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府在改善历史教科书中的作用

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策源地德国成为改善教科书的国际交流中心。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给其他国家造成生命财产巨大损失的加害国，德国朝野尤其是德国政府的“历史认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最初，德国历史教科书中存在推卸本国的战争责任、美化过去的侵略历史的问题。德国通过与法国、波兰持续进行改善历史教科书的活动，在纠正本国“历史认识”的同时，努力化解与受害国之间的历史积怨，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在重建睦邻友好关系的同时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地位，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核心国家之一。深入探讨德国政府及民间改善教科书的举措，总结法德、波德改善历史教科书的成功经验，对于亚洲国家实现历史和解不无参考价值。

德国改善历史教科书并与战争受害国实现历史和解，是民间与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果，朝野双方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战后，德国出于对纳粹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反省实施地方分权制度，确立了各州独立的教育制度。因此，了解德国改善教科书的情况，必须从德国联邦政府、各州政府、民间学者的不同角度，考察三方在国际交流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德国联邦政府在国际改善教科书交流活动中的作用大致分为三个方面。

1. 德国联邦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外交领域

首先，法德间的教科书交流活动是德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英法等西方大国与苏联围绕德国统一展开较量，赫鲁晓夫提出：“柏林危机”是造成中欧局势紧张的原因，应该把西柏林变成“自由城市”。赫鲁晓夫一面向法国表示德国迟早会构成威胁，因此不能让德国重新统一、强大起来；一面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关于柏林问题重新谈判达成协议。法国总统戴高乐从本国的战略利益出发，为实现欧洲“均势”与美国保持距离，避免苏联削弱联邦德国或加强苏德合作，采取加强法德关系的外交政策。[4]联邦德国决定与西方阵营加强合作，[5]迅速向法国靠拢，于是，将德法间的历史和解提上日程。1954年10月23日，法德缔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的文化协定》，决定改善两国教科书：“在国内法律的范围内，协定缔结国应该用可能利用的方法，所有教育机构应该更加客观地描述对方国家的问题，从教科书特别是历史教科书中排除感情性质的、可能有害于两国国民之间良好关系的评价（第13条）”。[6]法德文化协定表达了双方通过改善历史教科书加强睦邻合作关系的愿望和决心。联邦德国为了对抗“进逼到西欧，尤其是德国面前苏俄共产主义这个庞然大物”，选择了与法国“共命运”的外交战略。法德两国的历史和解，促进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欧洲政治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诞生。[7]改善教科书的国际活动不仅贯穿于法德和解的全过程，至今仍在发挥促进欧洲共同体深入发展的作用。

其次，德国勃兰特政府推行与东欧各国和解的“新东方政策”，是推动德国与波兰建立教科书交流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与法德之间紧密的政治合作相比，波德之间不仅存在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两国民众间的感情还因国界纠纷陷入严重恶化状态。1972年，波德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截然不同、军事上相互对峙的状态下，正式启动国际教科书交流活动，有效缓解了两国间的历史积怨。1970年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成立联合政府，勃兰特出任总理，联邦德国与苏联、波兰等国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同年12月波德缔结华沙条约，联邦德国正式承认事实上的奥得—尼斯边境线为波兰的西部国界，解决了两国因领土争议长期对峙的外交难题。1972年波德正式启动两国改善教科书的双边交流，1976年“波德共同教科书委员会”提出改善教科书的共同建议，德国政府不但予以积极支持，而且还在同年6月与波兰缔结政府间文化协定，用国际公约的形式承诺落实波德共同改善教科书的建议，在历史教育及教科书中体现两国教科书交流的成果：“考虑到学校特别是学校教科书对青少年教育的重要性，缔约国为获得关于对方国家的更广泛的知识和促进更好的相互理解，继续努力在教科书中表述对方国家的历史、地理及文化。两国将努力照顾到共同教科书委员会的建议（第4条）。”[8]德国改善教科书的活动，在50年代是建立法德政治合作关系，促进欧洲政治军事独立的外交政策的组成，在70年代则体现了德国与东欧国家谋求和解的“新东方外交”。德国联邦政府以此向东西方展示其正视历史错误、积极消除历史积怨的和解姿态，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国际形象。

2. 改善教科书与战后赔偿措施并举

联邦德国在与战争受害国开展改善教科书活动的同时，不断扩大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范围：1952年联邦德国对受害最深的犹太人进行补偿，与以色列以及犹太人跨国组织“犹太人对德要求赔偿会议”达成协议并支付了补偿金，截至1964年，与第12个国家签订了赔偿协定；1970年初，向东欧4国支付了1亿多马克；1991年波德两国政府成立“和解财团”，联邦德国政府支付5亿马克，向包括犹太人在内的遭到德国纳粹迫害的波兰人支付货币补偿，补偿对象为囚禁在集中营的受害者及战俘等战争幸存者；1997年1月联邦德国与捷克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联邦德国以提供“财政支援”的名义支付1.4亿马克、捷克支付2500万马克共同创设“未来基金”，为纳粹受害者建设养老院，支援德捷对话论坛和开展两国青少年的交流活动；2000年7月德国建立总额100亿马克的记忆、责任、未来基金，赔偿纳粹德国占领下的苏联和东欧国家总计800万强制劳工中的100万名犹太和斯拉夫民族的幸存者。当然，上述受害国和受害者个人对德国的赔偿的规模和数额仍不满意。德国政府及民间的赔偿和补偿行动从1956年一直持续到21世纪，这与德国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大国崛起的步伐基本一致，成为德国战后和平和解外交中颇有说服力的一部分。国际社会特别是德国侵略战争的受害邻国之所以能够宽恕德国，德国以实际行动悔过是最主要的原因。

3. 德国政府对本国历史的认识不断提高深化，能够向受害国真诚道歉

1970年12月6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区起义英雄纪念碑前下跪，德国悔过纳粹罪行的真诚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1985年5月8日，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发表道歉的讲话引起巨大反响。1994年8月1日，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波兰“华沙起义纪念碑”前发表讲话，代表德国政府承认自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直至战败的整个二战期间的战争责任，表明全部德国人都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德国今后不再重复历史错误的决心，不忘历史教训，警惕纳粹死灰复燃，对于消除两国间的历史隔阂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国联邦政府在采取与战争受害国主动和解的外交政策，实施对战争受害者个人的经济赔偿及补偿，政府首脑不断深入反省历史错误并进行真诚道歉的过程中，大力推动国内各州政府及民间开展改善教科书的国际交流活动。各州政府支持民间开展双边及多边的教科书交流活动，“民间外交”同时也作为联邦政府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作用，朝野双方的外交活动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为争取国际社会的信任作出了贡献。

德国各州政府掌握着监督教育的权力，其作用不同于联邦政府。就整体而言，16个州政府对民间改善教科书活动的态度虽然有积极与消极之分，但没有一个州反对阻挠，大部分州政府提供了多方支持。概述德国各州政府的作用如下。

第一，州政府发挥组织民间国际交流活动的作用。在德国地方分权状态下，各州教育制度自成一统，各州教育机构彼此互不了解。德国在与法国的交流中意识到，这种状态既难全面审视本国的教育情况也不利于国际交流。1951年10月，不来梅市文化部长召集各州教师成立了不莱梅“教师之家”，由市财政部负担经费，为全国教师提供了信息共享的活动平台，帮助各州教育部门之间相互沟通，为法德教科书交流创造了条件。在不来梅市的影响下，1952年7月，联邦德国常设各州文化部长会议决定设立“历史教育工作组”，推动各州改善历史教育。1950年8月，法德在德国弗赖堡举行首次交流活动，除巴伐利亚州外，所有州政府都派遣教师出席会议并提供了经费。[9]此后，各州文化部在联邦德国举行国际教科书会议时，一律派代表参加并给予财政支持，为各地学者与教师参加国际交流活动做好组织工作。

第二，州政府为支持国际交流活动提供经济支持。各州政府不仅派遣州内教师参与国际交流，还对致力于国际教科书交流的专门机构提供经济支援。以联邦德国国际交流的中心———格奥鲁特·艾卡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10]为例。1951年德国近现代史学者、联邦德国下萨克森州不伦瑞克市一所大学的历史教师格奥鲁特·艾卡特，在校内成立“国际改善教科书研究所”（后改称“国际教科书研究所”）。最初，研究所经费由教育工会联盟承担，从1953年开始，不伦瑞克市及其所属的下萨克森州的教育部门提供财政拨款，不来梅市、汉堡市、（西）柏林市、黑森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莱茵兰法耳茨州6个地方政府也提供了经费。德国统一后，至1995年原民主德国的3个州———萨克森、萨克森安哈特、图林根州也提供了经济支持，在全德16个州中，援助艾卡特研究所的州政府增至13个。[11]德国大部分地方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促进了德国民间人士在双边、欧洲乃至联合国的国际教科书交流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

第三，州政府接受和落实国际改善教科书的共同建议。各州政府对国际改善教科书活动达成的共识———共同建议的态度，是这一活动的成果能否反映到教科书的关键。在意识形态、朝野政治力量的对比等因素的作用下，各州政府对“法德共同建议”和“波德共同建议”采取了不同态度，落实前者容易、落实后者困难形成鲜明对比。例如，下萨克森州是最早响应开展法德改善教科书国际交流的地方政府。50年代启动法德国际交流，1952年10月下萨克森州的文化部长向全体教师发出一份文件《德法关于历史教育及欧洲历史观点分歧的协议》，敦促教师关注法德教科书交流达成的共识，要求所有教师在讲授历史时，考虑法德两国学者的一致观点。[12]法德之间改善教科书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果，与各州政府的积极努力密切相关。与此相反，各州政府对待波德改善教科书共同建议的态度却存在很大差距。例如，1972年西柏林市曾将“波德共同教科书委员会”提出的部分建议作为“基础资料”，下发至市内各所学校。1976年发表波德共同建议后，1977年西柏林市就把共同建议作为市内所有学校的教材使用。相比之下，巴伐利亚州政府直至1981年才同意把波德共同建议作为学校教材，而且还让学生思考“两国在哪些史实上存在观点分歧”。各州政府在落实波德改善教科书共同建议方面存在很大差距。

必须指出，在上述国际交流中，德国民间人士始终是倡导和实施交流的主体。无论法德还是波德间的交流都有赖于德国教师的长期努力。换言之，与民间发挥的主体作用相比，德国联邦政府、各州政府的各项举措都存在间接发挥作用的局限性。改善教科书的民间群体包括历史学者、教师及其团体，也有宗教组织。二战以后，大多数德国教师积极支持改善教科书的国际活动。艾卡特1950年1月在全国范围内对100名教师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67%的教员表示赞成，反对者为29%，未表态者仅占4%。德国北部地区的赞成者明显多于南部地区，多达三分之二的教师赞同与法国开展教科书交流，多数教师的积极态度为开展这一历史性的和解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