档案学范式研究总结

丁华东对我国档案学的范式研究史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即:20世纪90年代初档案学界最早引入范式，90年代中期“档案学界与库恩的范式理论擦肩而过”，近年来范式理论在档案学界引起普遍关注。他认为，中外档案学界引入范式理论，旨在对档案学发展的历史进行回顾与反思，探索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方向，从而使档案学实现根本性的理论与文化转向。中外学者对档案学理论范式的建构存在不同的诠释与认识，包括:特里·库克提出的保管模式——后保管模式、希瑟·麦克尼尔提出的物理模式——背景范式、西奥·托马森提出的前示范时期——经典示范时期——后保管示范时期、王萍等提出的欧洲古典档案学范式——现代档案学范式——后现代档案学范式，以及丁华东提出的档案史料管理理论范式——档案实体(概念实体)管理理论范式——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理论范式——档案知识管理理论范式，等等。对档案学理论范式建构与诠释的准确定位仍需要深入挖掘档案学知识体系背后的理论取向、价值观念和思维框架。与其他多数学者力持一种“范式”的观点不同，丁华东指出，当前档案学的范式研究领域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档案学范式多元化是完全正常的，范式之间存在着可比性、相容性，社会科学领域范式“多元化”并存的现象很普遍⁽¹¹⁾。

2.2.3　档案学范式构想研究

丁华东认为，特里·库克的“后保管范式”和西奥·托马森的“后现代示范时期”的范式对未来档案学范式的构想，就是“档案知识管理理论范式”⁽¹²⁾。徐拥军也认为，档案后保管范式基本内容是新来源观、宏观鉴定论和知识服务。新来源观和宏观鉴定论是知识服务的基础和保障，知识服务是档案后保管范式的核心和目的。档案后保管范式的思想内核体现和反映了档案管理向知识管理方向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因此后保管范式在思想理念方面与知识管理不谋而合⁽¹³⁾。丁华东指出未来档案学范式应具有知识管理的范式特点，即:以档案的知识属性和知识价值的重新认识与发挥为价值取向;以知识管理理论为档案学新的理论框架;以知识创新和知识服务为共同体的理论承诺⁽¹⁴⁾。

档案管理社会范式也是一种得到较多支持的范式构想。张莉从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档案管理从机关内部事务向社会公共事务演进的特征着手，指出档案学的价值取向发生了从“为国家”到“为社会”的转变，继而引起档案利用范围的变化，使我国档案管理的特点由扩张走向转型:管用关系从重管轻用到管用并重;动力来源从国家推动到社会需求;管理维度从重视保管到保管与利用并重⁽¹⁵⁾。张东华、王景芳认为，档案管理社会范式立足于社会公众利益，趋向于社会化，追求的是积极面向公众和主动开放的服务精神，其价值取向、管理理念与管理方法和手段互相渗透，促使各项服务环节更为有效运作⁽¹⁶⁾。

此外，李珍、丁华东研究了范式转型与档案政策的关系，认为范式变化由档案政策的演变反映出来，同时档案政策的演变又表达了范式转变的内在要求。因此，应加强档案政策制定中的民众参与，提升档案工作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的档案意识，加强档案部门与其他部门、档案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性⁽¹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