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方面的因素

社会方面的因素

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没有外部条件，腐败只能作为一种动机或行为趋向，而无法变成事实，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条件下，腐败现象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因素。

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社会就一直处于深刻的转型过程之中。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当今我国最重要的转型，它引起了社会其他方面的深刻变化。这种经济转型加速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但不容否认的是恰恰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腐败问题。

这种特定的转型期具有如下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市场规则不够完善，二是行政权力对市场活动干预过多。这就造成了行政权力的极度扩张，干预的增多反映的是管制行为的增多，而管制在规则不完善的情况下，往往体现为带有不确定性的弹性条款，对于权力行使者则体现为一种裁量权，但对于行政管理的相关人来说则意义十分重大，这就客观上为行使公共权力的人实现腐败行为提供了方便条件。

二、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完善降低了腐败的“成本”

腐败是一种违规行为，更多地表现为犯罪，但是，这种犯罪并不是处于理性分析之外的失常行为，不是激情犯罪;相反，它是行为人对犯罪要承担的风险和可能的获益进行综合分析的结果。在腐败分子参与非法行为时，他们首先要根据个人利益进行权衡，对收益和成本进行比较，然后在预期能够平衡的基础上作出抉择，这种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看做是一种特殊的投资活动，投入的是冒可能失去自由乃至生命的风险，收获的是自己通过正常劳动所不可能得到的巨大物质利益。

就是说腐败分子在作出决策时，要综合考虑自己的收入现状、现在的生活条件、社会地位、未来的合法收入和从事腐败行为可能带来的预期收益、要承担的被惩罚的风险等多方面的因素，这些是可以依据其经验进行考察的，如果他们发现从事腐败活动绝对是一笔“赔本生意”时，腐败也就不会发生了。而现在的情况是，由于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各种制度不完善，权力存在相当程度的失控，这样就使得腐败行为的风险减小，成本降低;而且，大量的单位利益的存在，也使得腐败分子在事情败露时容易得到包庇，这就进一步降低了腐败行为的风险和成本。既然腐败成了一种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巨大利益的手段，那么，它的发展和蔓延就会变成一种必然。

三、权力的失控使公共权力为个人私欲服务成为可能

毋庸讳言，在现行体制下，掌握在公务人员手中的公共权力处于无力的监督之下，这主要表现在: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不了，下级监督无用。所谓上级监督不到是指上级与下级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存在较大距离，使得上级对下级的作为表现出总体上的不知情，只能在案发时进行事后监督;同级监督不了，是指同级虽然在时间、空间上不存在距离，但是同级班子中存在着“分工分权现象”和“首长负责制”使得同级的监督不能正常展开;下级监督无用是指下级在行政管理上处于被管理地位，在监督上级处于劣势，下级实际上处于无权监督状态，因而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

这样的权力失控加上掌权者的个体因素和其他社会条件，就非常容易导致腐败的产生。

四、不良的社会思潮为腐败提供了思想基础

客观地说，随着国家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开放范围的扩大，各种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也在大量地涌入我们的社会，封建主义的思想也在抬头，它们削弱了政治工作的影响，腐蚀了意志不坚定者的思想，成了腐败分子背叛公共利益的思想基础。同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大量的因腐而富，因腐而达者的存在，对于同在公共权力代理人位置上的其他人和即将走上领导者岗位的接班人来说，提供了“前腐后继”的思想上的现实基础。

可以这样说，在转向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的人生观、价值取向和道德信念每天都在经受着诱惑和考验，腐败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实际上正在成为一种黑色思潮，正是这个黑色思潮为了当今社会腐败现象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