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游侠风尚

论西汉游侠风尚

张志海

游侠是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这一社会大变革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它发端于春秋战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变迁，到西汉时，这种社会群体在不稳定的社会结构中达到高潮，并使整个社会都染上了重武轻文的风尚。

虽然司马迁、班固都曾为游侠立传，但在《史记》《汉书》之后的史书中《游侠列传》却永远销声匿迹。这种现象的产生绝非史家的疏忽，显然是游侠群体作为社会大变革中的一种特殊产物，已在社会上失去了它原有的地位和影响。探索西汉游侠风尚的形成和演变，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时期的社会结构和历史特点。

一

西汉初期，是游侠群体在历史上最庞大的时期，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游侠风尚，司马迁、班固都为游侠列传。

司马廷《史记·游侠列传》中列举的大侠就有朱家、田仲、五公、剧孟、郭解数人，一般的侠客则“敖而无足数者。”另外，西汉时期养士之风盛行，往往超过战国，“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各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竟逐於京师”。

这就说明，西汉时期的侠除延续战国时期的集团化存在形式外，侠的个体化也有所发展，侠的独立人格开始建立，“游”的特征开始显露。同时，侠的个体化的发展，也使“狭”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布衣之侠开始产生，司马迁、班固在《史记》《汉书》“游侠传”中反复使用“布衣”、“匹夫”等字眼，明显反映了这种变化。

西汉游侠风尚的形成，是那个时代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故有其必然性。

首先，汉帝国是从“马上得天下”的，而这种“马上得天下”的功臣大多出身豪杰或游侠。

在汉诸臣中，“唯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即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即使像张良这种出身显贵的人，也曾“居不邳”、“为任侠”。其他功臣也往往如此，韩信“好带刀剑”，灌夫“不学文字，喜任侠”。张耳“其少时，汉魏公无忌为客”、“尝亡命游外黄”，彭戛、黥布也“为群盗”。

统治集团中文武官吏的结构表明，汉初的政权是一个武人政权，甚至到“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武人必然尚武，其尚武习俗和武士精神在上层统治集团中的表现，不可避免地会在下层社会中造成尚武风尚的盛行。就连汉高祖也对信陵君这样“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的，“竟为游侠者”都很崇敬，并置人“永世守家”，甚至为侠士田横及其五百宾客的自杀精神而痛哭流涕。游侠也正是顺应和凭借这种尚武风气而逐渐壮大。

其次，汉初数十年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无节制的人口增长。

汉初人口大约在1200万左右，但“自高祖讫孝平时为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在70余年间人口增加了近五倍，这是以后历代王朝都很难达到的数字。人口的迅速增长使西汉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现象，虽然文帝时“民近战国，背本趋末”，但由于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民有余力”的现象仍然没能得到解决，大量人口由于不能并且也不可能转入其他产业生产而成群地走进城市，变成末技（游食）之民。仅“元封四年（前107年）关东流民二百万，无名数者数十万”。

当时关东人口约2000多万，流民人数占十分之一，而在流民中“盗贼”又占相当数学。当时“盗贼蜂起”，“大群至数千人”，“小群以数百，掠卤乡里者不可称数”。这些盗贼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危及小民百姓的利益，而“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在一个不安定的社会中，仗义行侠的存在往往可以成为小民百姓借以对抗官府及其恶势力，寻求保护的一种屏障。

游侠也正是顺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依靠庞大的流民群体为阶级基础，作为社会中普遍不公正的一种补偿和对抗物出现并不断得以壮大。

再次，汉初虽然推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但战国后期各家思想在汉初还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后期墨家的影响和墨子之徒的发展，在精神思想上助长了游侠风尚的盛行。

墨家本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学术团体，然而自墨翟死后，由于思想主张不同而分化为三派。到了战国末期，“墨家后学荣显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他们中的很多人游说并取信诸侯而“荣显天下”，墨学成了“世之显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对儒学“火其书而坑其人”，墨学也在被禁之列。但是墨学在秦代还有能够流传的合理因素。一方面墨学反映了农民的意识，具有浓厚的反儒思想，并且认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迎合了秦王朝反儒的需要。另一方面，墨子反对诸侯割据，主张“一同天下之义”的大一流主义，并且还主张“不党父兄”、“不偏宝贵”、“不嬖颜色”的贤人政治，这些都符合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政治追求。

另外，墨学的兼爱思想在秦王朝统一天下，瓦解敌军的战斗中成了最佳宣传品，诚如《管子·立政篇》所言；“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因此，墨学在秦代相对其他诸子而言成为显学。

战国末期，大批墨子之徒聚集秦国，在秦王朝统一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最终的结局使这些代表下层人民利益的墨子之徒不能而且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后来，他们又参加了反对秦王朝的斗争，“出百死而给一生，急天下之权，奋武厉诚，以决一旦之命”，可见墨子之徒在反秦斗争中效力不小。但新建立的西汉帝国也同样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这样，墨子之徒的发展便开始走向极端，变得凶残好杀。

侯外庐认为“墨子学派的后期发展……一派变为社会运动的游侠”，鲁迅也认为“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墨子之徒发展为侠是下层人民对专制主义封建王朝仇视态度的必然结果。另外，墨家的思想，也对西汉游侠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视死如归精神，“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的献身精神，为西汉游侠树立了光辉典范。他们的兼爱思想，成为游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动力和支柱。

墨子思想的这种影响，不仅助长了游侠风尚的盛行，而且还往往内化为游侠的品德，促进了西汉游侠群体的壮大。

二

西汉时期，游侠的活动方式一般是以名侠、侠魁为核心的社会集团的形式进行活动。但这种社会集团是不稳定的、涣散的，仅仅是凭名闻而纠合起来的所谓“集团”。其成员的主要特点就是“游”，他们无恒产，无固定职业和身份，浪迹天涯，四海漂泊，并可以依靠任何一个侠魁而随意杀人。甚至像郭解、原涉这样的侠魁，皆“刺客如云，杀人皆不知主名”。

游侠的这种活动和处世方式，往往成为现实政权的对抗物和潜在威胁，但由于他们扶弱济贫、抱打不平，得财则与天下人共之，有难则为天下人解之。他们“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的侠义精神，在下层社会中，不但赢得了朋友，也赢得了避难所。

就游侠活动的范围来看，一般都在大中城市，其中京都长安是活动的中心。从游侠的出身来看，一般都比较贫寒，但在性格表现上，往往是自命清高。大侠朱家，虽然“衣不完整，食不重味，乘不过軥中”，但也不愿和曾被他救过业已显荣的季布相见。

另外，在众多的游侠中，尤其是作为游侠魁杰者，莫不有阴鸷之性。“解年长，更折节为险，以德报怨，厚施和薄望”，但其“阴贼著于心，本发于睚眦故云”。而“原涉性略似郭解，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像郭解、原涉的个性实际上在游侠群体中具有共性代表，同时这种共性还表现在轻生重义，勇于救人急难的共同心态上。

三

西汉的游侠风尚是400余年游侠活动的最高潮。此后，游侠便在中国历史上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影响，史书再也没有为其立传。这种情况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西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战争和人口的迁徙使流民群体得以控制，也使游侠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阶级基础。

流民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困扰历代政府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王朝的衰落和灭亡，也往往同流民的存亡和发展有关。西汉的农业人口过剩是造成大量流民的一个重要原因，战争是解决人口过剩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重要方式。元封四年（前107年），关东流民数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而与此同时，汉武帝发动的对匈奴和其他周边地区的大规模战争也先后取得胜利。在这些战争中，一方面，汉武帝在实行征兵的同时，开始招募士兵，把农业过剩人口和“亡人有罪者”都吸收到军队中，开赴边塞绝域，减少了农业过剩人口的压力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因防守边塞需要而实行军屯和民屯，又将自陕甘以至塔里木盆地一带的西部土地开辟出来，增加了大量的耕地面积。

有史料表明，这一时期新垦的土地超过八亿亩，而同时因为战争损伤而使“海内虚耗，人口减半”，新耕地的增加和人口本身的减少使流民又重新投入农业生产，缓和了因流民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且西汉政府还向这些地区大规模移民，当时“移民有数可考者即达八十二万五千”，况且所移之民，皆系“关东贫民”、“关东下贫”、“报怨过当”者、“悖逆无道”者、“囚徒”、“罪人”以及所谓“郡国恶少年”及其家属。这些人被强制从中原一带迁出，而留在中原一带的当然是有田有土、有钱有势的地主阶级及训良守法的佃户和农民，而游侠也随之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

其次，游侠和豪杰地主相交结，骄纵自恣，“武断于乡曲”，甚至“驰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

游侠对政治生活的干预，严重影响了统治阶级正常的政治生活，成为汉王朝推行政令的严重障碍，“如果对事情没有正确的从政治上的处理，则特定的阶级便不能保持它的统治。因此也不能解决它自己的生产任务问题”。游侠对政治的严重影响，成了主流政治的潜在威胁和折冲力量，使统治者不得不从政治上处理这些“行不轨于大义”的人。

汉景帝时，国家就开始对游侠镇压，对长安附近的一些豪杰游侠，景帝曾派官以惩治。武帝时镇压更严，“关中长安樊中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虽为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风”，但他们最终“遂谓为刑之”。昭帝崩，“而新丰杜建京兆椽……建素豪侠，宾客为奸利，广汉闻之，先风告，建不改於于收案致法。”甚至大侠魁如郭解、剧孟、原涉等最终都为官府所杀。“罪大者灭族，罪少者处死，血流数十里”的大规模镇压必然使游侠的活动有所收敛。同时，西汉政府在前127年至前96年又把各地豪强与财产在300万钱以上的大户和家资不够但闻名州里的游侠迁到京城附近，以便监视。

由于西汉政府对游侠在政治上的强硬政策，必然造成游侠风尚消失。

再次，汉武帝树立了儒术“独尊”的地位，而墨儒以及儒侠的对立，必然使其受到排挤和打击，最终使游侠失去侠气而沉沦于上下尊卑、等级森严的“儒学”的精神统治。

尽管孔子也曾说过“言必信，行必果”、“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之类的话，表面上具有“侠”的精神，但实质上儒家哲学自汉代起便消失了它原有的政治实践性，而被抽象为维护封建制度的原则性教条，变成了封建社会压迫欺骗人民的统治工具。一切与儒学原则相冲突的学说，必定受其排挤和打击。西汉特别是武帝以后，墨学面临的命运即是如此。而儒墨的根本对立是导致墨学在西汉沉沦的重要原因，这种对立，几乎使墨学这种在战国末期和秦时的“世之显学”濒于死亡。墨学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幸，最终使人们只能接受上下卑尊、等级森严的儒家思想，失去行侠仗义，蔑视世俗法律、道德的侠义精神而变成唯命是从、温顺恭敬的封建良民。

最后，部分游侠和统治阶级同流合污，上升为统治阶级。游侠社会地位和阶级成份的变化，必然使其和西汉封建专制政权的对立趋于缓和或消除，变成维护封建专制的上层统治者。

汉武帝之后，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执行，统治者开始从“重武轻文”转向“重文轻武”，并“立五经博大，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这样，各级地主阶级为了跻身政治，光宗耀祖，也随之从儒尚文，这一转变，无疑加速了游侠风尚的消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是西汉政权从“武治到文治”的重要契机，这一转变使大量的“贤良文学之士”在各级政府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西汉王朝的统治基础。但是到了西汉末年，尤其是王莽时期，由于人民不断地反抗，“文治”政权开始暴露出它镇压人民不力的特点，而当时整个社会由于受“重文轻武”的影响，不能从地主阶级中及时选拔出具有一定影响的武人，从而为游侠跻身统治阶级提供了方便。

纵观西汉王朝的历史，在王莽之前，很少有游侠跻身于统治阶级的现象，而在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的王莽新政时期，游侠入仕便成为“文治”政权的一个重要补充，从而完善了统治集团的统治结构。

西汉末年，游侠风尚开始衰落并趋于消亡，但游侠风尚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游侠的消亡，深受游侠风尚影响的武侠、剑侠都始终贯穿并影响着整个封建社会，其实质是游侠保留和延续的另一种形式。

（载《固原师专学报》1995年）