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代表人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古希腊哲学代表人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也分三个时期来具体了解。

一、早期希腊自然哲学代表人物与文学

主要有以下几个代表人物：

一是毕达哥拉斯的数目哲学与文学。毕达哥拉斯尝试用“数的和谐”解释万物美的根源，他把和谐视为事物数量关系的形式化表现，“没有一门艺术的产生不与比例有关，而比例正存在于数之中，所以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数”，文艺作品中都存在着“某种比例，由于这种比例，它们达到了完美的和谐”。这种哲学形式的研究模式，给文学研究走向科学化和形式主义提供了最初的参照蓝本。

二是赫拉克利特朴素辩证法中的和谐与文学。赫拉克利特是西方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哲学的奠基人，他以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艺术和美，给研究艺术本质打下了唯物主义的根基。受毕达哥拉斯的影响，他接受了美是一种“和谐统一”的观点，认为“自然是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和谐说在逻辑上暗含着对感官经验的否定，其推论是形式高于经验、抽象美高于具象美，这是赫拉克利特推崇“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的原因，也是柏拉图以后文学中的神秘主义、表现主义最初的理论根据。

和谐说作为一个基本的审美原则，对后来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以前，西方文学精神基本上隶属于“和谐”这一范畴。审美“和谐说”给“模仿说”这一文学创作原则提供了内在的理论根据。

三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与文艺模仿和文艺审美。德谟克利特是西方第一个从研究自然过渡到研究社会，探求艺术和美的本质的哲学家。他以“文艺模仿自然”的观点展开对文艺和美的探讨。他说：“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模仿禽兽，做禽兽的小学生。我们从蜘蛛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黄莺等歌唱的鸟儿学会了歌唱。”他提出“言辞是行动的影子”，“一句话比黄金还要有效”。他认为文学艺术家只有运用准确、生动而能真实地表达客观事实的语言，其作品才能使人信服。他特别重视文艺与审美的关系，提出求美是人区别并超越于动物的标志之一。他提出“快乐说”，即“大的快乐来自对美的作品的瞻仰”，这一说法是文艺审美理论的萌芽。

二、古典时期希腊哲学代表人物与文学

主要有以下几个代表人物：

一是苏格拉底的德性论及文艺创作原则与评价标准。苏格拉底把他对人的哲学思考运用于文艺领域，引起了文艺创作原则与批评标准的根本变化。

首先，就文学创作来说，人自身一旦成为世界的中心，自然对象作为模仿的根基就发生了动摇，模仿的方向不得不发生偏离和移动。苏格拉底认为，人应当成为文艺模仿的对象，不仅人的外部形体动作可以模仿，就是人的“精神方面的特质”也可以“模仿”，不论这种特质是善的还是恶的。例如，人的性格，美的善的可爱的，如高尚、慷慨、谦虚、聪慧等可以模仿；恶的丑的可憎的，如下贱、卑吝、骄傲、愚蠢等同样可以模仿。苏格拉底指出，从模仿的效果来看，如果能“把人在各种活动中的情感也描绘出来”，尤其是把那些美和善的情感描绘出来，更能引起“观众的快感”，因此他认为文艺模仿的目标应该是“通过形式表现心理活动”。这样，文艺美的研究就从形式领域转到了人的精神领域，人的精神领域成为文艺表现的最高目标。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观帮助他实现了模仿从自然向精神领域的过渡，使文艺创作的原则发生了更新，这一新的创作原则经由柏拉图的中介，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体系中得到完善，成为西方历史上牢不可破的文艺本质观念，直到19世纪才被动摇。

其次，模仿说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学批评标准的转移。既然人是世界的中心和文艺模仿的目标，那么，在评价文艺作品的效果时，人们就不应当再着眼于事物的形式关系，而应当着眼于事物与人之间的效用或目的关系，这也就是苏格拉底所谓“每一件东西对于它的目的服务得很好，就是善的和美的，服务得不好，则是恶的和丑的”。苏格拉底以前，在文艺欣赏领域，事物因其真而美；到苏格拉底时期，事物因其善而美。换言之，苏格拉底时期，文艺批评的标准已经由“真”置换为“善”。

二是柏拉图的理念模仿说与文学艺术观。柏拉图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他的主要著作有对话录40余篇，最著名的是《理想国》。他的对话录既是古希腊文学中精美的散文著作，又是重要的哲学和文艺理论著作。“模仿说”是柏拉图文学艺术观的核心。他认为，文艺是对自然的模仿，但这个自然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自然，它是以理念为蓝图的，它只是理念的摹本和影子。他称画家或诗人为“模仿者”或“影像的制造者”，画家或诗人描写的艺术世界和真理世界隔了三层，艺术世界依存于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依存于理念世界。

柏拉图的理念模仿说虽然从本质上讲是在客观唯心主义的范畴内，但是从认识论上来说却是反映论。他把文学艺术比作照镜子，认为艺术是低于自然的，它只是镜子般地照射出自然的外形，而不能反映出本质、真理。虽说这是为了贬低艺术，但不能否认他在客观上揭示了文学艺术是社会存在的这一事实。柏拉图的理念模仿说在否定文学艺术的真实性时隐约可见他对文学艺术的共性方面的要求。他认为，艺术家的模仿，表面上看，可以制造一切事物，而实质上他只取这一事物的一部分，而那一部分还只是事物的一个个别影像，它离事物的真实体还很远。从中可以看出，柏拉图不但要求文学艺术表现个别事物的外形，而且还要表现事物的本质和共性。

三是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与文艺理论体系。亚里士多德确立了文艺模仿的本体地位，并使模仿说的性质发生了转变。他指出，“诗的起源……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他的这一认识是对柏拉图文艺观念的发展。他把文学创作活动归结为人类先天具有的禀赋，从发生学的角度肯定了艺术创造是每个人类个体都具有的能力，这就给“人人都是艺术家”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支持。在此意义上，他的模仿说是一种彻底平民化的艺术哲学。他明确限定了文学模仿的对象范围，亦即文学作品的题材范围。“诗人必须模仿下列三种对象之一：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是指历史或现实题材；“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是指神话或寓言题材；“应当有的事”，是指理想的虚构题材。他揭示了艺术模仿的创造特质，认为艺术创造就是把事物的存在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例如诗人把事物的实体存在转换为语言符号的存在。因此，艺术模仿不只是对实在世界进行复制和抄录，而是在自然事物基础上的自由创造，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偏离自然。

他的文艺理论形成了独立体系。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明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两千余年。”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在西方文学史上影响深远，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家在同神学文艺观做斗争时，就是以他的模仿说为武器的；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在与新古典主义文艺观做斗争时，同样利用了他的模仿说。

三、晚期希腊哲学代表人物与文学

主要有以下几个代表人物：

一是爱比克泰德的人生自由与通俗表达。在爱比克泰德看来，真正的自由是一种美德，而非反抗或坚持己见，是朴实的为家庭和社会服务，而非操纵自然或控制人类。名望、财富、权势这些为众人所仰慕所追逐的，不过是昙花一现的东西，这些都与真正的幸福无关。最重要的是你正在成长为什么样的人，你正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为收获美好人生开出了如下处方：控制你的欲望，履行你的义务，认清你自己及你的人际关系。

爱比克泰德推崇简洁明了的表达方式，反对借用哲学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他也一直在努力以精辟而又通俗的语言，向人们传授生活的真谛、幸福的真义。“爱比克泰德以一种令人熟知的、简洁的方式，与其听者交流；而奥勒留以简短、缺乏连贯的语句写下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对这两位观点相同、阐释方法迥异的哲学家，《沉思录》英文版译者乔治·朗曾如此评价。罗马皇帝奥勒留自认为是爱比克泰德的私淑弟子，其名著《沉思录》深受爱比克泰德的影响。神学家、哲学家奥古斯丁也曾深受他的影响，并将他的许多思想渗透到基督教教义之中。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等，都从他的思想中汲取了大量的养分。

二是普罗提诺的永恒世界与诗。普拉提诺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idea（物的原型），他摆脱了现实世界中的毁灭与悲惨的景象，转而观照一个善与美的永恒世界。在这方面，他和他那时代所有最严肃的人格调是一致的。对他们来说，实际的世界似乎是毫无希望的，唯有另一个世界似乎才是值得献身的。对基督教徒来说，这“另一个世界”便是死后享有的天国；对柏拉图主义者来说，它就是永恒的理念世界，是与虚幻的现象世界相对立的真实世界。

普罗提诺有许多地方令人想到但丁神曲《天堂篇》中后一部分的诗篇，而几乎绝不会想到文学里任何别的东西。他一再地描述着光荣的永恒世界：

在我们精妙的幻想里传来了

那首宁静的纯净悠扬的歌声

永远在绿玉的宝座之前歌唱吧

向着那坐在宝座之上的人而歌唱

凡是能享受本能的幸福的人，就不是能创造出种种形而上学的乐观主义的人，形而上学的乐观主义有恃于对于超感世界的实在性的信仰。在那些在世俗的意义上是不幸的、但却决心要在理念世界中寻求一种更高级的幸福的人们中间，普罗提诺占有着一个极高的地位。

三是西塞罗哲学及其文学风格。西塞罗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哲学家、政治家、律师、雄辩家，更是一位作家。他也是一位古希腊哲学的研究者，他通过翻译为罗马人介绍了很多希腊哲学的作品，使得希腊哲学的研究能够在希腊被罗马征服之后得以延续。西塞罗因其作品的文学成就，为拉丁语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他在当时是罗马显著的文学人物，其演说风格雄伟、论文机智、散文流畅，设定了古典拉丁语的文学风格。因为其演说和文学作品，他被广泛地认为是古罗马最好的演说家和最好的散文作家之一。

西塞罗的影响在中世纪渐渐衰落，但在文艺复兴时被重新振兴。彼特拉克在14世纪重新发现了西塞罗的书信，由此开始了文艺复兴学者对西塞罗的重新研究。有学者认为，文艺复兴在本质上是对西塞罗的复兴。西塞罗的影响在启蒙时代达到了顶峰，受其政治哲学思想影响者包括洛克、休谟、孟德斯鸠等哲学家，美国开国元勋亚当斯、汉密尔顿等人也常在其作品中引用西塞罗的作品。

（韩广军　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