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方面的因素

组织方面的因素

腐败现象之所以泛滥，与一些地方和部门抓工作不力，措施不实，效果不好有直接关系。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所指出的:“从实践看，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这些问题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思考，并着力加以解决。”

一、教育方面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思想教育工作，无论是革命、建设时期，还是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十分注重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充分发挥“大宣教”工作格局的作用，纪检监察、组织宣传、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等党的宣传教育部门发挥优势、各展所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形成了全党抓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良好局面。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员干部思想道德教育，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还有不小差距，亟待加强和改进。

1.一些地方和部门没有把反腐倡廉教育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

古人说:“德教为先”，“修身为本”。反腐倡廉教育作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拒腐防变的基础性工作。通过反腐倡廉教育，能够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改造主观世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党员干部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懂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一些地方和部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基础性工作认识不高，认为经济工作是实的，思想教育是虚的，没有摆上位置、列入议程、切实实施。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不重视、不主动、不得力，好人主义盛行，对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该批评的不批评，该处理的不及时处理，错失了许多绝佳的教育机会。从被查处的涉及腐败案件的干部来看，他们平日不参加理论学习，不进行党性修养，思想道德滑坡，理想信念动摇，革命意志衰退。一些沦为阶下囚的“党员领导干部”忏悔时，在法庭上失声痛哭，认为自己走上腐败犯罪的道路，与放松思想教育和世界观的改造有很大的关系。

2.反腐倡廉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强

反腐倡廉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教育的对象上看，包括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和群众;从教育的领域上看，包括机关、学校、企业和农村等;从教育的范围上看，包括全党和全社会。对领导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主要是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根本，以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主题，以更好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目标，开展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党规党纪教育等。因此对广大党员主要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对公职人员着重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对公民突出进行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教育。教育的对象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所要求的教育内容也不同。但是长期以来，对于不同的对象上什么课，讲什么内容，缺少研究;对不同对象的教育规律、心理素质和特点缺少研究;对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

3.反腐倡廉教育的方式方法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方式方法是“桥”和“船”，没有正确的方式方法，反腐倡廉教育就不可能取得最佳的效果。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党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既有运用先进典型进行示范引导，又有运用反面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既有依靠各级党组织进行灌输教育，又有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开展自我教育;既有运用“三会一课”等传统的手段开展教育，又有运用视频等现代化手段进行教育等。但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不善于把这些好的做法科学融合，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而是习惯于“课讲了”“会开了”“活动搞了”的三段式的老一套方法。如何使思想道德教育更加贴近受教育者的思想和工作实际，真正能够入情入理、入脑入心;如何更好地运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进行感染性强、说服力强的教育;如何充分发挥“大宣教”格局的作用，组织党内宣传教育机构的力量共同搞好反腐倡廉教育工作，是今后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二、制度方面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国家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的路子，初步确立了法规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基本实现了反腐倡廉工作的有法可依。但是，有些法规制度不配套，有些法规制度应急色彩比较浓，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还有的从形式上看，是以通知或决定的形式发布的，权威性不够。反腐倡廉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

1.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还不健全

突出的表现是:缺、旧、繁、粗。“缺”就是缺少一些必要的法律制度。比如，缺一部“管总”的反腐败法或廉政法。“旧”就是有的规定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反腐倡廉实际工作需要。比如，关于确定贪污贿赂违纪行为的数额问题，多少年来一直依据的是1988年9月13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需要对其认真地研究和修改。“繁”就是规定繁杂、重复，容易失去应有的权威性。比如，关于制止公款吃喝问题，各有关部门下发文件规定很多。“粗”就是指有些规定原则要求多、可操作性少，执行起来难。比如，各地公务接待标准不规范，对“公款大吃大喝”的规定模糊，难以把握。法规制度建设的缺失，难以更好地规范党员干部的从政行为，使一些消极腐败现象有可乘之机。

2.基础性法规不完善

一个完善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需要有基础性法规作支撑。比如，为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组织的透明度，应该研究起草“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为加强国有企业的纪律检查工作，应该研究起草“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纪律检查工作条例”;为促进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从政，应该研究制定“廉政法”;为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加大反商业贿赂工作力度，应该研究论证“反商业贿赂法”;为加强对纪委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应该研究起草“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派驻机构条例”。这些基础性法规的不完善，影响了工作质量。

3.一些法规制度没有得到认真地贯彻落实

执行力度不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近几年查办的重大案件，大多涉及拥有干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审批权和行政执法权的关键岗位，很多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都与某些制度和体制机制存在缺陷有关。比如，有的地方业务主管部门领导，连续几任出问题;有的地方工程建设部门的领导，多次被查处。这些地方之所以长期存在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不落实、执行不得力。有的领导干部置民主集中制原则于不顾，家长制作风严重，在干部任用、资金安排等重大问题上独断专行;有的违反制度和规定，在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土地批租、国有企业转制、物资采购等环节搞暗箱操作，以权谋私;有的对中央关于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规定不认真执行，最终从那些看似“小事”“小节”的问题上滑向严重违纪违法的深渊。

三、监督方面

权力不受制约、监督，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产生腐败。我们党从成立以来高度重视监督工作，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依靠人民监督政府的重要思想。邓小平指出，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江泽民同志指出，“要切实加强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我们党的监督，建立健全党内和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完善监督机制，科学合理地配置权力，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长期以来监督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在反腐败工作的实践中，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从管理上说，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不到位，仍然是腐败易发多发的重要原因。

1.监督意识薄弱

这突出表现为:一是不要监督，认为自己不需要别人监督，有的甚至对监督有一种逆反心理，认为谁监督自己就是跟自己过不去，自觉不自觉地抵制监督。二是不会监督，许多党员干部把监督仅仅看成是职能部门的事，是上级领导的事，与己无关。三是不愿监督，下级对上级不愿监督，怕穿小鞋，遭打击报复;上级对下级不愿监督，怕得罪人，丢失选票;同级之间不愿监督，怕伤了情面，影响团结，不好相处。

2.监督缺位现象比较严重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过程中，适应新经济体制的严密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还未形成，存在对权力制约的空白点。从查处的一些大案要案看，几乎无一例外地存在监督缺位或流于形式的问题。有的违法犯罪分子卖官鬻爵、收受贿赂长达数年，而组织上和有关部门却长期未能发现或处理。一些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的问题，反映出我们在监督方面的缺陷。另外，存在着对主要领导干部、上级党委和纪检机关的监督不落实，同级党委和同级纪委难以进行有效监督的问题。有的领导干部阳奉阴违，想方设法逃避监督，甚至对监督者进行打击报复;有的虽然也及时发现了一些不良倾向和违纪问题，但是既不批评，也不报告，任其发展，最终酿成大患。

3.监督没有完全形成合力

在我们党和国家的监督体制中，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不同的监督主体，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行使着重要的监督职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从健全完善的角度看，仍然存在着监督主体不协调、整体合力不强的问题。各监督机构在某些职能方面存在着交叉现象，监督信息也不够畅通。这些都或多或少提高了监督成本，监督的力度和效果没有得到整体发挥。

正是由于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监督职责和监督权威相脱节、监督和知情相脱节、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相脱节、监督主体之间相脱节和条块监督之间相脱节，造成一些地方和部门上级监督不到位，班子本身监督乏力，客观上使腐败分子钻了空子，逃避了制约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