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夫妻店

论科学夫妻店

改革之际，百废待举，各行各业都在改革的探索之中。改革的洪流荡涤着不合理的陈规陋习，所到之处生机盎然。科学技术领域也出现了科研合同制、委托研制、科技成果有偿转让、联果记奖等新现象。其中，科学“夫妻店”在新的历史时期，也作为科研合同制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活跃起来。国内报刊时有报道可见。

笔者认为：科学“夫妻店”在科学技术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但在新形势下、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看待它，怎样赋予它新的含义，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在现阶段，科学“夫妻店”作为我国科学技术研究和发展的一种特殊基本单元，是符合国情的，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否认。

纵览科学技术史，国内外曾有许多科学“夫妻店”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稍作分析，可将这些科学“夫妻店”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夫妻均有较高学术造诣的科学“夫妻店”。这类“夫妻店”的主人，往往都受过较好的科学训练，志同道合，积极从事同科学领域中某些课题的研究，以致颇有科学建树。在知名科学家的行列中，可看到这类科学“夫妻店”的典型。P.居里夫妻曾在简陋的实验室中，以百折不挠的科学探索精神，终于在1896年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钋和镭。他们感情笃深，合作数年，同做实验，联名发表论文，同获英国皇家学会的汉弗莱·戴维奖，又同时戴上1903年度诺贝尔奖的桂冠。P.居里夫妻的女儿、女婿也是这类科学“夫妻店”的主人。J.居里夫妻继承了父母的事业，在艰难的科学研究中形影不离，终于在1934年发现了人工放射性，翌年双双荣获诺贝尔化学奖。C.科里夫妻因糖原转换的研究成果，同获1947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他们同年诞生，同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化学试验室工作，并在研究中相爱。丈夫创导了糖原转换的理论，实验验证则主要是由妻子完成的，显得非常和谐。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夫妻，都从事核物理学的研究，1936年同届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双双赴法国深造。40年代他们在法国发现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的现象，并对此作出初步的阐释。傅鹰夫妻早年都在美国密执安大学攻读化学，同在一个实验室里工作。他们在科学王国中邂逅，彼此在研究中倾心，同在化学领域中驰骋。著名遗传学家童第周夫妻，也是肩并肩地进行科学探索。从科学技术史上看，这类科学“夫妻店”显而易见。一旦他们有所科学建树，夫妻都会在科学史册上留名。

第二类是丈夫具有较高学术造诣，且需要妻子全力辅助的科学“夫妻店”。这类科学“夫妻店”一旦有所研究成果，丈夫往往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在学术界出头露面而名垂青史，妻子则由于种种原因（如受过一些科学训练或根本未受过正规训练）成为无名英雄，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她们。但是，她们的工作却是科学“夫妻店”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能得到其丈夫的竭诚赞许和承认。C.达尔文创立生物进化论也有他妻子不可磨灭的功绩，她曾帮助丈夫抄写、整理了大量的笔记和文稿。麦奇尼科夫是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的获得者，他的妻子曾是医院护士。她不仅对丈夫体贴备至，而且积极协助他完成了各种细菌在饮食上对人体作用的研究。在我国，这类科学“夫妻店”是较普遍的。不论是光学家蒋筑英及其妻子，还是国产航空刹车片的研制者李东生及其妻子，都无不具有这类科学“夫妻店”的特点。

上述分析表明，科学“夫妻店”在我国是客观存在的。其客观基础一方面在于科学技术发展客观规律的支配作用，一方面在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特别体现在男女公民都享有平等权利，国家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公民就业提供了便利条件，并且没有盲目地沿袭国外某些大学执行的“联姻法规”（即夫妻不得在同一学校任教），因此有利于上述科学“夫妻店”的自然形成及其作用发挥。但是，多年来，我国的科学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都是全民所有制的，其经费由国家统一从行政事业费开支，研究课题或是由国家直接下达，或是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科学技术成果也是由国家组织推广和应用。科学管理上的一些弊病，导致了吃“大锅饭”的现象，科学技术、教育同生产、经济和社会发展脱节，智力投资的效果不明显。“科学技术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但我国的科学技术成果却往往停留在“礼品”、“样品”、“展品”阶段，军工技术不能进入民用市场，以致直接影响了经济效益和社会的发展。国外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的最有利范围和规模，重视投资的返本期限。譬如：美国有55%的公司力求在3年内收回研究与发展的费用；有34%的公司力图在4～5年内收回费用，只有11%的公司的返本期限在6年或6年以上。

在我国尽管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得到了较好发挥，但还需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提高科学管理的效率。这就要不断探索科学技术研究和发展的各种组织形式，通过合理的人才流动，提倡必要的科学竞争，促进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繁荣。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有必要赋予科学“夫妻店”新的含义。

笔者认为：现阶段的科学“夫妻店”，应该特指那些科学技术界承认的、社会公认的第一类科学“夫妻店”。其夫妻都具有一定的学术造诣，主要是在同一研究单位或高等院校任职，并以某一专业领域的科学技术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在现阶段，他们以科研合同的形式明确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课题，或者有把握地承包某技术研究和发展的项目。课题和项目的确定是自由选择、委托单位需要和国家计划三者的统一，而且要经过技术经济的可行性论证。研究经费由同家和委托单位负责承担，研究收入则按比例作为科研发展、集体福利和个人奖励基金。

这种在现阶段被赋予新含义的科学“夫妻店”，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否起到一定的特殊作用呢？回答是肯定的。从以下几个方面可看到，科学“夫妻店”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一、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科学“夫妻店”具有现实意义

科学学、技术论的研究表明，科学技术的发展显然要受到诸多客观规律的制约。科学技术人员的个人秉性和才智，是科学认识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众所周知，历史上的许多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往往与个人的姓氏联系在一起。尽管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形式多样的研究机构，已经取代了18、19世纪那些孤独的、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但研究的群体仍要由个体组成，个体的作用仍很明显。即使是那些必须以“集体进攻”方式进行的研究，也通常是围绕某些个人的创造性思想而群策群力展开的。美国学者J.斯穆科勒指出：在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中，独立的研究者所作出的贡献仍然很大。有趣的是，许多具有创造性的人，承认自己从来就对协作研究有反感，不适宜研究上的合作。爱因斯坦曾自述道：“我是一匹马拉的车，而不适合四轮马车和搞协作。”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的过程中，科学技术人员的兴趣和研究选题非常重要。在通常情况下，只有研究者本人才能决定自己应从事哪项研究工作，自己对哪个课题会有创造性。控制论的创立者N.维纳认为：“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研究者对课题的正确选择，不仅能作出深度不一的科学建树，而且往往伴随着新学科领域的开拓。通向成功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研究者的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能使他们以百折不挠的毅力从事长期而艰苦的研究工作。从科学“夫妻店”以夫妻为战，积极性高、选题自由度大、配合易默契等特点来看，科学“夫妻店”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二、我国科学技术人员生活环境的现状，使科学“夫妻店”具有现实意义

人类从事各项社会活动的基本前提是衣食住行，从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科学技术人员亦不例外，而且更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研究工作的特殊性（如长期性、探索性、时间的伸缩性、白炽化阶段的高度兴奋等）使他们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以及较好的经济条件。事实上，这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种客观需要。

诸种历史原因，特别是一场空前浩劫，使我国数量有限的科学技术人员所处生活环境不够理想，在客观上使他们的积极性和才智不能充分发挥。近几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使上述情况有了初步的好转。但是，由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制约，科学技术人员的生活环境在近期很难达到根本改善。

三、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使科学“夫妻店”具有现实意义

从许多公开发表的论著的署名中，可见到一些从事纯理论及其应用研究的科学“夫妻店”，从某些完成科学技术中、小项目的典型事例中，亦可看到科学“夫妻店”对提高经济效益的作用。譬如，饮料瓶盖上的垫圈，以往全是采用橡胶为材料。尽管一个垫圈用料不多，但对于十亿人口的消费大国来说，其累积数却是惊人的。然而，这个寻找替换材料的研究课题似乎太“小”了，以致长期没有研究者问津。在改革之年，东北某科学“夫妻店”为国家着想，承担了这一课题。他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以特殊塑料取代橡胶的研究，迅速投入生产，使新型垫圈充斥市场，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再如，著名的“胡麻夫妻”俞家锽和酆学桂，长期在艰苦条件下工作。他们在1954年同届毕业于四川大学农学院，在甘肃省定西地区从事胡麻育种和栽培研究近三十年。经过多年努力，他们培育出适宜高原旱区种植的15个新品种，这些优良品种的产量较当地品种成倍增加，经济效益十分明显。

事实上，不论是在基础理论的研究中，还是在科学技术应用的研究中，或是技术革新的研究中，科学“夫妻店”都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此外，“潜在有用技术”和专利向实际应用转化的必然性，也使科学“夫妻店”大有用武之地。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边远地区的开发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同样，这种开发离不开科学技术，少不得科学技术人员。我国建国初期到边远地区工作的科学技术人员，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科学“夫妻店”的作用也是明显的。以北京地质学院1956届石油地质专业分到甘肃的31人为例，至今在祁连山区工作了25年，已经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除六大本石油地质的论著（包括获国家科学奖）外，每人发表的论文约20篇。这批同窗中的10人结成了夫妻，产生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战斗小集体——科学“夫妻店”。

武汉大学生物系杨弘远教授、周嫦副教授，习惯于以夫妻合作的形式，驰骋在植物学领域。他们毕业于50年代中期，从1959年起就开始发表合作的研究成果，至今联名发表的论文已有20多篇。这一数目远远超过他们分别或与他人合作发表的论文数。他们还收到世界上29个国家的220多封来信，或向他们的研究成果表示祝贺，或向他们索取研究资料。现在，他们用较简陋的实验设备（如他们用的一台显微镜，还是杨弘远当大学生的时候用过的），克服困难，成功获得分离植物活体胚囊这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这一成果对于人们研究植物胚胎发育过程和培育新品种，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至此，我们可以作出结论：科学“夫妻店”既有历史渊源，也符合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当赋予它新的含义后，更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中国的科学“夫妻店”之所以不同于国外，关键在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使科学“夫妻店”具有的潜能，远非国外所能比拟。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加强科学技术管理，引导发挥科学“夫妻店”的积极作用。现在，有些同志由于片面地看待科学“夫妻店”，低估了他们的作用，甚至忧于“夫妻店”及其在大学中派生出来的“父子同系”、“三代同校”的现象，理由不过是谨防裙带关系的蔓延。笔者对此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科学“夫妻店”在现阶段的存在乃利多弊少，盲目否定将得不偿失。我们要相信，党培养出来的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珍视他们的道德情操修养。此外，“父子同系”、“三代同校”并非普遍现象，我们不可因噎废食。

原载《科学管理研究》198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