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训练

论科学训练

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合理的思维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合理的思维习惯只能通过普遍地学习科学才能养成。因为社会学是一门包含所有其他科学现象的科学。它提出抽象科学（abstract sciences）所研究的那些关系的必然性；它提出抽象—具体科学（abstract-concrete sciences）使学生熟悉的那些因果联系；它提出具体科学（concrete sciences），特别是有机科学给我们所显示的种种原因的同时发生和有条件结果的产生。因此，要养成有助于社会学中正确思想的思维习惯，心智必须熟悉每一类科学提出的基本思想；决不能为任何一类或任何两类科学的基本思想所占有。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点，让我简要地指出每一类科学给予理智的不可缺少的训练；以及专学一类科学所产生的错误的理智习惯。

完全缺乏抽象科学的训练，会使心智没有适当的关系必然性的感觉。观察一下完全愚昧无知的人的心理活动，他们甚至连算术所显示的确切的和固定的联系都没有学过。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从给予的论据得到不可避免的推论，毫无不可阻挡的信念。对于你们认为确定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似乎不能没有怀疑。甚至有些人，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对数字处理和结果还算熟悉，有时表明仅含逻辑意义，他们对结论和前提的依赖关系没有绝对的信心。

对于关系的必然性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只能通过学习抽象科学、逻辑学和数学才能获得。论述最简单的关系必然性，逻辑学可以给些帮助；尽管帮助总是不大，因为所用的符号并不转译成思维，因此所讲的联系并不真正出现。对于抽象地表达的逻辑含义，只有当它为具体的实例所替代，能考虑相互依赖的关系时，才会有智力的训练，理解逻辑的必然性。关于数学给予的训练，应该指出，研究数量关系的必然性的习惯，虽然对培养必然性的意识有一定程度的用处，但是用处不大。因为，在极大多数情况下，心智致力于所采用的符号，并不超越符号到达它们所代表的运算单位，并不真正考虑所表达的各种关系——并不真正了解他们的必然性：所以，没有永远重复的必然性的概念。研究空间关系的比较专门的数学部门，胜于其他一切课程，能产生必要的概念，并使一般必然性的意识牢固而明确。多次演示几何图形，用这样的方式提出前提和结论，可以在思想上看到所说的关系——不会因只是象征化而忽略掉。每一步都能显示地位或数量的其他必然联系，因而采取这种步骤的习惯会使这种联系的意识显得熟悉而且生动。

但是，虽然数学的训练，特别是几何学的训练，作为训练心智去认识整个自然界统一性的绝对性的工具，如果不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极端有用的；但是，如果排除其他训练或过分习惯于进行这种训练，就容易产生一般思维反常。这种训练会不可避免地确立一种特殊的心理倾向，这种特殊的倾向影响一切智力活动——引起按数学方式看待数学范围以外的事物的倾向。数学家总是研究成分比较少和确定的现象。数学家的最复杂的问题无法计量地不如具体科学的问题那样复杂。但是，当数学家考虑这些情况时，不得不按他习惯的方式进行思维：在研究具体科学的问题时，他只认识少数因素，就默默地把它们所没有的确切性赋予这些因素，并且按数学的方式从这些数据引出正面的结论，似乎这些结论是明确而适当的。

因而经常有实例表明，数学家对偶然发生的事件是拙劣的推理者。除了比较古老的例子以外，夏斯尔191提供一个最近的例子。他证明自己不能判断牛顿—巴斯加伪造问题的证据。另一个例子是已故德摩根192教授提供的，他的心眼有像显微镜那样的力量用在一个问题的某一微小部分上，而忽略了问题的主要特征。

通过抽象—具体科学的修习，培养了其他科学所不能培养的进一步思维的习惯，这是一般正确思想所必需的。熟悉各种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可使原因和结果的意识明晰有力。

当然对周围事物的经验，确实产生许多有关特殊力量和一般力量的概念。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从这些经验获得对因果关系的不同程度的信念，在他们看到某种显著结果的地方，通常假定一个适当的原因，在一定数量原因明显的地方，就寻找成比例的结果。在作用属于简单机械作用的地方，尤其是这样。但是，日常生活提供的这些印象，如果没有从物理科学所得到的印象的帮助，只能给心智留下模糊的因果关系观念。只需记住人们愿意接受唯灵论者所指称的事实，其中很多意味着直接否定作用和反作用相等而又相反的机械原理，就可以看到通常的因果关系思维多么缺乏定量化——缺乏所花费的力量的数量和所形成的变化的数量之间的比例观念。而且，通常的因果关系思维普遍地甚至在定性方面都不正确：常常揭露什么原因将产生什么结果的最荒谬的观念。例如，民间相信把山羊关在马厩可以保持马的健康；根据马夫和马车夫的权威而接受的这种信仰，又被他们的受过教育的雇主们所重复——最近我听说一个美国将军也重复这种信仰，而且有两位退休的英国官员同意这种信仰。很清楚，根据这样的证据承认这样一个原因能产生这样一个结果，意味着一种因果关系的意识，甚至从定性方面考虑，这种因果关系意识也是最原始的。确实，这种因果关系意识到处被所有阶级所能追踪的迷信所暴露。

因此，我们必须这样推论，人们在他们和周围事物的交往过程中所进行的未经比较和未经分析的观察，不足以使他们得到关于事物过程的完全合理的观念。在获得清楚的必然的因果依赖关系的观念以前，要求对物理作用进行批判性的考察，许多因素和结果都要经过计量，不同的情况进行对比。因而研究物理作用乃是抽象—具体科学的任务。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所进行的每一个实验，在他意识中重新带来他过去经验中无数次给予的真理，即从一定特殊的前提，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特殊的结果；从一定数量的前提，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同样数量的结果。从这些每小时地重复的经验所产生的思维习惯，总是相同的，又总是确切的，这种思维习惯使我们不可能设想有任何结果不从一个原因引起，或者没有任何原因不产生一个结果；这种思维习惯使我们不可能设想有一个结果和它的原因不成比例，或者一个原因和它的结果不成比例。

但是，虽然用实验方法进行抽象—具体科学的学习，使因果关系意识明晰有力，但是，如果仅仅学习抽象—具体科学，作为训练是不够的；同时，如果只学习抽象—具体科学而不学习其他科学，会形成一种思维习惯，当研究高级现象时，作出错误的结论。物理研究的过程本质上是分析过程；日常从事这种研究过程，产生两种趋势——一种趋势是一个个地考虑那些因素，目的在于对这些因素进行清理、识别和计量；另一种趋势是停留在所得到的结果，似乎它们就是要寻求的最终结果。化学家通过饱和、中和、分解、沉淀和分离，能够测量什么分量的这个元素已经被已知分量的那个元素所化合；同时，当他采用某一可供选择的分析过程已经证实这个结果时，他的研究就从此结束；就像关于其他元素亲合性的同性质的研究，当亲合性在定性和定量上都决定时，研究就结束一样。他的习惯是去掉或尽可能忽略相伴的干扰因素，使他可以确定某一因素的性质和分量，然后确定某另一因素的性质和分量，当所有因素经逐一考虑说明清楚时，他的目的就达到了。物理学家也是这样。比如说，问题是声通过空气的传播和传播速度的解释——比如说，牛顿所计算的速度，比观察到的速度少六分之一；拉普拉斯193决心解释这个异常现象。他认识到通过音波在空气中产生的压缩而散出的热；发现由此而引起的额外的速度；把这额外的速度加到以前算出的速度上；发现对所观察到的事实的回答；然后再把现象分解成许多成分并进行计量后考虑他的任务完成。所以，从头到尾，这个思维习惯就是识别、分解和估量各种因素，在全部完成这个工作以后停止。

这种习惯，用在一般事物的解释，多少要影响解释，正像数学习惯影响解释一样。这种习惯往往形成过分简单和过分肯定的概念；它鼓励满足于近似的结果的自然倾向。日常处理各种现象的个别因素，处理被少数其他因素变得复杂的因素，和处理被理想地和它们的结合分离开来的因素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使周围事物的思维具有分析的性质而不是综合的性质。这种做法助长撇开一切高级自然现象所显示的纠缠在一起的一团协同的原因，去思考简单的原因；并引起一种趋势，假定当确切地决定这种简单的原因时，就没有什么要问的了。

还有，虽然物理科学作为发展简单明确的因果关系的意识，从而使心智能处理复杂的因果关系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物理科学本身不足以使复杂的因果关系真正可以理解。为说明它的不足，我可以提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的成就是第一流的，但是，当他开始讨论具体科学的问题时，那里不再是处理少量的和确切的数据反复地表明出有缺陷的判断。至少可以这样说，当他选择无理由的和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前提时，他用精密的方法开始引出明确的结论；于是阐明这些结论，似乎他们的确切性与他的方法的精密性是相称的。

可以提供必需的起矫正作用的训练，是具体科学给予的训练。有关现象的形式的研究，如逻辑学和数学中的研究，是必需的，但决不是足够的。现象的因素的研究，如力学、物理学和化学中的研究，也是必要的，但这种研究本身并不够，即使和形式的研究联合起来也不够。结果本身总体的研究，同样是必需的。把全部注意力用来研究形式和因素，不仅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概念，而且甚至会得出错误的结果概念。分析的理智习惯必须用综合的理智习惯来补充。从分析的正当地位来看，它的主要功能在为综合铺平道路：同时，要保持适当的心理平衡，必须不仅承认分析是手段、综合是目的的真理，而且必须同时进行分析的练习和综合的练习。

一切具体科学使心智熟悉抽象科学和抽象—具体科学所不产生的某些基本概念——连续性、复杂性和偶然性等概念。最简单的具体科学如天文学和地质学，产生非常清楚的连续性概念。我不仅指存在的连续性；我的意思是因果关系的连续性；不停地产生结果，这是每一力量的永不停顿的工作。在天文学家心上，生动地铭刻着一种观念，任何行星被另一行星或其他行星的联合引出它的轨道以后，将来将一直沿着不同于未受摄动前行星所可能走的路线前进；同时，他认识到它对摄动的行星或几个行星的反作用，它的影响不断复杂和不断缓慢扩散，在未来无法计量的时期内永不丧失。同样，地质学家在地壳由于火或水的作用所发生的每一变化中看到一个新的因素，这个因素继续不断地改变着所有后来的变化。海底一个隆起的部分改变着海洋水流的流向，更改变着毗连陆地的气候，影响着它们的雨量和盛行风，它们的剥蚀作用和海岸附近的淤积，它们的植物群和动物群；这些结果分开来变成不停地以不断增加的方式起作用的原因，在以后的地质时代，总可以查出每一力量的持续不断的作用和结果的逐渐复杂化。

这些概念，本不是抽象科学和抽象—具体科学所产生的，它们是以虽毫无疑问但并不引人注意的方式由无机的具体科学产生的，是有机的具体科学即研究生物的科学以明确而又引人注目的方式产生的。每一个生物体，如果我们理解它给的教训，我们就能了解它所表明的因果关系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的复杂性。通常关于遗传的事实说明因果关系的连续性——不同种族黑人和白人联姻，黑人的影响代代显现，因果关系的连续性非常引人注目；在家畜中，遥远的祖先的特性表明很久以前的原因不断地在起作用，因果关系的连续性更加明显。有机的现象使我们熟悉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既表明许多前提和每一结果的合作，又表明每一影响所产生的结果的多样性。如果我们观察一定分量的一定药物，如何在两个人身上并不产生完全同样的结果，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在不同体质情况下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立刻可以看到，使有机体内部发生变化的因素的结合多么复杂，因此每一特殊变化又多么极端偶然。我们只须注意譬如说足部受伤后发生的情况，如果伤势是永久的，就可以看出，足伤改变着步态，改变着身体的调节和弯曲，改变着双臂的运动，改变着相貌，即由于伤痛或不方便而造成某种收缩的形状。的确，通过足伤所必需的肌肉的、神经的和内脏的重新调整，这种局部的创伤作用和反作用于整个身体的功能和结构：产生许多结果，随着这些结果的扩散，这些结果难以预测变得非常复杂。

生命科学一方面以多种方式迫使学生注意因果关系的连续性、复杂性和偶然性等基本概念，一方面又给他介绍一个无机的具体科学并不提供的动量概念——我们可以称它为多产的因果关系概念。因为，生命体和无生命体的一个区别是前者能繁殖而后者不能繁殖；它们之间的另一区别是生命体进行的某些活动是积累性的，而非生命体所进行的活动是消耗性的。生物体不仅作为整体进行繁殖，所以从微小的起源，通过繁殖达到巨大的结果；而且它们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正常的和病态的也同样增殖。因而，把病毒的一小部分传入生物体，并不产生和它的分量相称的结果，像无机的力量作用于无机体那样；而是从生物体的血液占用材料，从而无限地增加，它所产生的结果和原来传入的分量完全不成比例，这些结果可能在生物体的整个余生积累的力量继续下去。内部发展的力量和外部侵入的力量都是这样。本身极其微小的胚种物质的一部分，可从母体传播某种构造上和它微小的体积有关的无穷小的特质；而且五十年后可能在所造成的人身上引起痛风或精神病：经过这样长时间，缓慢地增加的作用和结果本身显出功能和结构的巨大错乱。这是有机现象特有的特性。当从生命体的全部组织进行着的破坏性的变化所连续产生的结果，像无机的力量的结果那样，通过细分而丧失的时候，在生命体组织中进行着区别生命体和无生命体的建设性的变化，从这些变化引起一些结果，这些结果，一边扩散，一边增加，同时增加体积和品种。

因此，作为训练，生命科学的研究是必要的；一部分作为以较其他具体科学更加明确和多样的方式使心智熟悉有关因果关系的连续性、复杂性和偶然性的基本概念，一部分作为使心智熟悉其他具体科学根本不出现的有关多产的因果关系的基本概念。并不是说完全研究有机科学会清楚地产生这些概念；还要求熟悉抽象—具体科学以便对简单的因果关系有必要的理解。单独研究有机科学毋宁趋于使因果关系的概念模糊；因为因素的纠缠和结果的偶然性都很大，以致不能建立前提和后果的明确关系：两者的联系不能使定性的和定量的因果作用概念足够明显。首先要求物理学和化学所给予的训练，明确力量和作用的概念在种类和分量方面有必要的联系；然后有机现象的研究，明确地意识到，虽然因果关系的过程非常复杂，往往不易解释，但是，确有因果关系，和比较简单的因果关系同样必要，同样确切。

现在要把这些关于心理训练的考虑应用到我们目前的题目。为了有效地研究社会学，需要通过所有这些科学的研究所产生的思维习惯，当然，并不是彻底的或者甚至很广泛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必须掌握多门科学分别产生的基本概念。因为，我们曾经说过，社会现象包含每一类现象。

当我们看到各个社会都呈现数和量方面的事实时，不能否认，这里有着抽象科学所研究的关系的必然性。人们在社会的活动，所有他们的行动和生产过程，必须遵守物质力量的规律，也是无可争辩的。在社会生活过程中所思考、所感受和所做的一切，是和个人生活的规律相协调而思考、感受和工作的，这也是真理——确实，几乎是自明之理；虽然很少人意识到这一点。

因此，一般的科学教养是必需的；而首先是生命的科学教养。因为因果关系的连续性、复杂性和偶然性的概念以及多产的因果关系的概念是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共有的，所以生命科学的教养就更加特别需要。生命科学提供一种特别适合的训练，因为在各门科学中只有生命科学能使人们熟悉这些基本概念——以易于掌握的方式为这些概念提供资料，使心智认识社会科学中这些概念的资料。在社会科学中，虽然这些概念经常出现，但较难掌握。

但是，这一简短的陈述，并不足以表达这最后一种教养的极端重要性。因为除了产生适合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习惯以外，生命科学提供特殊的概念作为社会科学的钥匙。生命科学给予社会科学某些重要的概括，没有这些概括，根本不能有社会科学。

（王承绪译）

190　选译自《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纽约阿普尔顿公司1896年版，第316～326页。

当斯宾塞在写他的综合哲学时，他的美国友人俞门斯（E.L.Yaumans）劝他再写这本书。结果就是《社会学研究》这本书，这是斯宾塞的著作中最普及、读者最多的著作之一。1872年以论文形式先在《当代评论》和《大众科学月刊》发表，1873年出单行本，以后重版多次，1961年在美国重新出版，柏森斯（Talcott Parsons）写了导言。导言指出，“本书很多内容已经过时，而且反映斯宾塞个人和他的时代特点，但是有很多内容出人意外地新颖，并适合我们自己的时代。”“斯宾塞关于社会的思想充满三个主要基本的建设性的理论观点：第一，社会作为一个自我调节系统的观点；第二，功能分化的观点；第三，进化的观点。这三个观点在今天和在他写本书时同样重要。”（参阅卡扎米亚斯：《斯宾塞论教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社1966年版，第183页。）

191　Michel Chasles（1793—1880），法国数学家。——译者注

192　Augustus De Morgan（1806—1871），英国数学家和逻辑学家。——译者注

193　Pierre Simonde Laplace（1749—1827），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