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哲学范式中的黑格尔哲学元素

二、理论哲学范式中的黑格尔哲学元素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曾长期居于支配地位的范式是实体性哲学，这当以传统教科书为典范。在这一哲学范式中，黑格尔哲学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状态之中。由于这种哲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类似于18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学说，因而，不言而喻，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特别强调的精神的能动性，在这种范式中被视做唯心主义的东西而遭到了放逐。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则以颠倒过来的方式得到了肯定，即与在黑格尔哲学以精神或思维作为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基础不同，在这里，同一性的基础被移到了物质存在上，即思维或精神被视为是物质世界发展的产物，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被视为是物质世界的自我认识。至于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则被看做物质世界的波浪式发展或螺旋式上升的客观规律。

不难看出，由于精神的活动性这一黑格尔哲学的本质性因素的消除，在教科书体系中，德国思辨哲学中的那种对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而言的“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就完全被忽视了。我们知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尽管马克思严厉地批判了黑格尔基本立场上的唯心主义，认为“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9]，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活动性的精神概念还是予以了高度评价，认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0]。马克思对于人的能动的对象性活动的强调，正是对于黑格尔关于精神的活动性施以唯物主义改造的最为重要的成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认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11]。传统教科书体系由于不理解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精神活动性思想的批判性改造，从而也就不能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奠基性概念即实践概念，而只在认识论中给了实践一种事先收集感性材料，事后检验认识真理性的作用。不言而喻，传统教科书体系中种种理论上的困难从根本上说都是根源于此的。

在20世纪80年代，与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相匹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也迅速地转向了主体性哲学。

与近代西方的主体性哲学相似，这种主体性哲学也以认识论为主要内容，因而黑格尔哲学所强调的精神的活动性也就主要表现于认识论研究之中。与在实体性哲学中的情况不同，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得到了强调。这种强调主要表现在对认识主体在认识活动中对于认识对象的选择作用，特别是建构作用的突出上。教科书体系的认识论强调的是反映论，虽然也指明是一种能动的反映论，但如何体现能动作用，在不承认认识主体对于认识对象的能动作用的情况下，却往往无法说明。而在主体性哲学中，认识的能动性则以认识主体对于认识对象的选择和建构作用的肯定而明确地表现了出来。

这一阶段对于主体的能动性的肯定还基本上只停留于认识活动领域，因而在对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处理上，也往往只从认识关系着眼。这样，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便被理解为一种思维与外部世界的认知关系问题。即便涉及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的关系，一般也是按照认识关系来处理的。因为这一时期所说的实践一般而言仍然是指在理论指导下的活动，理论对于实践的优先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即使当人们强调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时，也是首先假定了真理的标准是客观事物，而实践中的成功只是对于真理性的认识符合于客观事物的一种证明而已，亦即实践只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而非真理的标准本身。因此，当这一时期的理论一般把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哲学的对象时，所说的关系便主要只是认识关系。这样，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便成为了一种认知关系上的同一性问题，亦即认识主体在何种程度上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

与以人与世界的认识关系作为哲学的对象相关，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就只能被纳入认识论范围内，作为一种认识关系来处理。作为认识关系的辩证法，也就是思维的辩证法。这时，原先在教科书体系中作为客观世界之发展规律的辩证法，便被解释为思维发展的辩证法。在传统教科书体系中被割裂开来的辩证法三大规律和诸范畴，现时也被从认识发展规律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并以此对规律和范畴的排列顺序作了新的解释。

显然，在这一阶段，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中的因素得到了加强，虽然主要仍局限于认识论，但毕竟引入了主体的能动性问题。但这一阶段的问题仍在于未能理解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存在论意义，没有从存在论的层面去把握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