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光谷热”看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构化和集中度问题

从“光谷热”看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构化和集中度问题

世纪之交，“光谷热”开始在我国升温，“武汉·中国光谷”、“长春·中国光谷”和“广州·中国光谷”等先后亮相，并分别以极其宏伟的发展目标及计划激动人心。“武汉·中国光谷”按照“水平最高、规模最大、速度最快、人才最优”的方针建设，发展目标是“我国最大的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并计划在“十五”期间形成1 000亿元的年产值规模。“长春·中国光谷”自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并于1998年在全国首先提出在长春建设“中国光谷”，计划“十五”期间的产值达到600亿元，由此向上拉动长春GDP35个百分点，向上拉动工业经济50个百分点，并创造20万个就业机会。“广州·中国光谷”更是不同凡响，一开始就与全球著名的朗迅科技合作，其发展计划指标相对于“长春·中国光谷”翻了几番，也远高于“武汉·中国光谷”。还有一些城市也跃跃欲试，打算在光谷建设方面一显身手。在我国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背景下，“光谷热”似乎使我们看到了新世纪高新技术产业大发展的曙光，带来了以技术跨越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新希望；同时，也使我国看到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客观存在的矛盾和一些令人深入思考的问题。

客观而论，“光谷热”在我国的升温，既反映了各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迫切需要和积极性，也不乏脱离实际、不尊重科学的炒作成分。谈到硅谷，人们都会想到其魅力，诸如其全球的意识、兼容的文化、不竭的创新、冒险的精神、规范的市场、流动的财富，等等。人们似乎并不关心硅谷在美国的什么地方，但公认她是领导世界IT业发展的舵手，是世界创业者真正的乐园。统计表明，从我国清华大学出国的留学生中，有90%留在美国，其中90%又留在了硅谷。世界上可能只有中国才有“武汉·中国光谷”、“长春·中国光谷”和“广州·中国光谷”，这种说法和这种现象，颇耐人寻味，也需要我们探讨其中蕴含的问题。

事实上，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两个相关的问题在日益凸显。一个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构化问题，一个是与之相关的高新技术产业集中度问题。20世纪末，世界上有800多个国家级的科技工业园区或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其中我国就有53个。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高新技术领域及高新技术产业结构看，基本上大同小异，几乎覆盖了高新技术的主要领域。其主要表现为：你有、我有、他有、大家都有；你优、我优、他优、大家都优；你强、我强、他强、大家都强。如武汉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定位是力求“形成以现代通信为主，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与新医药、机电一体化三大高科技为支柱，以新材料、新能源及高效节能为优势的具有武汉特色的高技术产业体系”。显而易见，武汉市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领域覆盖了高新技术的绝大多数重要领域，存在着与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结构同构化现象，且每一块“蛋糕”都没有做得足够大。我们常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近年来也反复倡导在高科技领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同构化问题却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以至于这一问题有加大之势。笔者认为，我国传统产业结构同构化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倘若若干年后再来解决高新技术产业结构同构化问题，将无疑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和更多的时间损失。

与高新技术产业结构同构化对应的是高新技术产业集中度问题。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构化现象，从一个侧面表明高新技术产业缺乏集中度。这里听说的集中度，既包括高新技术产业技术领域的集中度，也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区域的集中度。国内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实践，表明了高新技术产业集中度的重要性。

从国外典型个例看，印度软件业近年来的飞速发展很能说明问题。正是由于注重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领域集中度和区域集中度，印度1999年软件业产值超过57亿美元，其中出口39亿美元（中国同期软件出口额为1.3亿美元），销往世界上75个国家和地区，61%的软件出口美国和加拿大，23%的软件出口到欧洲，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软件大国。印度的软件业发展并没有遍地开花，而是以班加罗尔市和海德拉巴市作为软件产业的重要基地，并得力于“软件技术园区（STP）”制度的推动。

从国内典型个例看，苏州市1999年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达到450亿元，超过武汉市同期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约200亿元，与湖北省同期的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相差无几。与这种产值规模相对应，苏州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电脑硬件和电子基础材料生产基地之一。由于重视高新技术产业技术领域的集中度，苏州生产的电脑鼠标器已占世界总产量的65%，小屏幕液晶显示器和压力传感器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60%，电脑摄像头占世界总产量的30%。由于苏州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的区域集中度，其高新技术产业主要集中在苏州新区和苏州工业园。苏州新区生产的电脑鼠标器、水晶振子、电脑主机板等产品在世界市场分别占有20%至50%左右的份额。

相比之下，武汉市高新技术产业已有一定规模，并取得明显的成就，但在高新技术产业集中度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除了技术领域的集中度问题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构化问题，在区域集中度方面也存在着问题。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是国内最早建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一，创建10多年来，在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内形成了关东科技园、关南科技园、大学科技园和海外留学生科技园等。与此同时，按照“两区多园”高科技工业园区体系规划，在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毗邻以及汉口、汉阳地区，先后开发建设吴家山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区、江岸民营科技园、江汉民营科技园、张家湾科技工业园、沌口高科技农业园、日本科技工业园、法国科技工业园、南湖高科技农业园等（有些是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飞地”），且有不断增加之势。2000年开园的中国宝安集团创新科技园，地处“武汉·中国光谷”腹地，也声称面向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光电子技术和纳米技术五大领域。事实上，这些遍布武汉三镇的科技工业园无一不是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

应该说，武汉市构建“两区多园”高科技工业园区体系的思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很可能导致的突出问题是：势必影响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这种特殊社会组织形式的集约化和高效性，降低高新技术产业的区域集中度，并使其特有的规模效应、集聚效应、环境效应和综合效应减弱。特别是政治及社会对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倾斜支撑，可能由于分散牵制而难以形成强劲的合力，甚至可能出现恶性竞争、高新技术产业庸俗化以及“什么都是、什么又都不是”这种令人窘迫的状况。实事求是地说，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以外的众多科技工业园，基本上都缺乏研究型大学和科研大院大所的支撑，软硬环境的综合评价都不可能超过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投资风险、创业成本以及社会成本。因此，要加快武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必须尽可能规避高新技术产业结构同构化的风险，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技术集中度和区域集中度。

面对武汉市“两区多园”发展现状，应尽快进行追踪决策。为此，建议始终将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并通过加强建设发挥其高新技术的辐射功能；建议将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外、遍布武汉三镇的科技工业园，作为高新技术辐射的“接力”和“二传”，强化其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重要职能。显而易见，只有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大力推进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双管齐下”，才能真实地提高武汉市的产业水平和产业能力，真正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原载《学习月刊》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