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社会思想的矛盾

第四节　王充社会思想的矛盾

在社会治乱问题上，王充重视物质生活的作用，却又把治乱的最终原因归结为“时数”“国命”。

古代流行的观点认为，贤君在位则道德施行，道德施行则社会安定；不肖之君在位则道德废弛，道德废弛则社会动乱。王充反对这种君主个人决定社会治乱的观点。他说：

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传曰：“廪仓实，民知礼节；衣食足，民知荣辱。”（《论衡·治期》）

这里用温饱与饥寒来说明社会的治乱，比起单纯用道德观念来说明治乱显然要深刻些。那么，温饱与饥寒的原因是什么？王充认为完全在于“时数”。他重视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很低，五谷丰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自然条件。所以，王充的看法不无道理。但是他忽略了人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能动作用。当他完全用自然界的原因去说明社会治乱时，就不能说明：为什么尧遇洪水、汤遇大旱而天下治？为什么桀纣之时“无饥耗之灾”而天下乱？《论衡》中有两个回答。《治期》篇说：社会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天”“时”。所谓“天”“时”是指自然界的规律性。他认为自然规律都与日食、月食的规律一样，非人力所能改变。这个回答用机械的必然性排除人事的作用，已经把社会治乱的原因神秘化。《命义》篇的回答则说社会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命”，而“国命”就是“天命”。虽然王充所说的“天命”可以作出不同于神学的解释，但它已经不像“天”“时”那样表现为可见的自然现象了，实际上已经很难与神学的天命论加以区别。

在古今异同问题上，王充承认“汉在百代之上”，汉代远远胜过三代。“汉家三百岁，十帝耀德”（《论衡·宣汉》），不能说未致太平；“汉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过周之成、康、宣王”（同上），未可说今无圣人；汉德“乃在百代之上”（《论衡·须颂》），又怎能说上古德厚今世德薄？至于风俗的文质，“一质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论衡·齐世》），因时世而变，并无优劣之分，人的形体外貌，都是禀气所致，美丑修短古今皆有，更不能说今不如古。王充对汉代的评说有两段话特别值得注意，他说：

方今哀牢、鄯善，诺降附归德……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罽衣关头，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嶲、郁林、日南、辽东、乐浪，周时被发椎髻，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吟《诗》《书》。（《论衡·恢国》）

周时仅治五千里内，汉氏廓土收荒服之外。……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高舄。以盘石为沃田，以桀暴为良民，夷坎坷为平均，化不宾为齐民，非太平而何！（《论衡·宣汉》）

这两段话指出，汉代的国土远大于三代，汉代的文化远高于三代，汉代的农业生产远比三代发达。事实是，汉代的疆域东起海滨，西达玉门关外，北自辽东，南至海南岛，远远超过三代的范围。原来落后的周边各民族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文明程度有很大提高。由于“兼容并包”的民族政策，民族融合发展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汉族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友好交往增多，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无论耕地面积，作物品种或水利、农具、耕作技术都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王充的看法是有事实根据的，并非虚美媚时之论。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他歌颂汉代胜于三代，“非以身生汉世，可褒增颂叹，以求媚称也；核事理之情，定说者之实也”（《论衡·宣汉》）。“宣汉”的意义在于用社会进化的观点否定今不如古的社会退化论。应当附带提及，《宣汉》《恢国》等篇讲了不少符瑞，这是一个缺点，但不应据此认为王充相信符瑞。因为当时的今不如古论者以符瑞作为美化古代的依据，王充举出许多汉代的符瑞来，只是说，如果要讲符瑞的话，汉代并不比古代少，今不如古论者的论证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另一方面，王充认为古今没有什么区别。他说：“夫上世治者，圣人也；下世治者，亦圣人也。圣人之德，前后不殊，则其治世，古今不异”；“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变易，气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禀元气，元气纯和，古今不异……一天一地，并生万物。万物之生，俱得一气。气之薄渥，万世若一”（《论衡·齐世》）。无论古今，天地人物都禀元气而成，元气本身又无古今之别，所以天地人物也就没有古今的区别，很自然得出“百代同道”的结论。这再一次证明，不懂得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差别，企图直接用元气自然的观点说明社会历史，得不出正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