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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与通关

时间:2022-03-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南面就是税关,设立于1913年,隶属于浙海关,为通商口岸50里外的一个海关。据载,红毛馆的设立源于康熙三十六年张圣诏任浙海关监督后上奏朝廷认为:“定海岙门宽广,水势平缓,堪容外国大船,可通各省贸易,海关要区,无过于此。”这是定海城内首次设立海关(榷关),名正言顺开展外贸交易。乾隆二十二年,定海关废止。

《宁波风物述旧》一书详细描述了红毛馆的建筑式样与命运。

定海红毛馆在定海西衟(古道字)头,是一座高大的西式建筑物。建筑面南背北,宽约15丈,深5丈,两层结构,四周筑有砖墙,每个小间也是砖墙,不用一柱,上架桁梁。窗户高敞,檐牙高啄,涂以粉色,给人壮观之感。南面辟有小园,短篱围护,花木繁盛,凿池蓄鱼,架笼饲鸽,虽然具体而微,却十分幽邃。南面就是税关,设立于1913年,隶属于浙海关,为通商口岸50里外的一个海关。直至1930年,关税自主;1931年除去厘金税,才撤销。在海关时期,凡进出货物,除粮食外,都要纳税,而且纳税人大多不熟悉税率,海关官员从中取巧,导致无不脑满肠肥,尽剥削之能事,但权在洋人,也无可奈何。所以撤销后,行商坐贾,莫不额手以庆。

据载,红毛馆的设立源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张圣诏任浙海关监督后上奏朝廷认为:“定海岙门宽广,水势平缓,堪容外国大船,可通各省贸易,海关要区,无过于此。”他奏请设立红毛馆,以安置红毛夹板大船上的船员,朝廷准张圣诏所奏。康熙三十七年(1698),宁波和定海分设浙海关分关。自此,商船可在府治宁波验税,亦可在定海验税交易。这是定海城内首次设立海关(榷关),名正言顺开展外贸交易。康熙三十九年(1700)六至九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定海设事务所,办理来浙英商贸易事务。乾隆二十二年(1757),定海关(浙海关定海分署)废止。

亚历山大:定海郊外

当时,马戛尔尼英使团觐见乾隆皇帝,向清政府提出了七个要求,涉及舟山的有两个,一是允许英商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贸易,二是请于舟山附近指定一个未经设防的小岛供英商居住使用。乾隆帝坚决地拒绝了马戛尔尼英使团的全部要求,并使和珅修国书给英国王乔治三世,其中关于舟山的一节是这样写的:

……尔国欲在珠山海岛地方居住,原为发卖货物而起,今珠山地方既无洋行,又无通事,尔国船只已不在彼停泊,尔国要此海岛地方亦属无用。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54]

舟山是马戛尔尼英使团在中国沿海航线南北方向的地理中心,也是英国到达中国各地海运的休整点,一个中英贸易的物流岛。

带着恋恋不舍,1793年10月16日,“狮子”号等4艘大船离开舟山起锚去了澳门,定海总兵派船护送到六横(双屿港)附近。11月30日,“印度斯坦”号在定海兵船的护送下离开定海港。1794年9月,马戛尔尼英使团回到英国。乾隆皇帝几乎是下了逐客令一样赶走了英使,但半个世纪之后,英国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行开放了贸易市场。在遭遇了大清帝国闭关锁国的冷落之后,当年那个随英使团出使、副手斯当东的儿子、乾隆皇帝赏赐了礼物并且十分喜欢的少年小斯当东,正是在英国下议院会议上力陈武力进攻舟山、进攻中国的人。

【注释】

[1]丁正华:《论唐代明州在中日航海史上的地位》,《中国航海》1982年第2期。

[2]陈佳荣:《古代香瓷之路刍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泉州国际学术讨论会组织委:《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页。

[3]王文洪、俞强、来其等:《西方人眼中的近代舟山》,宁波:宁波出版社,2014年,第7-23页。

[4]贝武权:《日本“赤米”与舟山稻米比较研究》,《农业考古》2013年第4期。

[5][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52-153页。

[6]陆游《渭南文集》卷一九,《明州育王山买田记》。

[7]冯定雄:《宋代昌国地区海外关系探析》,《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2期。

[8]张捷主编:《浙江历史文化名城定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年,第112页。

[9]白沙:《遥望复翁堂》,http://dhnews.zjol.com.cn/dhnews/system/2009/02/06/010892391.shtml。

[10][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第581页。

[11]此处从刘鉴唐与张力说:“根据《宁波府志》和《国朝通商始末记》卷三第3页载,可知:定海关的设置确在1686年而不是在1698年”,参见刘鉴唐、张力:《中英关系系年要录 (公元13世纪—1760年)》(第一卷),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26页。

[12][日]中岛乐章:《序二》,郭万平、张捷主编:《舟山普陀与东亚海域文化交流》,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2009年, 第1页。

[13]金涛:《舟山“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轨迹及其对策建议》,《振兴舟山》 2014年第4期。

[14]王连胜:《舟山的“海上丝绸之路”遗存》,《舟山晚报》2014年8月17日第4版。

[15]王海明、刘淑华:《河姆渡文化的扩散与传播》,《南方文物》,2005年第3期。

[16]陶和平:《稻作东传之路与舟山群岛》,《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年第4期。

[17]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课题研究小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广州、泉州、明州(宁波)研究》,《浙东文化》2002年第1期。

[18]陈桥驿:《吴越文化和中日两国的史前交流》,黄胜平主编:《中国吴越文化比较研究》,第291页。

[19]邬永昌:《孝女沈清从浙东东传观音文化探轶》,《浙东文化》2001年第2期。

[20]邬永昌:《孝女沈清从浙东东传观音文化探轶》,《浙东文化》2001年第2期。

[21]王勇:《六朝文化东渐与书籍之路开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22]涂师平:《中日“海上书籍之路”传播中华文明和思想》, 《宁波通讯》 2011年第12期。

[23][日]壹岐一郎:《徐福集团东渡与古代日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页。

[24]吴文雄:《活在日本人心中的“徐福先生”》,杨正光、朱亚非等《徐福文化的思索》,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第315页。

[25][日]壹岐一郎:《徐福集团东渡与古代日本》,第34页。

[26]刘砚、马沁:《日本汉诗新编》,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76页。

[27]转引自刘砚、马沁:《日本汉诗新编》,第76页。

[28]林士民、沈建国:《万里丝路: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宁波:宁波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29]王连胜:《普陀山新罗礁钩沉》,董贻安主编《浙东文化》2002年第1期。

[30]施存龙:《宁波对外开放于一千三百五十年前——宁波历史上对外开放诸说考辨》,董贻安主编《浙东文化》2001年第2期。

[31]林浩:《唐代四大海港之一“Djanfou”不是泉州是明州(越府)》,《三江论坛》2007年第5期。

[32]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635页。

[33]本处主要采用葛继勇《鉴真东渡与舟山列岛》一文的说法。见《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34]鉴真东渡遗迹“注焉不满”现位于泗礁岛的六井潭景区。附近碑文云:“‘注焉不满’摩崖石刻古碑,原址扬子江口东海桑枝山,即后称小洋山大澳沙滩南侧诸多山溪小河入海口天成石壁上,系从右至左排列,每字高0.54米,宽0.45米。经北京中国石刻艺术博物馆、日本东京放送株式会社汉文化专家和嵊泗县文史工作者先后研究考证,一致认定乃为东渡弘法的唐代高僧鉴真,于唐天宝七年(748)六月二十七日起二度登临桑枝山后,泊驻一月期间亲书真迹。现敬移至鉴真东渡首度出海曾泊舟礼佛的大悲山‘六井潭’景区,以供万众瞻仰。”

[35]方豪(1910—1980),字杰人,笔名芳庐,绝尘,圣老,中国浙江杭县人,原籍浙江诸暨,天主教神父、历史学家。出生于基督教圣公会家庭。1922年,入杭州天主教修道院,攻读拉丁文,后入宁波圣保罗神学院,升司铎。1935年,晋升为神父,自学哲学、神学。曾任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兼系主任、院长。1949年,到台湾,任教于台湾大学、辅仁大学,曾任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方豪在台大教授宋史。1966年,当选为“中国历史学会”理事长,1974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西交通史》《宋史》《方豪文录》《方豪六十自定稿》《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选待定稿》。

[36]鉴于徽商“汪直”的姓氏是“汪”还是“王”学术界存在争议,本文采用“汪直”一词。

[37]勘合贸易也叫“贡舶贸易”,指明代外国来华进行的朝贡贸易。明初实行海禁后,只允许外国与明朝廷进行有时间、地点规定的朝贡贸易,外国商船载贡品及各自方物土产来华,明朝廷收贡品、购方物后,以“国赐”形式回酬外商所需的中国物品。各国贡期或3年,或5年,对日本则规定10年一贡。贡舶必须持有明廷事先所颁“勘合”(执照签证),所以贸易又被称为“勘合贸易”。

[38][葡]伯来拉、克路士等:《南明行纪:海外中国报告》何高济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第205-206页。

[39][葡]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远游记》金国平译,澳门:葡萄牙航海大发现事业纪念澳门地区委员会、澳门基金会、澳门文化司署、东方葡萄牙学会,1999年,第192-193页。② [葡]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远游记》金国平译,第194页。③[葡]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远游记》金国平译,第195页。

[40]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歙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70-671页。

[41]王裕巽:《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中国钱币》1998第3期。

[42][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2页。

[43][英]马戛尼尔:《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年,第3-4页。

[44][英]马戛尼尔:《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译,第2页。

[45][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207页。

[46][英]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李国庆、欧阳少春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47][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第209-210页。

[48][英]斯当东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第210页。

[49][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第214页。

[50][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第216页。

[51][英]斯当东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第216-217页。

[52][英]斯当东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第222页。

[53][英]斯当东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第208页。

[54][英]斯当东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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