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冠巨的偶然和必然

2.徐冠巨的偶然和必然

观察家认为,多年前连乡镇企业职工都羡慕的徐,走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历史的一种偶然。用徐自己的话说,“是时代赋予的一种责任”。徐说,当年办企业的时候,他没想过要当官;企业做起来了之后,也没有想过要当官。

熟悉徐冠巨的人认为,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只是故事的一种表象。反过来想想,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没有必然的偶然呢?

2003年1月21日,徐冠巨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出发。

当天上午,他在西子湖畔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新闻播出后,很多浙江人觉得出人意表。出生于杭州郊区萧山的徐冠巨曾是一个农民,一个连乡镇企业职工都羡慕过的农民。抛却他当选的政治意味不谈,仅就他的出身而言,杭州人也不可能不好奇。

偶然中的必然

这一传奇性的变化被演绎过多种版本。目击徐当选全过程的人提供的“正版”是这样的:上午9时许,依照程序,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开始选举新一届领导班子。投票结束了,人们静静等待着选举结果。本应出现的大会主持人没有及时亮相,会议工作组却放起了舒缓委员们可能疲惫的神经的电影。

这一切,委员们见怪不怪。可是,两个小时后接着放映第二部电影的时候,委员们开始惊诧了。怎么到现在还不宣读选举结果?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内议论声此起彼伏。

终于,大会主持人带着平稳的神情出场了。他开始念起那份长长的新政协领导名单。最后他念到徐冠巨的名字。

《南方周末》的报道说:“私企业主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不出意料地当选浙江省九届政协副主席,虽然他在当选的10位副主席中是最后一个报出名字的。”

据悉,在617张有效票中,徐获得了566张赞成票,51张反对票并没有阻挡他出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人生道路。

事后,徐在接受众多媒体访问时,一再表示自己走到这一步,并不是潜心经营的结果。

观察家认为,徐走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历史的一种偶然。用徐自己的话说,“是时代赋予的一种责任”。徐说,当年办企业的时候,他没想过要当官;企业做起来了之后,也没有想过要当官。

熟悉徐冠巨的人认为,偶然当中有必然。1995年,不是中共党员的徐就在自己的企业里建立了党支部,当时有10多位党员。1998年,徐的企业里建立了党委,当时在浙江的私营企业里是第一家。党组织没有影响企业的发展,反而对职工产生了更大的凝聚力。这样的情况被新华社的记者注意到了,其时分管中央组织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在新华社的内参上对此作了专门批示。此后集团党委继续扩大,徐冠巨出仕之前,集团有中共党员130多位。

2003年元月我第一次造访传化集团时,到处看到认真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标语。据称,很多领导同志来浙江时,都要去传化集团看看。浙江省委也很重视传化集团的党建工作。2002年第9期的传化集团的杂志“友好往来”栏目报道了2002年9月17日的“传化新闻”,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和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柴松岳陪同黑龙江党政代表团考察传化。

基于这样的背景,有人认为徐冠巨的当选有着必然性的一面。徐冠巨是以浙江省工商联会长的身份参选省政协副主席的。据说,当初和他竞选会长一职的浙江企业家有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等三人,他们的企业规模和在全国的知名度都比其时的徐冠巨大,但最后的结果仍然是徐冠巨戴上了会长的帽子。

当然,这并不是徐冠巨刻意为之的结果,而是徐冠巨所说的“时代使然”。

“唐僧般单调”

无论徐冠巨的由商而仕是否情愿,反正选举后的他已经是中国官员体系中的一个官了。在浙江省机关,他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专车,可以看相当级别的文件,唯一与其他副省级干部不同的是,他不拿工资。

虽然没有薪水,但徐并没有草草应付他的差事。从开会到调研,他都是一副认真的态度。徐冠巨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后,我曾和他面谈过两次,还有过小小的冲突。人到中年略有些富态的徐,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事后概括,唯“认真”两个字。

2003年9月,发表在《新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将徐冠巨叙述为“唐僧般单调的新浙商”,感觉比认真两字更为妥帖,更为个性化。作者陈龙在这篇文章中说:徐冠巨为人忠厚,公司里有人称他为“唐僧”。有趣的是,徐冠巨也有“拧”的时候,尤其是拍照时。他会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这么坐?沙发放在这里好吗?……最后摄影师硬是让他“彻底合作”。徐冠巨的员工私底下跟陈说:“他自己敬业,所以最佩服那些最具专业精神的人。”

事实上,徐的“拧”是他做事认真的极端化表现。

唐僧的形象中另一要义是谦逊。徐冠巨亦如是。

半年以前,有记者说徐冠巨“有点特别”。该记者对徐说,你看浙江有那么多大的民营企业家,像鲁冠球、南存辉,企业都比你大很多,结果你当了浙江的政协副主席,你应该有些过人的长处。谁料,徐竟然回答说:“徐冠巨绝对没有长处。”他引申道:“我的个性是诚诚恳恳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要求。事情不是说出来的,事情是做出来的。”

的确如此。传化集团从2000元起家,发展成为浙江知名的民营企业,是徐氏父子不畏艰辛一点点做出来的。尽管徐冠巨将传化集团的今天,归功于“三靠”——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全体传化人共同的拼搏,人们相信关键因素是靠他们自己“苦干”。

徐冠巨苦干,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他的穷苦身世。他是从穷苦的年代走过来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穿的是剩衣,吃的是剩饭,兄弟几人挤在钱塘江边的草棚里,多铺几根稻草就很不错了,西北风吹来的时候,就犯哮喘病。或缘于此,几年前,他到甘肃、宁夏贫困地区访问,看到穷苦的孩子蹲在旧窑洞前,就回想起他自己的童年。

论及苦干,徐冠巨还跟人提起过自己的一段传奇。25岁那年,徐冠巨得了一种病,溶血性贫血,差不多被医院宣判了死刑。为了治病,家里四处借钱,欠了人家2万元,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数目。没有办法,他的父亲徐传化只好再借了2000元,带着徐冠巨兄弟几个办厂。次年,债就全部还清了。而后,徐父逐渐把工厂交给徐冠巨打理。说也奇怪,这么一忙,那病竟奇迹般地没有了。

唐僧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谨慎。徐的谨慎、低调、不事张扬在浙江商人中非常突出。下海后被他聘请的副总裁解释徐冠巨何以不事张扬时说,他是白手起家,钱是一分分赚回来的。他的企业规模跟有国有背景的企业还有差距,所以他用更多的时间来投入工作。徐冠巨的生活相当简单:晚8点15分前离开办公室,或应酬,或回家看书。

徐冠巨曾公开声称家族企业必须社会化,但他对分配给员工期权持谨慎态度。徐冠巨对曾经有过的“一股就灵”、“一包就灵”之类的说法持保留态度。“同样的,不是一搞期权就灵,先要把企业的内部机制搞好,保证员工们安居乐业,有稳定的收入,企业不行,期权就是员工的‘金手铐’。”

一位熟悉他的新华社记者说,徐这样说,并非他叶公好龙,而是他做事实在异常谨慎之故。综合分析媒体对徐冠巨的公开访谈,一个政治上谨慎的徐冠巨跃然纸上。他从不说过分或者没有想清楚的话。比较一下第一个以私营企业主身份当选省级政协副主席的重庆力帆董事长尹明善,人们发现,尽管徐读的书不及尹,年龄也比尹年轻,可是徐说话做事似乎比尹要更为稳妥。

一个有责任感的副主席

徐冠巨喜欢读《南风窗》,《南风窗》上海办事处主任郑作时说,他曾亲眼见到徐不经意间,从皮包中掏出一本《南风窗》。徐的办公室里专门订有一份《南风窗》杂志。

我觉得徐和《南风窗》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强调责任感。《南风窗》标榜自己是“一份有责任感的杂志”,而徐则强调自己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副主席”。

徐冠巨当选为政协副主席的第二天,便接受了《萧山日报》的专访,标题是“担当社会责任”。当访问者以家乡人的身份向他表示祝贺时,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当选其实是增加了一项工作,更是增加了一份社会责任。

很多场合被问及“为官”理念,徐还是强调社会责任。“做人、做事我想都是相通的。”徐冠巨说,“在传化,我一直在倡导‘追求社会责任感’这个理念,强调个人、企业与社会发展追求目标的一致性。在这个理念下,我想为官不仅要用力做事,更要尽心做事。”

徐冠巨当选后即有人议论,出任省政协副主席后,担当社会工作太多,会不会影响传化的发展?一旦影响了自己的企业,他还能认真履职吗?

徐依旧以责任感来回答。在他看来,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是能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出任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会长,参与传化管理的时间相对减少,这是事实;但徐从担任省工商联主席半年多的实践中发现,这恰恰是他提高自身素质的过程。浙江非公经济非常发达,成功的企业不少,通过调研,他学到了很多新的经营之道和成功经验,对他做好传化的管理与决策工作帮助很大。再者,传化当下的管理模式是董事会领导下的管理委员会负责制。他现在担任传化董事长,主要做一些决策方面的事。日常管理工作则放手让下面去干。

徐冠巨不是因为当了副主席才强调责任,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在跟他的员工传播他的责任观念。传化集团内部刊物《今日传化》曾在一期杂志的卷首语中,援引了徐冠巨在阐述社会责任感理念时说过的一句话:“不与客户抢饭碗,而是能够与客户在长期的合作中共同发展,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诚信,更是我们做事业的一种乐趣。”

接近徐冠巨的人认为,不能把徐冠巨责任感放在口边的习惯理解为作秀。理解徐冠巨的责任感,应该从他的传统文化教育中寻觅思想形成的轨迹。1970年代高中毕业的徐冠巨,从小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笃信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将之视为做人最起码的原则。

徐的企业崛起、壮大于萧山,他在各种场合说过,自己的发展离不开萧山,“萧山这片土地培育了我,让传化得到了发展”。不明就里的人闻听此言,常常以为他是个圆滑的人,他在说好听的话,事实上,徐此说绝非虚妄。1989年的时候,要不要让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争论很激烈,私营企业的社会舆论压力特别大,中国首富刘永好曾经去找政府,请求政府把希望集团收归国有。徐冠巨也遭遇了同样的困境,他的母亲担心得睡不着觉。就在徐冠巨把企业的应收账款全部收回来准备关门大吉的时候,当时思想很解放的乡党委和政府,找到徐冠巨和他的父亲,鼓励他们继续把企业办好。为了表示支持,乡政府还把徐冠巨的父亲评成了乡里的劳动模范,让徐父戴上了大红花。

徐冠巨认为,乡党委和政府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至今,徐在很多场合宣扬这段境遇,委实出自感激之心。当选省政协副主席的第二天,徐冠巨就通过萧山当地媒体,告喻百万余萧山民众:“我深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无论是传化集团还是我,都永远不会忘记萧山这方热土的养育之情,不辜负萧山人民对我的期望。”

知恩图报,徐不是说说而已。作家陆亚芳曾在《走过荒原》中记述过徐冠巨和当地一个土郎中的情谊,该郎中曾在徐病危之际开出一副秘方,徐因之神奇地活了过来。郎中在世的时候,徐多次前往探望,赠钱送物。

徐冠巨的责任意识、知恩图报意识,都是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熏陶的结果。徐的董事长办公室里有幅出自名家之手的字:“人格、品德、智慧、意志”,徐以之为励志格言,一派的儒家仪表。

徐冠巨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院派的高等教育,他骨子里的传统意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父母亲的言传身教。徐父的“三忘”,在传化员工中颇为流行。其中的“一忘”是,忘了仇人,他说这是他心宽体胖的要诀。他只记得过去多么的苦,苦到差点要饭,是上下众人的相助方有今天之“传化”。他没有仇人,只言“报得三春晖”。当下,徐父业已从传化退休,专司传化艺术团的日常工作。我研究过徐父的艺术团的日常剧目,内中流淌的大多是传统的儒家思想。

我第一次去传化采访的时候,曾寻访过徐父,遗憾的是徐父外出了。但我在徐家那个很是一般的居室内,见到了徐母,一个慈祥的农村老太。至今,她还在劳动,家里养着几百头猪,还有鸡。中午在传化的食堂里就餐,传化的员工说,我们吃的鸡,就是徐母领着人饲养的。

徐家已成为当地首富,但家还是那个家,早年创业的十几间旧平房还在,做肥皂的旧塑料桶还摆放在那里。别人问徐冠巨:“你为什么不把你老家的旧房子翻修一新,光宗耀祖?”徐冠巨对此的解释是,财富多了,责任也重了。有了钱不能随便花,不然对家庭、对社会只会产生坏的影响和后果。他说,我们的生活离不开钱,离不开财富,但到了一定数额之后,就成了一种责任。其实,家里有10万元存款,和家里有10亿元存款,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关键是你怎么支配财富。这就需要责任感。很多时候,财富即责任。

徐冠巨所说的责任,除了包含自律的要求,还可以理解为对社会的责任。既然他当上了政协副主席,他就要为社会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或缘于此,一贯说话谨慎的徐冠巨,在当了五十余日的政协副主席后,开始大胆地呼吁加快非公经济的发展。专访他的《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说,“作为民营企业家的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徐冠巨开始发出自己阶层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