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经学不迷信权威的王充

我们要的是明察的鉴赏，不是盲目的崇拜。

——闻一多

王充(前27～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汉时期著名哲学家。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以农桑为业”。

王充从小勤奋好学，经过刻苦努力，成为知识渊博的学者。他继承了家族的传统，以笔为武器与豪族强宗作斗争。但由于对政务经常提出批评和建议，因此不得上司欢心，屡遭黜斥，但他并不气馁，以后去职居家，专心写作，终成《论衡》等著作。

由董仲舒所创立的儒家神学发展成为一种叫做谶纬的迷信学说，妖化了孔孟，腐蚀了学校教育，僵化了学术思想。王充对这种迷信、烦琐的经学教育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王充认为:“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这是一种盲目迷信的恶习。为了“证定是非”，他主张“问难”:“苟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他大胆地写了《问孔》、《刺孟》等文章，并具体地指出孔子之徒不能“极问”和孟子某些思想的模糊与混乱。所有这些，不仅对于打破盲目崇拜孔孟的迷信思想、揭露当时儒家神学的虚妄有重大作用，而且他从正面提出的“极问”、“问难”，反对“信师是古”等积极主张，是对师生关系、古今关系的一种有益的探索。

王充还对当时教育上但拘一经，或只记诵章句、训校文义的风气作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这种教育培养的人，“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有的儒生虽“能说一经”，但是“不好广观”，“守隅不览”，实际上变成“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的“目盲”、“耳聋”、“鼻痈”的人。这种人不注意实际事功，弄成“栗栗不能当剧，将有烦疑，不能效力”，成为无用之徒。王充尖锐地指出当时教育脱离实际、学用相违的弊病，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而且他还正面提出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要“贵通”，“贵其能用之也”。也就是说，他主张教育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博览古今”，学用结合，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地“兴论立说”，具有独立见解，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他的这种主张在教育史上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王充以大量的笔墨，无情地批驳了汉儒所宣扬的天人感应论调。他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可以影响人和物，比如，“天且雨，蝼蚁徙，丘蚓出，琴弦缓，固疾发”，但是人不能动地，而亦不能动天，因为天至高大，人至卑小，人不能动天，就如同一枚小竹枝敲不响一个大钟，一只萤火虫烧不热一个鼎一样。风雨有时，寒暑有节，不会随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当时流传着“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祸福之应，皆天也”的说教，王充指出，这种说教是贤圣欲劝人为善而编造的，而一般人则把一些偶然巧合的事件当作必然的报应，因而盲目相信这种说教。汉儒声言楚惠王曾误食蚂蟥，由于他有仁德，得到了天的保佑，不但病不为伤，反而把原来的心腹之积也治好了。王充认为楚惠王并无仁德，而是一个不肖之主，如果天保佑他，是天佑不肖人也。王充以大量事例否定了天能赏善罚恶的神话，并发出质问:为什么那些谋财害命、鱼肉乡里的坏人皆得显达，富厚安乐?社会上何以多横怒而不罹祸，顺道而违福?在驳斥天能赏善罚恶的虚伪说教的同时，王充也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不合理现实。汉儒为了神化帝王，拼命鼓吹君主的意志就是天的意志，君主高兴，天气就温暖;君主发怒，天气就寒冷。王充对此据理反驳，指出春温夏暑，秋凉冬寒是自然现象，水旱之至，自有期节，君主喜怒时，连自己体内和室内的温度都影响不了，怎能影响整个天下呢?关于汉儒的灾异谴告，王充指出: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夫变异自有占候，阴阳物气自有始终，国有灾异，与人染疾病是同一道理，血脉不调，人生疾病;风气不和，岁生灾异，与谴告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说虫吃谷物是地方官吏侵夺百姓所致，身黑头赤的虫子象征武官，身赤头黑的虫子象征文官，那么，虫子或时希出而暂为害，或常有而为灾，等类众多，应何官吏?那些威胜于官，取多于吏，武断乡曲而不当官的豪强，又用什么样的虫子代表呢?事实上，各种虫子生出有日，死极有月，使人君不罪其吏，虫犹自亡，这纯属自然现象，与政事无关。同样，老虎吃人也与官吏为奸毫无关系，儒生只不过利用了虎适食人，长吏遭恶这一巧合事件胡乱比附而已。如果说灾异是天对人君失政的谴告，那么，尧遭洪水，汤遭大旱就证明尧、汤也是恶君了。如果说天真能谴告失政的君主，它也就能有意识地任命像尧、舜那样有才德的圣君，可事实上，今则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谴告之，何天不惮劳也?如果天能以雷责怒于人，也就能以雷诛杀无道，然而自古以来，那些最为无道的人，并非死于雷诛，而是圣人兴师动众，将其伐灭的。王充引用老子之语，“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也”，指出，谴告是统治腐败的产物，是儒生主观臆造的，“上天之心，在圣人之胸，及其谴告，在圣人之口”。这样，王充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神的存在，打碎了帝王头上的神圣光环，给汉代妖妄荒诞的官方神学以沉重的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